张耀杰
田汉
“田青天”的请命运动
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要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界由此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上海民间职业剧团已有69家改为国营剧团，26家成为民办公助剧团。天津民间剧团和小型曲艺组织全部改为国营剧团。原本靠着文艺演出自谋生路的文艺工作者，从此变成挂靠捆绑在政治体制与政治操作之下被包办、被供养的工具与附庸。国民党时期一直在从事和提倡在野的、民间的影剧运动的田汉，对此虽不尽赞同，却也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原因很简单，连他自己也成了被政府包起来的公家人。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艺的方针。5月2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文艺与科学界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阐述毛泽东的“双百”方针。就是在这种政治气候和文化氛围中，田汉直接参与制造了“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的高度政治化的戏剧事件。
早在1953年在杭州观看昆曲《游园·惊梦》时，田汉就与浙江省昆苏剧团建立联系。在田汉的支持下，昆苏剧团根据清代朱素臣的《十五贯传奇》（又名《双熊梦》）原著整理改编了昆曲《十五贯》，遭到当地有关领导的反对与阻止，罪名是“把封建人物理想化了，……没有表现群众的力量”。
1956年初，田汉在浙江审看演出后，建议文化部安排晋京演出。1956年4月，昆苏剧团来到北京，在广和剧场进行公演，第一天只卖出40多张票。田汉一方面联合梅兰芳、李少春、戴不凡等人在报刊上大力捧场，一方面邀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高层领导亲临剧场观看演出，从而有了毛泽东两次观看演出，并向全国人民特别是公安战线公开推荐的政治操作。
有了毛泽东的肯定，文化部和中国剧协于1956年5月17日在中南海大张旗鼓地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座谈会，周恩来亲自出席并发表讲话，说是《十五贯》的改编演出，“为进一步贯彻执行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树立了良好榜样”。会后，田汉陪同周恩来接见昆苏剧团全体演职人中时，周恩来更留下了“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经典话语。
1956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的社论，对于“只凭少数人的兴趣和口味，只凭主观臆测和一些若干年前的印象”来看待戏曲改革事业的“为数不少的现代过于执们”，提出严厉批评。田汉主编的《戏剧报》更以《反对戏曲工作中的过于执》为题发表社论，为“现代过于执”们戴上“轻视民族遗产的虚无主义者”和“用庸俗社会学武装起来的反历史主义的粗暴批评”的政治罪名。
纳入政治操作的《十五贯》，在伟大领袖的直接号召下，取得了在北京连演46天，有7万多人观看演出的大好成绩。就在《十五贯》演出在京城取得惊天动地大轰动的时候，田汉仿效《十五贯》中“体民苦，察民情，平生愿，效包拯”的青天大老爷况钟，与历史学家翦伯赞一道，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到湖南、桂林等地视察。1956年5月22日，两个人来到田汉的家乡湖南长沙，23日以微服私访的方式，参观了“樊西巷益昌里湘剧二团宿舍”，所看到的是极不人道的生存环境：“上下两层楼房住了140个人。楼下大厅住了十几家人家。隔一层帐子便是一家。单身艺人两个人一铺。也有青年女演员住在两对夫妻的当中的。人既拥挤，地也潮湿，身体和精神的健康都不能保证。”
5月28日，田汉为了慰劳抗战时期跟随自己参加过“战时训练班湘剧队”的20多位老艺人，亲自书写请柬，邀请他们到天心阁举行茶话会，由于当天下着小雨，田汉称之为听雨会。在听雨会上，田汉了解到许多触目惊心的人间悲剧：
湘剧名演员在对日抗战中已经牺牲得十分惨烈了，罗裕廷、吴绍芝、欧元霞、胡普林们都成了国殇，给湘剧界造成了难以补偿的损失。彭凤蛟才老先生和名净罗元德都是硕果仅存的前辈，这次却看不到他们了。彭先生70多岁了，年老家贫，还有一位老妻，无以为生，曾在街头卖过两年蚊烟草纸，日子过不下去，一度自杀未遂。文化局知道了，津贴了他一些钱，但不解决问题。他又不愿多向人求告，终于自杀了。其后又有罗元德，唐华政，秦连哈，陈炳奎，陈新燕的事。
