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Jan Jekielek采访报导／原泉翻译）“很多社会都是围绕着没有疾病和有疾病的理念建立起来的，这就是我们所做的。它很严峻，很残酷，很反现代。”
在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举行的首届会议上，我们采访了布朗斯通创始人兼总裁杰弗里·塔克 (Jeffrey Tucker) ，讨论了疫苗规定、封锁政策的破坏性后果，以及他创建一个能够自由讨论、探索科学的思想圣地的愿景。
“关闭学校、关闭教堂、派特警到德州乡村的酒吧去逮捕那些喝酒的人——他们做了所有这些可怕的事情。但一旦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对这项全民实验投入了如此巨大的资金，现在就遇到问题了，对吗？”塔克说。
杰弗里·塔克说，我们的所作所为令人愤慨。治疗新冠病毒患者的护士，几个月来把自己暴露在病毒中，他们知道自然免疫的作用。我们站在公寓的窗户旁，在他们下班回家时为他们欢呼：“耶，谢谢你救了我们。”20个月后，他们被告知被解雇了，你要么接种疫苗，要么丢掉工作。
塔克说，因为统治阶级不愿承认错误，所以谎言就从那时开始了，而且谎言一直没有停止过。我们生活在一个谎言的世界里。
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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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克：很高兴来到这里，谢谢你们的邀请。
杨杰凯：杰弗里，我们刚刚参加了一天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首次大会，见到了一些很棒的演讲者，我和一些以前从未谋面的人建立了联系。
塔克：是的。
杨杰凯：实际上，因为研究所的成立，这是个重要的日子。
塔克：嗯，感觉上是很重要。
杨杰凯：是的。
寻找解决方案 走出危机
塔克：感觉我们正在努力寻找解决方案，正在走出一场我们一生中前所未有的危机、没有人希望发生的危机。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们几乎不敢相信，而现在，21个月过去了，这一切还在继续。
美国正在开放，而世界上许多地方则以其它方式关闭。因此，这场危机仍然伴随着我们——在思想上、社会上、文化上、政治上，这也是科学、言论自由等方面的危机。
这些天我们一直在问这些大问题，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只是致病性疾病的媒介吗？我们要完全放弃人类尊严的理念吗？我们是否会屈服于这样一种观念：有些人注定要借科学之手统治世界，而我们其他人只会被制约和服从吗？
我们真的要这样做吗？如果这样做，这对我们的民主和平等的理念意味着什么？我们都在问这些问题，我希望布朗斯通能提供一个类似论坛的平台，让我们实事求是地讨论这些问题。
正视所发生的现实，也许能为我们的解决方案带来曙光，我们昨天的一位发言人说，这一切都与重新发现启蒙运动，以及它所代表的价值观息息相关，我认为这是对的。
但我也感觉到，对于那些正在被清洗的人们来说，布朗斯通扮演着避难所、救助者或庇护所的角色，而且这种情况还在继续，甚至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就有一些人正在失去他们的职位、工作，因为他们拒对这个生物医学政府及疫苗强制令保持沉默。
因此，是的，布朗斯通太小，成立得也太晚，但至少我们存在，我认为，昨天（的大会）证明了我们可以做很多好事的可能性。
杨杰凯：一开始你提到了这场危机，甚至对一些观众来说，可能是一些新观众，有些人认为危机是COVID，这不就是一场危机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封锁的原因吗？这是一场巨大的危机。
如何与这些致命病原体共舞
塔克：是的，我知道有些人认为这是全世界从未经历过的病原体，但是自从这件事开始以来，我做的一件事就是阅读病原性疾病、传染病的历史，以及应对它们的方法。
在过去，即中世纪，人们认为病原体是一种人们必须逃离的瘴气，这导致了种姓制度、或封建制度、或阶级制度的产生，上层阶级可以搬迁，远离病原体——把它强加给其他负担不起的人，所以在社会上形成了这些分化。
但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从中世纪晚期开始，在黑死病结束后，现代性和进步的理念开始在人们心中萌芽，我们开始对传染病形成不同的态度，那就是我们需要自由、权利、平等、进步，尽管有病原体存在。
我们将永远与这些致命的病原体共舞，我们一直如此，但这种致命共舞的负担应该是全社会的，应该由社会结构中的每个人来分担。作为一个群体，我们需要接受这些东西，我们不会再把社会分成子群体。
在20世纪，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美国在1968年、1969年，以及1957年和1958年爆发了疾病。我们在40年代初有过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问题，在1929年有过鹦鹉热等等，但在20世纪，我们逐渐对传染病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们发现了群体免疫的概念，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我们了解到，应对疾病的方法不仅仅是，一方面，按照暴露和未暴露、没有疾病和有疾病来划分社会，在20世纪我们不这样做。
对付疫情比中世纪还极端 人们成了小白鼠
在2020年出了点问题，我们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这条道路甚至比中世纪的道路还要极端。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科学实验，几乎对整个人类进行的实验，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尝试，他们把我们当作实验室的小白鼠，从3月中旬开始，我们的工作就是像机器里的零件，像电脑模型的一部分，他们给我们建模，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对我来说，这一切都归结于（前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协调员）黛博拉·伯克斯（Deborah Birx）在3月16日白宫新闻发布会上的言论，她说：“我们想要的是每个人都保持距离。”这是她的表态，而这是来自白宫的，人们不觉得这很不寻常吗？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我们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命令：每个人都应该和其他人保持距离。这是一项在社会管理领域的荒唐的新实验，以减轻疫情为幌子，以控制病毒为幌子，但是这并不奏效，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做法，在减轻疾病的不良后果方面取得了任何成功。
实验失败了，但对这一点几乎没有公共认知，我们也一直迟迟不愿承认。这件事的设计者中很少有人，我认为没有人，站出来说，“好吧，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此，现在留给我们的只是这场巨大的灾难，而且很难知道最糟糕的部分是什么。
权利和自由可以在瞬间被夺走
我想对我来说，最惨的灾难是当你意识到权利和自由可以在瞬间被夺走，而你却无能为力时产生的丧气感。如果法院不站在你这一边，公共卫生官员对此欢呼雀跃，你就会感到无能为力。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到处都有这么多的抑郁症、吸毒过量和酗酒，以及肥胖和健康状况不佳等上升的原因。突然意识到你并不自由，你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所有你曾经相信的东西可能不再是真的。
这是一种冲击，生活的礼仪突然转变为一种全新的制度，转变为一种你必须遵守的新协议，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或者你家里可以招待多少人，甚至你是否可以去教堂。你去参加一个聚会，然后每个人都称你为超级传播者。
这很怪异。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世界，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是否愿意忍受这一切，这是个好主意吗？如果不是，我们将来要怎么做？所以这是一场危机，而且这场危机存在于许多层面：社会、文化、医疗，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思想层面。
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或者说再次思考，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想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以及我们要在什么规则下生活？是关于没有染病和已染病，必要和非必要，当选的和未当选的；还是说，我们要在平等和自由中重新找回民主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建立了身份认同，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处理的问题，这是最基本的问题。
我们中的许多人，一生都在思考经济、政治和哲学等问题，这些在过去是我们的娱乐谈资、是我们与朋友谈论的内容、我们阅读的书籍、我们参加的考试、我们品尝鸡尾酒时谈论的事情，所有这些现在都变成了现实的问题。
现在这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所有我们曾经担心过的事情，所有这些问题都让我、你和许多人心烦意乱。现在就是这样，这是我们的时刻，我们必须根据我们的信仰采取行动，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决定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而这才是最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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