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虎宇
在西方社会，私有资产被看作是不可侵犯的天赋权利的一部分。西方的商业文明和民主政治都是建立在保护和尊重私有财产的基础之上。在正常的社会体系下，无论是传统中国的王道政治，还是近代西方发展出来的民主政治，都以保护和尊重个人财产为立国之基础，以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和道德规范为统治的最终目标。
然而，不幸的是，19世纪中叶之后，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降临欧洲，并于20世纪早期时代蔓延到中华大地。被共产主义侵蚀的人们，否定人类社会的一切好的传统，用暴力和恐怖主义手段，从信仰、宗教、道德、伦理、政治、经济等领域全方位的颠覆人类文明。为了达成从思想和灵魂上控制人类社会的目标，共产主义分子们推出的第一个社会改造目标就是废除私有制，将一切社会财富都收归为所谓国有，实则就是据为共产权贵己有，以达到通过控制社会财富，使民众的经济无法独立，从而逼迫人们不得不依附于共产权贵，最终放弃独立的思想和精神。
今年是中共这个西来幽灵祸害中华大地的第100个年头，这百年红祸，中共以恐怖主义方式不断掠夺中华儿女的个人财富和中华民族的国家资源，把一个繁荣几千年的中华古国搞得文化凋敝，山河破败，遍地灾殃，黎民悲苦不堪。
绑架勒索斩首人质—— 革命烈士原来是恐怖分子
1930年7月，担任江苏信江苏维埃主席的中共领导人方志敏，带领手下的红军攻下了江西瓷都景德镇，绑架了好多在景德镇经商的外国商人，在对外国商人的家属勒索巨额赎金后，这些外国商人被释放了。而当时景德镇的中国富豪，中国最著名的瓷器美术大师邓碧珊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的家产被抢光后，他本人也被红军斩首。
1932年6月，方志敏带领手下袭击了浙江衢州著名的文化名城廿八都，绑架了当地200多名富商索要赎金，当地人不得不担子挑着一筐筐的银元来赎人。大概是这里的人有钱，两个月后，方志敏再次抢劫了廿八都。方志敏们的抢劫和绑票摧毁了这座繁荣了几百年的古镇的经济体系，从此以后，这里就开始衰败了。
1934年12月，方志敏们的绑架勒索恶行突破了新的高度，一对美国传教士夫妇成为这帮赤匪屠刀下的冤魂。这对遇害美国夫妇是师达能（John Stam）和史文明（Elizabeth Alden Scott “Betty” Stam）。1934年12月6日，方志敏的部下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攻占了安徽省的旌德县，绑架了师达能夫妇以及他们只有3个月大的婴儿海伦，红军向师达能所在的教会索要2万块银元的赎金，在勒索企图不能得逞后，红军将师达能夫妇斩首。
在将要杀害师达能夫妇时，一名中国的基督徒从人群中冲出来，请求红军不要杀害这两名传教士，但是这名中国基督徒也被红军在现场斩首。而在师达能夫妇被关押期间，看守的红军甚至要杀死婴儿海伦，这时一名被关押的中国人站出来，质问红军为何要杀害一个婴儿，红军人员说，你愿意替这个婴儿去死吗？这位中国人很坚决的说，愿意用自己的命换取这名婴儿的命，于是，这位义勇的中国人被红军当场砍死。而海伦则幸运的躲过一劫，在父母遇难后，被中国的基督徒带走，最后被送到山东济南海伦的外公外婆手中。
绑架撕票，杀害美国传教士的消息，在国际上引发了轩然大波。在美国政府和中外舆论的压力下，当时的国民政府暂缓了对中央红军的围堵，抽调大批军力全力围剿方志敏部，击毙了杀害师达能夫妇的凶手寻淮洲，并活捉了方志敏。1935年8月6日，方志敏被国民政府处决。
绑票、勒索赎金、撕票、斩首人质。如果将方志敏们的所作所为与当今的ISIS或者塔利班等国际恐怖分子们的行为做一个对比，人们会发现，二者是多么惊人的一致。
而翻开红军的历史，方志敏们的行径并不是个案，而是红军普遍的行为。比如李先念的红军在鄂西一带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不是绑一个，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绑一个，叫做“绑活票”，就是不杀人质，留下活口，目地是要家里人一坛一坛不断送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人质家破人亡，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有人质因此被惊吓折磨致死。绑架富人和外国人勒索赎金，这是中共重要的革命经验之一，在中共领导人的一些回忆录里，这些抢劫杀人的经验甚至被中共的后人们津津乐道。
种鸦片、贩毒—— 恐怖分子共同的生财之术
1944年9月8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为一名叫做张思德的八路军战士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参加了追悼会，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讲话，赞扬张思德是为人民利益而死，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毛泽东的这篇悼词文章，后来被选入了中国大陆的中小学课本。
张思德据积极参加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在9月5日在窑洞烧木炭时，因窑洞塌方而死。然而据大陆学者张耀杰的研究，张思德并非死于烧木炭，而是在烧制鸦片的过程中意外身亡。根据史料，中共一直宣传的在延安的南泥湾地区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其实只有少部分土地种了粮食，大部分都种上了鸦片。张耀杰披露，他曾亲自到南泥湾实地考察，“据当地政府官员讲，南泥湾本来是延安地区唯一的一片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极其野蛮落后的方式砍伐烧荒后，种植了大片的鸦片，张思德，就是在烧制烟土的过程中被活埋在窑洞里面的。”