最为严重的情况还在于，空前绝后的禁戏运动导致了一大批戏曲演员的无戏可演和无以为生，正如老艺人周圣溪所说：“几年来政治学习，大家都有了进步，艺人思想好了八成，只有两成余气。要求多有些真懂得湘剧的人帮助艺人把剧本改好，把艺术提高。艺人也改过一些本子，就是拿上去便如石沉大海，不知要得要不得。这倒比没有饭吃还苦。”
社会主义改造还造成了市属私办公助剧团湘剧二团与端着铁饭碗的省属国营剧团湘剧一团之间的贫富悬殊：“湘剧艺人一般的生活待遇低到每月15元、18元。最高的也不过32、33元（国营湘剧团高的到120元，但技术上并无甚高下）。这些艺人说：‘湖南谷米比较便宜，我们也还不致饿饭，但不能生病，一生病就只能拼着性命去拖。’”
在桂林期间，田汉见到的情况并不比长沙好多少：“不止一般演员住得很苦，有名的桂剧武生小兰魁夫妇和名旦玉芙蓉都住得很苦。玉芙蓉为我们演了神话剧《金精戏仪》，她是一位值得人民珍视的女艺术家，……我们去访问她的时间玉芙蓉正在进午餐，只有一样菜－－辣椒粉拌苦菜叶。她苦笑着让我们拍了一个照。人们劝她少吃辣椒，免得坏嗓子。但她说：‘不吃辣椒叫我吃什么？’”
针对这种情况，田汉借着周恩来的话头道出了由各级政府包办戏剧所造成的包而不办的可悲事实：
周总理曾经指出浙江昆苏剧团“在解放后也还是受压迫的”。当然在解放后不见得还有人当真压迫一个剧团，但由于党和政府在人民中有极高的威信，我们注意什么，什么就得到提倡；我们不注意什么，什么就得不到改善和发展，这常常在客观上形成一种“压迫”。
比起当上戏剧界的政治高官的田汉，借着周恩来的话头才敢于吞吞吐吐说出来的请命话语，1935年还是一名保释后被监视居住的政治犯的田汉，在《对于戏剧运动的几个信念》中公开发表的，才真正是自由民主的肺腑之言：
艺术运动的奇花是应该在狂飚般的运动中生长的。因此它将是野生的，属于民众，为民众，由民众的。有人说过去民众的戏剧运动碰壁了，现在该由政府来包办了，似乎戏剧运动的基础应建立在政府上。我想这是本末倒置的话，从来“民为邦本”，没有民众到处碰壁而政府单独干得起来的。救国运动如此，戏剧运动也如此。（1935年10月10日南京《新民报》。）
像这样开诚布公的肺腑之言，建国后的田汉再也没有说出过半句，他所说的每一句还算真诚的请命话语，几乎全都被精心包装在这样那样的政治安全套之中。
回到北京后，田汉把一路视察到的情况写进《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一文，发表在《戏剧报》1956年第7期上，同时还向中央政府写出相应的汇报材料。随后，田汉再一次到南方出差，从合肥到上海，从上海到武汉，一路上宣传贯彻“双百”方针。再一次回到北京时，田汉的调门升得更高，下一篇文章的题目干脆叫做《为演员的青春请命》：
在上海一次演员座谈会上，我听到好些女演员像孩子似的痛哭。……问题在于今天她们的才能应该得到更好的发挥的，却因为领导上缺乏对演员的更细致亲切的关怀，把她们搁置在那儿好些年没有适当的使用，每天的宝贵光阴消耗在按时上班看书，看报，聊闲天，开没有完的无谓的会，干业务以外的一般琐碎工作。……这个问题和广大艺人的生活问题一样必须迅速获得解决。
党号召全国各方面动员一切积极力量来从事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而我们在艺术方面每每不免把一些原来积极的因素，由于使用率低，或不使用，或使用不当，而变成消极因素。这是与党的精神和人民的利益不符合的。艺术领导是十分细致的事情，我们一定得终止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一定得消除演员们不应有的叹息和眼泪。
1957年3月6日至13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大会闭幕前一天，毛泽东莅会作长篇发言，强调要继续贯彻“双百”方针。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全党整风逐步展开，并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进行整风。一时间，有“引蛇出洞”的“阳谋”之称的大鸣大放大辩论进入高潮。
一直喜欢凑热闹、出风头的田汉，自然少不了到处点炮。1957年4月在陕西视察期间，他对“孤立地强调演现代戏，而不去学习遗产”提出批评；5月28日在剧协与美协联合召开的舞台美术界鸣放会上，他甚至有过“我们要过的是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然而，这里却是一种非人生活，这是不能容忍的！”之类的表态发言。
