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收看周五（10月7日）的《新闻大家谈》，我是扶摇（主持人）。
今日焦点：廖亦武说，中共一直在做一件坏事，你意识到了吗？两个字“武汉”，关联六百多万人死亡，却快被遗忘？九死一生逃出中国，做中国最黑暗时期的“时代录音机”。
疫情封锁，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一个“新常态”，也成为压在中国人头顶的一块乌云。
我们从网上流传的许多视频都可以看到，在商场、超市，人们突然扔下购物篮向外狂奔，因为他们得到消息，这个地方要封锁了。来不及逃出去的人，就要被封在里面。
也有不少视频显示，大量民众在超市里疯抢物资。因为他们听到风声，当地即将封城，不赶紧储备物资，就将陷入在家挨饿的困境。
在网络上，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抱怨极端防疫政策带来的不便和制造的恐慌。但是，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吧，让人们变得健忘。很少有人在抱怨当下时，再去联想到这种所谓的“新常态”，源自于2020年初那场震惊全球的武汉封城。
不过，总会有人站出来，做时代的记录者，著名旅德作家廖亦武就是其中一位。
1989年，中共在天安门制造大屠杀，廖亦武因为抗议被投入监狱，在酷刑下九死一生。但他没有因此退缩，反而对中共的罪恶保持愤怒，并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笔耕不辍，记录共产中国下老百姓的苦难。
纪实小说《武汉》，就是他的最新力作，描述了中共病毒在武汉爆发时，中共连夜封城的景况。
【冲破重重困难 《武汉》终于面世】
扶摇：当初武汉封城，廖亦武人不在中国，所以他并不是个亲历者。他是怎么写出这本书的呢？本期节目，我们请来廖亦武先生，和我们谈谈《武汉》，也谈谈他自己。
廖亦武：这是全世界的民众，包括我、包括其他人，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事情。一开始它爆发的时候就非常令人震惊，就是武汉封城，一个一千万人的城市完全实行军管，这个是都没有遇见过的。
现在看起来，我是属于一个全面的记者。因为那些被封在中国的（记者），一个是他们出不了门，一个是到不了武汉的现场，一个是最多也是和我一样，通过互联网在琢磨这个消息。但是，在中国是有（网络）防火墙的，所以他们得到的东西只是一种只言片语，或者说凤毛麟角。
然后我在德国，反而成了一个能够全面地下载这些资料的这么一个人。
扶摇：今年北京冬奥前夕，《武汉》德文版在德国出版，引起很大轰动，几乎所有德媒都做了报导；今年6月，《武汉》中文版在台湾出版后，海外中文媒体也争相跟进报导。但是，这本书的出版过程，却并不是很顺利。
廖亦武：我当时还是非常地担忧，因为这个书德文版的出版非常地曲折，就是我最开始第一个版本叫《当武汉病毒来临》，是在2020年的6月份我就完成了，就提交给德国出版社。
德国出版社仅仅是出于对我的信任、对一个作家的信任，他们接受了。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版，因为那年的情况非常复杂，各种争论。就是大家不清楚，对这个病毒……突然遭到袭击的话，就像一个人对着你的脸，“砰”地一拳就完全都打懵了。
然后那些西方的记者，他们也到不了现场，也被撵出去，就是那么一种状况。所以说，在经历了两年，就是有一个不断地修改，也是不断地在英文的世界寻求出版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英文翻译和这个是同步的。
按照我以前出书的顺利的话，也是这样的，我和那个合作都是非常快的。但是这个英文版它是不断地被拒绝，不断地被拒绝。