关于共军在延安种鸦片出售赚钱的历史，前苏联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尤的《延安日记》中有详细记载。彼得在《延安日记》里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一二零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
为此，彼得问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而受到惩办，但是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没吭声，一旁的邓发则代替毛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
种鸦片、制毒、贩毒是恐怖分子筹款的重要途径，阿富汗在塔利班的控制下，已经成为世界上的头号鸦片生产国。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8年的数据，阿富汗是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生产国，其鸦片产量占世界供应量的80％以上。这些鸦片主要来自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南部的赫尔曼德省和坎大哈省。美国监管机构阿富汗重建特别检察长办公室估计，非法毒品占塔利班年收入的60％。
鸦片养活了中共军队，也养活了塔利班这帮恐怖分子，如今塔利班重新掌控了阿富汗的政权，世界上主要文明国家都对此忧心忡忡，唯有中共为此欢欣鼓舞，并公开给予新生的塔利班政权物质支持。这是因为中共和塔利班都是恐怖主义的奉行者，二者臭气相投。
土改的手段—— 杀人害命、夺人妻女财产
中共的所谓土地改革，从1927年8月的南昌暴动之后就开始了，所谓的“打土豪分田地”，就是通过杀人的方式，抢劫地主的土地和财产。中共党内第三号人物陶铸的土改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也就是每村都要枪毙地主。
从1927年打土豪分田地时期开始到五十年代的土改运动，中共数次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按照教科书上的官方说法，这是因为在中国农村，极少数人占有绝大部分农耕地。但是旅居加拿大的华裔历史学家赖小刚2021年7月在接受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这是一个谎言。实际上，至少在中国北方，农村土地占有相当平均。大户人家积累的财富和土地不到三代人就会分散。这是因为中国的财产继承制度是兄弟平分家产，这造成中国农村赤贫和暴富的家庭都很少。
赖小刚说，中共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自己控制的地区推行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目的之一就是要消灭当时被称为地主阶级的乡绅阶层。这场运动整个抗战时期都在进行，强度越来越大，到国共内战时发展到分地，分财产，分女人。许多地主全家被杀。和赖小刚的母亲在同一家医院供职的一个护士，全家人只有她因为正好去了亲戚家而侥幸逃脱。
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中描述：土改时最常见的杀人方法是斗争会，给地主富农编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然后问台下怎么办。台下也安排好了中共党员或积极分子，领头高喊“该杀！”于是地主富农就被就地处决。当时农村里有些田地的都被定为“霸”，经常欺压百姓的叫“恶霸”；经常修桥补路兴学赈灾的叫“善霸”；什么也不做的叫“不霸”，这种划分并无实质区别，因为不论哪一“霸”的结局常常一样──当场处死。
2003年，原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副教授谭松开始对川东地区的土改历史进行调查研究。川东地区指的是原四川东部，也就是如今大重庆地区。他历经14年，遍访川东土改亲历者，写下50余万字的口述史书稿《血红的土地》，将川东土改血腥残酷的真相记录下来。
2019年谭松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当时在土改运动中，追逼地主金银，就把很多地主逼上绝路。在川东忠县有一对夫妇叫黎大雪和肖正静，他们是工商业兼地主，在他们所有财产都交完了而土改民兵仍然酷刑追逼时，他们只有自杀。这对夫妇是手牵着手一步步走向长江，走向死亡的。
谭松说，在土改运动中，对女性的凌辱和残暴，是人类文明难以想像的。有一个叫彭吉珍的女的，为了向她逼要金银，居然把她活活的放在炭火上烤，烤得她的乳房和肚皮往下滴油。当然这个人没死，被拉起来了。后来我采访了她的儿子，她儿子跟我讲了亲眼看到妈妈身上的那种伤疤。我书上记录了上百个这种类似的故事。
谭松说，有个叫梁文华的女性，她因为是当地最美的一个美人而遭殃。她本来也不是地主，她是个老师。她父亲是银行的经理，买了点田地，所以她父亲被拉来斗打。因为梁文华长得漂亮，所以这些民兵们就把梁文华也抓来。抓来之后，一晚上十几个民兵活活把她轮奸致死。