就在田汉鸣放得高兴的时候，形势直转急下。6月8日，由毛泽东亲自执笔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以中央名义向党内传达，说是“要组织每一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后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
根据这一指示，戏剧界的反右运动从吴祖光身上打开缺口。为罗织吴祖光的罪名，有人擅自把他大鸣大放中在文联座谈会上一个发言摘要，加上一个上纲上线的大题目－－《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在《戏剧报》第14期发表。已经被内定为反右对象的田汉，也在剧协内部整风中受到了批判与围攻，后经周恩来与周扬出面拯救和解围，才算逃过一场劫难。
政治漩涡中的殉道效忠
1962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以小说《刘志丹》为由头，对所谓的“习仲勋反党集团”进行清算，毛泽东由此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告，说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自以为“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的田汉紧紧跟进，一连写出“于今百鬼犹多事，喜得钟馗试剑图”；“何处借得猴王棒，打尽人间白骨精”等一系列替天行道的“斗争”诗。
1963年1月1日，有毛泽东“好学生”之称并有替代周恩来总理地位之意向的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在上海市举行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强调只有写十三年来的社会主义，才算得上是社会主义的文艺。接着，柯庆施、张春桥又与第一夫人江青联手策划了一个大动作：从1963年12月25日至1964年 1月22日由中共华东局在上海主办的华东地区五省一市话剧观摩会演。
会演之前的12月12日，毛泽东亲自出面在中宣部编印的一份关于“上海柯庆施大抓故事会活动和评弹改革”的材料上，针对文艺界问题做出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部门，问题就更大了。……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七天之后，被伟大领袖定性为“死人”的田汉，主持召开剧协第四届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同样被定性为“死人”的周扬到会打气，肯定了剧协的工作和创作现代戏、新编历史剧、整理传统戏“ 三并举”的既有方针。会后，田汉以剧协主席身份前往上海参加华东区话剧观摩会演，来到上海时开幕式已经举行过了。
与毛泽东的指示相呼应，柯庆施在开幕大会上发表讲话，认定“我们的戏剧工作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很不适应，对于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斗争，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
把柯庆施所说的“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揭穿了说，就是直接在伟大领袖支持下“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的柯庆施们，与自以为“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却被伟大领袖定性为“死人”的周扬、田汉们之间的斗争。在这样的“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中，被伟大领袖定性为“死人”的田汉和周扬们唯一的出路，就是中国传统儒教神道中三纲五常的第一纲：“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也就是田汉影剧作品中一再表现的高举“波陀雷尔的恶魔之剑”以灵灭肉、以理杀人的殉道殉情殉艺术殉政治殉阶级斗争的殉葬牺牲。
上海方面迎接田汉的，正是这种你死我活的“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柯庆施在“新年贺词”中把斗争矛头直指田汉，说是“反对派以’三十年代’祖师爷自居，公然向’大写十三年’ 的革命创举提出挑战，……戏曲舞台一直是’牛鬼蛇神’泛滥成灾。什么斧劈华山、水漫金山，公然跟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里应外合，紧密呼应！”姚文元也曾当众警告田汉：“不要挡社会主义的道嘛！”