大家都怕这个阴谋论，一个是怕阴谋论，一个是英文的大的出版社的图书市场，和中国有大量的图书贸易。当时中国（中共）方面表态很明确，就是说，谁要是说这个病毒是从中国来的，那么就是肯定要遭受重创。就是你的一些童书、西方的童书，我们都不订了。
就是在我1月26日那天（《武汉》）全面上市，当时瑞士最大的报纸写我的头一篇文章，就写到德语区一个非常大的童书出版社叫卡尔森，他们就写了一个童话，说一个孩子问：这个病毒是从哪来的？另外一个就告诉他：这个是从中国来的。中共马上就采取行动，就说，你们要么把这个删掉，要么我们就禁止进口你们的图书。
后来这个卡尔森出版社，它在德国那么大，它屈服了。屈服了它就删除，被这个报纸知道了，然后就在出版这个书的时候，把这个披露出来，然后顺便也赞扬了我的那个出版社，（说）你们真是太勇敢了。
写作的过程，第一，就是有它记录的那一部分，也有一些出版社，他对我这个记录和小说结合在一起的文体，他们感觉到有些困惑。
其实这个是他们不太了解中国的现实。我最开始写了这个（中国公民记者）李泽华，就是Kcriss，他去接近那个（武汉）P4实验室，他被追捕了。追捕到最后，然后马上就是那个（旅德学者）艾丁他进入，就是一个小说的人物。
其实我完全可以按照Kcriss他这个方向去走，但是那样的话，我这个整个作品就非常地散，我不知道要写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因为（当时武汉发生）这么多（事情），这又爆发一个武汉人被追捕；另外一个又爆发武汉人像犹太人，大家就都在报警；那又说一个他回不到家；那又一个就是跳楼。就是这么一些故事。
艾丁这个人物，它可以让一个人经历（所有）这些，他经历的全是真事，但是用一个小说的写法把它就浓缩在一个人的经历里面。
但是到最后又回到了纪实，因为这个纪实部分就像一棵树一样，它在不断地生长、不断地生长。比如说，我《武汉》这本书写到最后（〈武汉挽歌〉一章），（长诗）“武汉挽歌”的作者（张文芳），马上有一个消息，这个作者被抓了。你就必须要写，我就继续再写。一会张展的事情又出来了，你又继续再写。
如果说我要写的话，纪实的部分我一直要写到习近平连任以后。因为习近平连任以后，张展还没有放，我们还不知道她的下落。所以这个书它是一个流动着的书。我从来都没有尝试过这样一种，现在看起来这种东西是成功的。
【写《武汉》目的：为了不遗忘 为了对抗篡改历史】
扶摇：好事多磨，经历一番周折，《武汉》终于成功面世，并获得关注。那么，廖亦武写这本书的初衷又是什么呢？
廖亦武：我觉得人类还没有吸取教训。关于中国（中共）政府篡改历史，他们又不是第一次这么做。
在2008年四川地震的时候，他们就避开了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北川县。地震的中心是在北川县、都江堰、映秀，北川县这个龙门山断裂带。因为那个死人非常多，所以他们就转移视线，就命名为汶川地震。
那么汶川整个县城损失也不大，就是在地震中死去的，也就200多人。他们还假装去救援，结果跟大家说就是“汶川”地震。
现在每一个人的报导，基本上都是汶川地震。说汶川地震，就和它公布的死亡数字比较吻合，有6万多人。但是如果说是北川或者四川大地震的话，那么光是北川一个县城就死了3万多，整个全都毁灭了，你再加上其它的，那就起码是12万到15万。他们（中共）就是这么干的。
还有2003年的萨斯（疫情），谁知道萨斯是从哪儿来的？从广东佛山来的。现在你问哪一个中国人知道啊？到了今天，他们依然是玩这一套。
其实在乔治威尔的《1984》里面，他把这个独裁的技巧写得清清楚楚。他就是说，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和将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中共）要死死地咬住，（病毒）就是从美国来的，那个世卫组织命名的那个玩意儿（COVID-19），我（中共）就重复、重复、重复（谎言），不管你怎么样，我就一直在重复，重复到最后我就胜利了，我就成功地给你洗了脑了。