谭松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列举了土改造成的十大恶果，比如：它摧毁了中国农村的精英阶层和乡村的文化艺术，让不少痞子型的人登上舞台；它破坏了中国乡村的和谐，使残暴和血腥在中国乡村大行其道；它改变了农村贫富价值观——以穷为荣，以富为恶；它把不劳而获、抢劫瓜分别人财物的土匪行为当作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行动。这种作法，既败坏了人心和道德，又为社会的乱象埋下了隐患，等等。这些恶果影响至今。
赖小刚说，乡绅阶层也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中国两千多年里无数次改朝换代，社会根基却基本不变，就是因为有这个阶层的存在。乡绅阶层被消灭后，一个以孔孟之道为基石的道德体系也随之崩溃。土改中夺人妻女财产，杀人害命，这些行为违背了最最基本的伦理规范，所造成的破坏很难恢复。中国乡村黑恶化，根源就是土改。
根据维基百科资料，土改剥夺了农村乡绅阶层的土地和一切财产，剥夺了100万至500万人的生命，从而彻底消灭了农村的精英阶层，改变了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
三反五反—— 因朝鲜战争需要而抢夺工商业者财产
上海汉口路456六号是一座三层的西式楼房，原是上海一家小有名气的私人药房“大康药房”的所在地。店主是王康年。
1951年，朝鲜战场硝烟正酣，由于前线作战部队急需各类药品，导致全国药品供应十分紧张。1951年8月，志愿军某部军需官来到“大康药房”，要求订购价值3亿多元（旧人民币）的药品及医疗器械，而且要求赊账。王康年向军方表示自己“店小利薄”，资金无法周转，而且在此之前，军方已先后2次提走药品，欠下5亿多元（旧人民币）的药款未付，“大康药房”已经无力承受“赊账”了。然而王康年的解释并没有得到中共军官的同情，反而遭来一顿训斥。以后该军官两次登门，要求“大康药房”发货，均遭王康年的拒绝，由此埋下了杀身之祸。
为了满足庞大的战争需要，中共对资本家和工商业者举起了屠刀。1951年年底，中共开始“三反五反”运动，这是中共建政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其中“五反”名义上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实际上就是为了抢资本家的钱、甚至是谋财害命。
1952年1月31日，大康药房的工会主席董渊带着4名革命职工找到了王康年，要求他交代“五反问题”。王康年不解地回答：“我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有的话，希望大家提供材料。”第二天，大康药房举行了“职工大会”，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董渊等人纷纷上台，“义愤填膺”地对王康年进行了“揭发”，“揭露”他偷税漏税，用欺诈手法骗取和拖欠国家银行大量贷款，私套外汇，先后共计盗窃资财26.1亿元（旧人民币），使国家遭受极其严重损失。然而这些“职工”并没有说明是如何得到如此详尽“证据”的。王康年听了这些无中生有的“检举揭发”，犹如晴天霹雳，脸色变得煞白，王对天发誓，甚至不惜以自杀示清白。
而在《解放日报》上刊登的王康年的黑材料，里面说的最重罪名的还不是偷税漏税、套取外汇，而是说王康年将带菌的棉花、旧纱布做急救包，导致成千上万志愿军伤员遭感染身亡。这一下子，全国人民都愤怒了，各地都有人来信揭露王康年，并要求将王康年处以极刑。其实王康年经营的仅仅是一家普通药房，所有药品都是从其他药厂进货而来，“大康药房”只做零售，没有工厂，自身并不具备“制假”的能力。
由于没有真凭实据，王康年的案子一直拖到了第二年。直到毛泽东对“三反、五反”运动发出指示：“一定要在运动中杀几个做样板，用来教育群众！”上海市法院才于1953年2月28日，宣布罪犯王康年“证据确凿、罪行成立，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当天，年仅29岁的王康年被以“贩卖假药、骗取志愿军购药巨款”的罪名执行枪决。
王康年被杀害以后，全国的资本家和工商业者开始“踊跃”响应“党的号召”，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捐飞机”热潮。据统计，仅上海的资本家和工商业者们“捐款”的金额就高达6千多亿，折合飞机404架，受到了陈毅市长的“高度赞赏”。
“五反”运动使所有资本家在劫难逃，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想死又不能跳黄浦江，因为会被说成去了香港，家属还要继续交税，只好跳楼而死，让中共看见尸体好死了心。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少降落伞部队”，实际上就是问又有多少商人跳楼。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从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其中有很多资本家是全家一起自杀。据计算，到1952年10月“五反运动”结束，查补的“五毒帐”达30多万亿元，是朝鲜战争军费的一半有余。
公私合营—— 中国私有企业的集体死亡之路