几天后，大会秘书处传达上级决定，闭幕式主席台上没有田汉的座位，还要对田汉公开点名批判。周扬得到消息后，专门委派张颖到上海劝走田汉。田汉按照周扬的指示，于1月22日闭幕式当天离开上海前往苏州，在苏州司徒庙以一首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司徒庙古柏》来表白自己的殉道效忠之心：“裂断身腰剩薄皮，新枝依旧翠云垂。司徒庙里精忠柏，暴雨飘风总不移。”
1964年6月5日至7月 31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剧协已经无权参与，改由康生、江青等人直接插手。在7月31日的闭幕总结大会上，周恩来、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沈雁冰出席助阵，已经被毛泽东定性为“死人”的周扬、田汉、阳翰笙也被请上主席台。康生在大会讲话中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点名批判田汉、阳翰笙、孟超等人，把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及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逆风千里》统统打成“大毒草”。坐在台上的田汉与阳翰笙的狼狈相可想而知。从这一天起，田汉再没有坐上过领导别人的主席台。
1964年12月至 1965年1月，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江青以山东省人大代表身份正式走上政治舞台，已经被撤销剧协党组书记的剧协主席田汉，与他的老朋友阳翰笙一道被免去人大代表资格，只作为政协委员参加会议。此时的田汉依然不情愿、不甘心殉道牺牲，而是与自己笔下的许仙、张珍、鲤鱼精、关汉卿、朱帘秀那样，开始全方位地寻找救星。
1965年1月2日，在参加由周扬主持的文艺界两会代表联席会议之后，田汉在日记中写道：“上下午都是大会讨论。下午的会总理也参加了。张骏祥同志代表文联小组发言时，总理很注意地听了，他显然对我们所犯的严重错误十分关心。我真是愧对总理，我一定要切实改正错误急起直追，跟上队伍，以告慰这些关心我的同志们。”
在政治上寻找“救星”的同时，田汉自然忘不了自己在戏剧中虚拟性地表现过的一边“为民请命”一边又“民为请命”的“民”，结果却是适得其反。1月3日和4日晚上，在周扬主持召开的文艺界两会代表座谈会上，田汉受到的是“民”的集体围攻和集体强暴。据田汉日记介绍，红线女讲得“较为适当”，丁是娥讲得“很尖锐”，总的印象是“她们都恨我”。一个南国时代的学生还翻出田汉的老帐，指明《湖上的悲剧》也是一出“鬼戏”。田汉在认定此人“很不老实”的同时，却连《湖上的悲剧》中确实存在着的鬼气都不敢承认，一口咬定“不是写鬼，而是写人”。
1965年6月9日，被伟大领袖定性为“死人”的田汉，又在日记中记下这样一段话效忠话语：“沅催我快点把检查写好，我也深觉应抓住主要矛盾。应’勇于自以为非’，何况本有许多严重的非。一面决心读主席的书，听主席的话，就从解决自己思想改造问题上活学活用主席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在劫难逃的人生末路
1965年8月30日，田汉把修改后的“检查”交了上去，10月20日，他得到的回报是带着秘书黎之彦下放到顺义县牛栏山劳动改造。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炮。1966年1月，原本由田汉主编的《剧本》月刊上，推出了署名云松的一篇长文《田汉的〈谢瑶环〉是一棵大毒草》。文章于2月1日和2日分别被《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转载，田汉的弥天大罪在《光明日报》“编者按”中已经被基本敲定：
田汉同志的《谢瑶环》剧本，是在1961年写出的。当时，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获得伟大发展的同时，曾经遇到了相当严重的困难。国内的资本主义势力，联合封建残余势力，趁机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鼓吹什么“三自一包”，“单干风”、“翻案风”，诋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诋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正在这个时候，田汉同志在这个剧本中，用编造的历史故事，积极参加了对社会主义的进攻。
