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né à Paris le 29 juillet 1805 et mort à Cannes e 16 avril 1859）是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巨人。密尔称他是第一位“民主哲学家”。他以一位法国落魄贵族的眼光，深入 探讨美国民主制度的优劣，也借此深入研究了民主制度本身。
托克维尔家族是法国年代悠久的贵族世家，他的父系是佩剑贵族，也就是那种跟随国王出生入死，以战功受封的贵族。
法国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家族几乎全部上了断头台，他的父母只因临被处决前，罗伯斯庇尔倒台才幸免。他的父亲埃尔韦年仅24岁。
1815年，拿破仑帝国崩溃，波旁王朝复辟。路易十八登基后，立即颁布了《宪章》(Charte)，这个宪章其实包含了许多大革命的成果，波旁王朝已不再是绝对君主制的王朝，它承认了立宪原则，法国成为了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但毕竟波旁王朝又回来了，王位上坐着的是路易十六的弟弟。
托克维尔断定，尽管波旁王朝重登王位，但旧法国已经一去不复返。无论保皇派如何祭出旧制度的亡灵，给社会“洗脑”，法国人已绝无可能重拾旧制度的碎片，跟着绝对王权的旗帜走。
1820年，波旁王室可能的男性继承人被人刺杀，自此温和派立宪政体的自由化改革就被打断了。
1825年路易十八驾崩，阿图瓦伯爵继位，是为查理十世。
1830年，愚而自用的查理十世突然连发四道敕令，限制出版自由、解散下议院、以国王意旨修改选举法、提前举行选举。这些倒行逆施立即引起人民起义，反抗这些倒退的法令，巴黎街头街垒林立，流血冲突不断。仅仅三天之后，查理十世就收回敕令，宣布退位，让位于他的孙子，即所谓“奇迹之子”波尔多公爵。
在查理十世匆匆逃离巴黎时，托克维尔在场，他亲眼看到国王所乘马车装饰的波旁王朝的徽章上溅满泥水，心中百感交集，泪如雨下。上台的路易－菲利普号称“法国人的国王”，在这个七月王朝之下，法国的君主制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了。
托克维尔这样评价查理十世，“我们在历史中见过不少领导人，他的知识结构、文化水平、政治判断力和价值选择，会停留在青少年时期的某一阶段。然后不管他活多久，也不管世上发生多少变化，他都表现为某一时刻的僵尸。如果有某个机缘，让他登上大位，他一定会从他智力、知识发展过程中停止的那个时刻去寻找资源，构造他的政治理念、价值选择和治国方略。这种人的性格一般都执拗、偏执，并且愚蠢地自信，愚而自用，以为他捍卫了某种价值，能开辟国家发展的新方向。其实，他们往往穿着古代的戏装，却在现代舞台上表演，像坟墓中的幽灵突然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人都知道他是幽灵，他却以为自己是真神。但是，他选择的理念，推行的政策，无一不是发霉的旧货。”
1848年，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第十二版的前言中说：“本书写于十五年前，写作时始终专注着一个思想，即认为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
在美国“社会是由自己管理，并为自己而管理，所有的权力都归社会所有，几乎没有一个人敢于产生到处去寻找权力的想法。人民以推选立法人员的办法，参与立法工作，以挑选行政人员的办法参与执法工作。可以说是人民自己治理自己。人民之对美国政界的统治，犹如上帝之统治宇宙。人民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结果。凡事皆出自人民并用于人民”。
从他的这些话中，清楚地听到了林肯的伟大名言：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也就是民有，民治，民享。
在美国，不存在中央行政集权，它的行政权力高度分散于乡镇和各个州。他反驳欧洲那些信奉中央集权的人，
托克维尔说，中央集权很容易地让国家表现得秩序严明，但实际上这种良好秩序让整个社会处于昏睡状态。
“在我看来，中国是以最集权的行政，为被统治的人民提供社会安逸的最好代表。一些旅行家告诉我说，中国人有安宁而无幸福，有百业而无进步，有稳劲儿而无闯劲儿，有严苛的制度而无公共的品德”。
在一切专制暴政国家内，老百姓通常会用“不问政治”这样的托辞来保证自己的安全，实际上这是放弃了做人的资格。虽然这个放弃是被迫的，是一种恐惧中的选择，但是在逻辑上，暴政之下没有“人”，只有“类人”，他们没有本质，只是供暴政蹂躏、驱使的材料。这种状况是托克维尔高贵的心灵所不能忍受的。所以他断言，“如果一个民族只要求他们的政府维持秩序，则他们在内心深处已经是奴隶了”。
托克维尔这样评价法国大革命，“1789年的最初时期，那时对平等与自由的热爱，共同占据着人们的心灵。他们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
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两重性的分析，也就是说从革命初起时人们追求自由的激情，转变为革命恐怖，而在革命落潮后，人们又甘愿臣服于专制统治，其关键点何在？在托克维尔看来是对自由的态度。托克维尔认为，只有对自由坚韧持久的热爱，把个人自由的达成当作革命的最高目标，才能使革命成为推动社会与个人走向光明的动力。他说：“不少人可能会指责我，在本书中表达了一种对自由的完全不合时宜的酷爱，他们要我相信，在法国再没有人关心什么是自由”。
现在当他反思大革命时，特别是当他反思大革命向专制制度的转变时，他再次强调这个立场。他说：“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日益联合起来。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
托克维尔认为，一个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以倒向一种民主的专制。这种专制，就是多数人的暴政。他断言：“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
十八世纪启蒙哲人的理念，“例如人类生来平等，因此应废除种姓、阶级、职业的一切特权，人民享有主权，社会权利至高无上。这些信条不仅是法国革命的原因，而且简直就是大革命的内容”。 所以，我们看人权宣言第一句话就是—— “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
“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这里，托克维尔说的是，如果专制统治者能洞察民主自由的潮流，将不可阻挡地改变旧的政治结构，而他能主动地引领社会完成革命，则这场变革将以较少的社会代价，平稳地完成。这对人民，对社会，对君主，对统治阶层都是好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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