再过两年、三年，如果说没有一本书、没有一个作家的书在提醒这个的话，西方那些政要们他就已经是麻木了，他可能就是（只知道）世卫组织的命名。然后你看共产党就说：这个病毒就是美国运动员带过来的，你看我们的武汉都被传染了。谁能够说得清楚啊？
那么我写书的一个目的，就是非常地明确，就是要让人们记住这个武汉，无论你是们什么时候追查，就要记住这两个字。你想到这两个字，然后你想病毒就从这个地方来的的话，那么就是说无论何时何地，相隔10年，或者说更长的时间，人们都会清楚，这个病毒从哪里来。
我就不相信，总会有胆子大的政治家，他会提出这个问题。虽然说这一代的政治家都是非常懦弱的，还是想和中国做生意嘛。
现在的人们就像无头苍蝇一样，没有办法厘清自己的思维，现在全都是围绕着习近平，看他下一步要怎么样胡搞，就是这种，而且全世界也是这样。
虽然说乌克兰的战争分散了世界、西方对中国的注意力，但是乌克兰的这场战争是看得见的战争，在它之前长达两年，（疫情）是一场看不见的战争。这场看不见的战争——无论乌克兰这场战争如何发展——这一场战争的话，它在全世界造成的死亡、造成的损失，我觉得都比乌克兰的战争要大。
因为它（俄乌战）无论怎么样，它是一个区域性的，除非哪一天普京疯了，用那个核武器。如果排除用核武器的这种可能，那么就是这场看不见的战争（损失更大），直到今天我们也要应对这个东西。
【封城模式来源被遗忘？廖亦武：将不遗余力重复真相】
扶摇：想让人们记住这场灾难的源头，对抗中共篡改历史，是廖亦武写书的出发点；而人类遗忘的本能，和中共继续以封城加强独裁的做法，是他推广这本书的动力。
廖亦武：（2008年四川大地震）我写过一本《地震疯人院》，当时我的房子也在摇，但是我当天就跑到都江堰去了，就是动作很快。我的动作就是这方面敏感，我的动作那比记者、比其他人要快得多。然后我当时就采访到一个人，她的女儿突然之间没了，她当时就哭啊，（喊）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就一直在哭，然后我就拿那个录音机就对准她，两面全是她的哭声。
后来她就找政府，她说（人）是不是埋在废墟里面了？政府说，据我们了解，她没有埋在废墟里面，她是拉到火葬场烧了，你到火葬场去找。她就找了二十多个火葬场，都没有找到。
突然有一天，那个废墟上就像地毯一样，铺了一片绿头苍蝇，然后她就非常地愤怒，她说（人）肯定就在里面，她有个直觉。结果一掏，她的女儿和另外一个女孩抱在一起，都成骨头架子了。就是当时那个惨状，我也拍了很多照片，就是那个。
但是第二年，我又去采访她的时候，因为她将近40岁，她还能怀孩子，她又怀上了。我就让她再回忆一下当年她女儿的事情。我说，你认得我吗？你当时还在哭。她就差不多不愿意再讲，她就在向往她未来的生活了。她说没有什么意义，说过去没有什么意思。
这就是人类的一个本能，因为如果说你要老是记住某一个事情的话，那么人类就没法生活，没法活下去，因为历史上那么多的灾难。
你如果不记住的话，很多事情很可能被忘记。
这本书我会不遗余力地推广它。现在除了中文版以外，已经有了德文版、意大利版和日文版，我觉得远远不够，我无论怎么样（要推广），尽管是在英语市场处于屡战屡败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因为世界的一个主导，就是一个遗忘，它就是一个遗忘。但是关键是，有习近平在，这本书就特别的重要。
因为现在又这么封城了，包括（四川）发生了地震，大家都不准下楼，就是核酸是重中之重。
从2020年1月23号武汉封城，习近平就开创了一种模式，就是封城清零。这个模式一直在延续，他也不管这个病毒的演化，也不管其它。首先就是封城，然后清零。而且后面封了那么多城市，现在据说是在二十大之前已经封了三十多个城市。
但是许多人已经忘记了这种模式是怎么样来的，就是从武汉封城来的，而且全都没有变。这个就是演变成一个高压而合理的这么一个镇压的手段，今年最流行的两个字就是“核酸”。
那这样的话就让西方很多人，包括特别是政治家们，一下子看清，觉得我跟你打交道，是不是我脑子出了问题？你智商那么低，难道你看不清楚？他就是看不清楚。