在中华民国时期，私有企业一直是中国经济的命脉。在中共建政初始的几年内，由于中共放手让私人企业发展，中国的私有经济发展迅速。根据中国的统计资料，在1949年，中国境内共有资本主义工业企业12万3000个，生产总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3％。到了1952年，私有经济成分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约是80％，处于绝对优势，为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在中共建政前夕，为了使自己刚刚建立的政权站稳脚跟，中共决定中国要先经过15年到20年的资本主义过渡期，再进入社会主义。但是在中共建政将近三年以后，“官僚资本”被收为“国有”了；农村的土改完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消灭了大量所谓潜在的“敌人”；“五反”运动使至少三分之一的私人企业主受到整治或者警告；在朝鲜战场上，中共军队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军队似乎打成平手，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共都颇为有利。这时，毛泽东的政策开始变了。
1952年9月，毛泽东就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消灭私人资本了。1953年6月，毛泽东提出了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否定了10年以后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既定决策，表示“要在10年到15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路线被称为“一化三改”。
1953年，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利用、限制、改造”的六字政策，还正式提出“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和消灭资产阶级，这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可见，毛泽东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质就是消灭私有制、是公开抢劫和全面掠夺私人资本的代名词。
1950年，中共颁布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私营公司的盈利，除了缴税和提取10％的公积金之外，私方股东的酬劳不少于60％的余额。而到了1953年，就改为“四马分肥”，私营股东所得红利从60％降到25％。
1955年11月以后，中共在《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报告和《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中，规定对资本家采取赎买的办法。所谓“赎买”，不是由国家另拿一笔钱收买资本家的企业，而是在企业每年生产获得的利润中，拿出一点分给原私营业主，这就是按照固定资产价值付给定额利息，这叫做“定息”。定息息率，1956年2月为1厘至6厘，1956年7月定为年息5％。定息期原定7年，到1962年止，后来又改到1965年止，即一共付给十年的定息。
用定息的方式进行的所谓“赎买”，实质就是用一个人的本钱产生的部分利息来“赎买”这个人的本钱。中共拿走了私营业主的全副身家财产，给人家支付5％的年息十年之后，就永远霸占了人家的财产，这与强盗何异？
据公开资料，1956年1月10日，北京首先宣布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随后，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西安、重庆、沈阳等大城市以及50多个中等城市相继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在公私合营过程中，广州以王老吉等民族工商业的代表表现出“合作”的态度：公私合营后，每年制药厂向王家等私股持有人支付5％的定息作为分红。实际上，根据当时的情况，这一定息不但远低于制药厂的盈利，也低于银行当时的定期存款利息。
公私合营运动彻底消灭了中国自晚清洋务运动以来产生的那批民族企业家。到1956年，全国各地公私合营结束之时，私营企业在中国已经不复存在，八十几万原私营业主失去了产权，成了定期领取定息的被赎买者。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共权贵鲸吞国有资产的猎场
从1949年10月到1978年12月，中共在建政近30年的时间里，通过实施国家暴力和恐怖主义从各阶层民众手中夺取了土地、工厂、企业和大量私人财富。在此期间，由于中共实施所谓计划经济，在意识形态上提倡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允许私人经营，中国的整体经济水平很低，大多数民众都处于贫困状态，在中共内部，大多数中层和基层官僚也没有机会获得更多财富。
从1979年开始，中共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允许个体和私营经济存在，鼓励人们致富。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进一步提出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此完全打开了中共权贵鲸吞国有资产的大门。
2006年，山东最大的国有公司——拥有738亿资产的鲁能集团被几个身份不明的神秘人物悄然黥吞。2007年1月8日，传媒人胡舒立任主编的《财经》杂志的调查报导〈谁的鲁能〉一文披露，两家被称为“绝密中的绝密”的公司，以37.3亿元的价格，买下了账本净值738.05亿元的鲁能集团91.6％股权，导致700多亿国有资产的流失。整个收购的过程非常隐秘和复杂，外行根本看不懂。不过，也有报导说，鲁能的实际价值高达1100亿元甚至更高。