比起云松的文章来，何其芳随后发表于《文学评论》并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的《评〈谢瑶环〉》，显得更为权威也更有来头，文章一上来便把田汉钉在了“彻头彻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十字架或者说是耻辱柱上。
1966年5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天夜里，毛泽东下达最高指示，要求向全国全世界播发北京大学聂元梓贴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第二天，《人民日报》以《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全文刊登聂元梓的大字报，并配以陈伯达、王力、关锋等人连夜炮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第一张大字报》。一时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传遍了有“神州大地”之称的大江南北。
1966年7月，田汉和文化部、文联系统所有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大小官员，被关进社会主义学院过起集中营生活，从田汉7月7日的日记来看，他一开始采取的就是合作态度：“每天6点钟起床，6点50分早饭，8点开始政治学习，这里的政治空气浓厚，对我的改造极好。”韦君宜在《思痛录》中，为后人留下了一段更加真实的回忆：
我们那个社会主义学院只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即除了看管的军宣队之外，全体都是各单位送来的黑帮。大家互相揭发，骂起来当然是不留情面，说对方是黑帮，是反党，而自己是“上当受骗”。我记得很清楚，林默涵的名字被用大字歪七八扭地画成一只带毛的大狗，真正是一点不错的歪曲。……田汉的儿子田大畏给自己的父亲贴大字报，称他为“叛徒”。田汉到食堂吃饭，有一根肉骨头实在咬不动，他吐了，被“革命群众”当场斥骂之后，喝令把吐的东西全部重新咽下去。……但是，光是这样黑帮自斗，只用笔诛，还是不彻底。于是宣布解散，叫各单位自己领回去斗。
被剧协“领”回王府井文联大楼的田汉们，所受到的“斗争”就不再限于“触及灵魂”而常常要触及肉体了。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经卫兵后，停课闹革命的红卫兵得到了替天行道、造反有理的最高授权，从而摆出比田汉《谢瑶环》中的“吊民伐罪”更加权威也更加神圣的卫道嘴脸，全面介入了对于“牛鬼蛇神”的打斗之中。知名度最高又最不禁斗的文联系统，就是他们的首选目标。王府井大街的文联大楼一时间成为鬼哭狼嚎之地，被伟大领袖亲自定性为“死人”的田汉等人更是首当其冲。张光年对此的回忆是：“我同田汉同志最后一面，是在所谓‘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某一天，在王府井大街当时的文联大楼大礼堂中，我和田汉及别的几位难友被‘革命群众’揪斗的时刻。好容易我从台上被下来了，从身后传来‘打倒田汉’的怪吼声。回头一望，从额头沿鼻梁两边流淌鲜血的田汉同志，像平常那样挺直腰杆，迈着快步，穿过人群走上台去。我不忍多看……”
发生于1966年12月4 日深夜的“活捉彭（彭真）、罗（罗瑞卿）、陆（陆定一）、杨（杨尚昆）”的政治事件，是“文革”中最大规模的一次逮捕行动，遭到“活捉”的并不是小民百姓，而是与小民百姓一样没有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的大人物，这其中就有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条汉子”。这些人被捕后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秘密监押，根据需要用卡车拉出去轮流批斗。
1967年2月17日，田汉等人被关入专门关押高级政治犯的秦城监狱，这期间还成立过一个由军人组织的田汉专案组，归中央专案组直接领导。1967年7月，田汉因冠心病和糖尿病被化名李伍送进301医院，一边接受治疗，一边接受审讯，于1968年12月10日病逝于医院。终年70岁。
由田汉当时所写的有《田汉自传》之称的“检查”，可以折射出被钦定为“死人”的田汉并不复杂的案情：
一、我不是“反共老手”，我若是反共老手，就不会保共产党员黄日葵出狱就医，就不会在西南大撤退中救护一些党员和他们的家属，也不会引进一些音乐、戏剧工作者加入党。1936年在南京是我主动要搞戏剧流动的，不是怕死，那时候我也没有死的威胁。……我若真“大写反共剧本”，上海的戏剧工作者不会到南京来帮助我演出，早已唾弃我了。总理到南京也不会接见我。