所以说习近平是我最大的一个推销员，我必须要趁着他连任的时候，继续要推广这本书。如果我不抓紧的话，人们就记不住这个东西，那就是对于我来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对于这个人类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侮辱我们智商的一个行为。
【被中共迫害 反成为“时代的录音机”】
扶摇：在访问中，除了谈《武汉》，廖亦武也和我们聊起他之前在中国的经历，以及逃离后，回望中国社会现状的感受。
廖亦武：共产党把我培养成了记忆力超强的一个作家。因为我以前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追随垮掉一代，鲍伯‧迪伦，金斯伯格他们。然后就一下子坐了牢了，坐牢接触了大量的死刑犯，我本身也受了很多折磨。
我在监狱里面自杀了两次，然后我就接触了那些死刑犯，一个杀了他老婆然后吃掉，他觉得那是一种“爱”；另外一个就是从监狱逃跑的，他是从粪坑里面逃跑，特别臭。
他们一个睡在我左边一个睡在我右边，他们在那等待死亡，然后也睡不着觉，跟我讲他们的故事。我说：别讲了，别讲了，都讲了几十遍了，我也不愿意听了。他说：你必须要听，你是我们人生当中的最后一个听众，我们不讲给你听讲给谁听啊，我们也没其它的事，就在这儿等死，你就必须要听。
我当时就是一个（被）强制性的，把他们的故事听了几十遍。出来之后，你就觉得你很不正常，因为你睡觉都要梦到那个杀他老婆的人。
我觉得既然这样，我就把它给写出来了，写出来就是为了摆脱它而已，就是治疗自己的这么一个病态。后来发觉有一种危险，就是自己会逐渐忘记，就是说自己坐了牢也就白坐了，自己干的事，自己认为我朗诵了个《大屠杀》，抗议了。在当时是我唯一的一个文人，写了《大屠杀》，还拍了电影，然后就是那么大的案子。
人们根本就不让你谈这种事情，你不写的话就被这个社会所抛弃了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记忆力就是得到不断的训练。我采访了很多人，三百多个底层的人，我要把他们的经历写下来、记下来，必须要有超强的记忆力。
这样就到今天，记忆成了我的工作，我就成了“时代的录音机”，这个是德国人这么叫我的：“时代的录音机”，廖亦武可能是中国当代最前沿的一个编年史家，他是一个时代的录音机。就这么评价的。
中国的社会简直就是不值一提了，一个大垃圾场，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人们的观念也很垃圾，环境也很垃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更垃圾了。
一个是他们在天安门屠杀之后，就拒绝了民主改革的进程，然后让人民群众付出了代价，觉得政治不是好玩的，你要玩这个就用枪来对付你。就是一个恐惧，恐惧他们转而就追求金钱，人民币就成为人的“宗教”。
人民币那个赚钱，你不可能每个人都赚钱，就必须是那些最坏的人能够赚到钱，就是因为他们会诈骗，会说谎，会那个……就是“玩得比较开”。而且有权力的人他们会挣到钱，因为他们和他们的父母那些，都是和共产党的利益集团在一起的，那么就造成了坏的一个循环。
当然你可以说，中国古代也有那种坏的东西，但是那个时候，中国传统文化它会制约它。有些规矩，比如说忠孝仁义，这些虽然说比较古老，但是它的确作为一个规则，对人有一个道德的制约。现在道德制约也没有，共产党通过土改、通过一系列的（运动），就把传统的一部分也斩断了。
这就是说，即斩断了先进的这一部分——西方的民主制度，西方的自由、人权、平等，这个斩断了；又斩断了传统的文化。所以说中国（中共）就是前苏联生下来的一个怪胎，它什么都没有，没有信仰，就是权力和金钱。如果你要挑战它，它就用最残忍的手段把你给干掉。
中国现在是处于一个最黑暗的时期。
《新闻大家谈》制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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