之后海外媒体爆出鲁能的实际收购人是曾庆红的儿子曾伟。香港知名政论家林保华曾在《自由时报》中直接点名：“鲁能转制所涉第一个关键人是曾伟。”《财经》的报导没有点出曾伟的名字，但之后《财经》遭到重大打击，总编胡舒立和她的团队被赶出《财经》杂志。
鲁能被低价收购，这类空手套白狼的手法是中共权贵集团鲸吞国有资产的标准操作之一。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里，共产党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名义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掠夺了他们的私有财产，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在一个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都被中共绝对控制的社会体系下，中共借助市场化这个工具，通过各种“合法”手段，将绝大部分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到自己手中，成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党的新贵们因此成为比过去资本家还更富的官僚资本暴发户。
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人们发现，中国几乎所有重要行业都被中共太子党集团所控制。红色家族经30年运作，已成为左右中国政经大局的一股主要力量。高干家庭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瓜分和控制国家重要行业，从能源、电力、矿业开采、军工生产，再到金融、教育、文化出版、医疗、市政公共事业、交通等这些领域，已经被中共的红二代和太子党们垄断。如江泽民家族控制中国电信行业，曾庆红家族、周永康家族控制石油能源行业，李鹏家族控制了电力行业，邓小平家族控制了地产、有色金属、甚至军火行业。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淮控制了影视行业。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曾执掌垄断中国机场、口岸和地铁安全扫描仪的国有公司等，数不胜数。
在中共红色权贵控制一切文化、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前提下，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的中国民营企业无法真正独立发展，而只能成为中共权贵或大或小的一个个白手套，成为权力的附庸。
而红色家族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后果，是让中国大陆成为全球贫富悬殊最大的国家。早在2006年，据《中国青年报》报导，大陆某权威部门在报告中指出，“（中国）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集中度远远高于‘5％的人口掌握了60％财富’的美国。这份报告被大陆中文网路和媒体广泛转载和报导。同样是2006年，根据中国社科院等部门做的《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在中国资产超过一亿美元的大富豪中，中共官员家属就有9700多人，占富豪总数的86％。中国各级官员的年收入，已经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到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到85倍！
2020年5月28日，李克强在中共两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透露出中国经济的部分实情——“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
结语
中共统治中华大地70多年，从经济角度来看，就是通过国家暴政和恐怖主义手段将全社会的财富进行了一次重新分配。前30年化私有为公有，后30年化公有为私有，经过这么两次的折腾，中国原有的自耕农、地主、手工业者、工商业主、资本家被一一铲除，中国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被中共权贵们所垄断和瓜分。
改革开放后实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是红色权贵围猎的资本猎场，红色权贵们在这里享有一切豪华奢靡的物质生活，并且在政治上拥有不受监督的无限权力，而普通的中国人则没有私有土地，没有私有房产（只有70年房屋使用权），没有受法律保护的私有企业（企业随时可能被权贵剥夺），普通中国人只能成为中共红色权贵围猎的对象，成为一根根随时被收割的韭菜。
《九评共产党》中说，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是民众所有社会权利的基础，很多时候，也是民族文化载体的重要部分。被剥夺了私有财产的人民，也必然被剥夺精神和意志的自由，进而最后丧失争取社会和政治权利的自由。
——转载自《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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