二、我不是“特务”。国民党没有从我嘴里和笔下得到过任何东西。他们曾诬蔑我供出了周伯勋和赵铭彝，后来都证明毫无根据（见文化部审干调查）……
田汉死时，专案组没有通知家属。在家中等他归来的，是年届百岁的老母亲易克勤。
早在1919年甚至更早，易克勤就见到过毛泽东，当时的毛泽东找到她的家里，想托正在日本留学的田汉帮助买书。1933年，易克勤又认识了原名李云鹤的江青。李云鹤早年投靠著名戏剧家赵太侔、俞珊夫妇，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小职员，后来与俞珊的弟弟、中共地下党员俞启威即后来的天津市长黄敬同居。俞启威神秘失踪后，李云鹤经俞珊的介绍来到上海，最初就是投靠在田汉门下混饭吃的。吃过老太太亲手做的大碗湖南菜的李云鹤，此后以艺名蓝苹混迹于大上海的影剧界，到延安后才改名为江青。
易克勤的小儿子田沅田寿麟，于1938年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在南征北战中得了癌症，1949年5月25日在北京与田汉重逢时，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他临死时留给田汉的，只是一份政治遗言：“哥，我现在真是脱胎换骨了……我在延安经过严格的整风，在整风过程中，我不知有多少晚不能成眠。现在我的思想方向总算搞准了，不会犯什么大错误。”在给母亲留下的遗书中，他所要表白的依然是一句“妈，儿现在是脱胎换骨的人了。”（田汉《一位革命战士之死－－哭五弟田沅》，1949年9月28日《人民日报》。）
1971年11月是易克勤的百年寿诞，她远在湖南的右派儿子田洪，经多方争取才被组织上批准到北京给母亲拜寿，神智清爽的老寿星并不知道大儿子已经死在狱中，她嘱咐田洪的是：“你先要……报个临时户口，在我那房间开个铺，等寿昌回来我们一道吃饭，我们娘崽好久没有在一起了。”
不知道这位为中国的影剧事业做出过不可替代的贡献和牺牲的百岁人瑞想到过没有，自己的小儿子已经以特殊材料的身份为新中国新社会殉职献身，为新中国新社会“招魂”和“效忠”几十年的大儿子田汉，为什么偏偏不能也不愿意以中国人民共和国普通公民和普通公务员的身份，在伟大领袖领导下的新中国和新社会里安居乐业、安身立命呢？！
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上再没有哪一个影剧作家，能够像田汉那样，高举所谓“波陀雷尔的恶魔之剑”，循着中国传统宗教文化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直至“存天理灭人欲”的大框架、大圈套以灵灭肉、以理杀人，从而写出上百部以弱小弱势的男女人物殉情殉道殉艺术殉国家殉政治殉阶级斗争为代价，来追求既要天理又要人欲、既要爱国又要唯美的号称是“ 灵肉调和”的影剧作品。到了这时候，在田汉影剧作品一再轮回重演的“灵肉调和的理想+爱国唯美的招魂+以理杀人的效忠+天神救星的拯救+天理人欲的两全” 的情节模式，已经变成一个无论如何也要以田汉本人的殉道牺牲为代价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神圣死结。
田汉之死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并不是一例孤证。铁的事实是，包括左派人士在内的国人，所受到的最为直接也最为惨烈的迫害与斗争，绝对不是来自于国外的殖民侵略者和国内的阶级敌人，而恰恰是来自于一轮又一轮、一茬又一茬抢占“存天理灭人欲”的强理强权制高点以理杀人的老左派与新左派的革命同志与革命斗士。田汉之死连同整个的文化大革命，说到底是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中极其原始野蛮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直到“存天理灭人欲”的文化根性和精神癌症，在政治操作下登峰造极的结果。以拥有绝对天理或唯一真理的特殊材料自居而“存天理灭人欲”的田汉连同他的革命同志，正是自己连同整个中华民族的掘墓人；出自田汉的手笔的“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的国歌，就是迄今为止依然在祸国殃民的一个“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大圈套和大墓坑。
旧事重提，但愿先驱者田汉所遭遇过的中国特色的革命悲剧，能够就此打住并永不再来。
来源：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民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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