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忠： 三十年上访维权的经验教训

 

旧案重提

陈世忠： 三十年上访维权的经验教训

——献给中国大陆上访维权的冤民们

作者﹕陈世忠

【2011年04月20日讯】4月15日和4月17日，这两个相距很近的普普通通的日子，迄今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对于我的后半生却具有很大的影响。

1981年4月15日，北京市人民法院的两位女法官专程飞来哈尔滨，宣布对于我的所谓“反党反革命案件”的平反决定。两天以后，我把一封检举信邮寄到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检举整整十二年前，1969年4月15日解放军哨兵在黑龙江省嫩江劳改农场看押犯人劳改期间，故意杀害无辜犯人李植荣的案件。为什么找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呢？是因为，此前我曾经向前来复查我的冤案的那两位女法官讲述了我目睹的这起杀人案，并且顺便询问她们应该怎么办？她们的回答是可以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揭发检举这件事。

由于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始终不理不睬，导致我在以后的63个月里向32个单位上访或信访63次，才得到了书面通知：黑龙江省委指示公安和司法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专门调查此案。调查的结果证明我的揭发内容“基本属实”。1989年1月，我应邀出席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的公开审判。庭审确认，当年被击毙的犯人李植荣并非越狱逃跑，而是被解放军哨兵制造假案故意杀害，完全是无辜的。法庭判决，主犯王忠全和从犯马洪才犯有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

可是，紧接着，就背着证人，检举人和死者亲属，偷偷地把两名（其中主犯还正在上诉）罪犯释放回家，官复原职。在这以后，过了好几个月，才以二审的名义宣布撤销对二犯的判刑，理由仅仅是“已过追诉时效”。（试问，还在监狱里没有恢复公民权的我如何检举？）于是，主犯王忠全就得以继续担任法官，而且从一个助理审判员提升到法院庭长和廉洁法官。后来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经过请示最高人民法院以后才敢于这么干的。

这还不算。从1997年起，他们鼓动沈阳军区作家李占恒，在十几家报刊上发表整版文章，题为《刘宾雁笔造悲剧》，声称两名被法院判刑的故意杀人犯是忠于职守的好战士，反诬检举人陈世忠制造冤假错案。为什么牵涉到刘宾雁呢？仅仅因为他在1985年发表的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里复述了我亲眼看到的这个血案的过程。

于是，陈世忠不得不再次走进法院，进行民事诉讼，控告作家李占恒和各家报社侵犯名誉。漫长的庭审结果是，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判处李占恒须向陈世忠公开道歉，李占恒和五家报社共赔偿陈世忠25万元人民币。陈世忠基本胜诉。但是，二审法院即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公然违反民事诉讼法的“三个月内必须开庭并进行判决”的规定，将此案拖了13个月，把案件发回初审法院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同时附带一个秘密通知，这一回又是从最高人民法院那里获得的答覆。内容是“作家李占恒的文章确实损害了陈世忠的名誉，但是考虑到此案涉及敏感政治问题，不以侵犯名誉权结案为宜”。

就这样，陈世忠尽管浑身是理，终于彻底败诉。

以最高人民法院为首的各家法院先是如此偏袒两名被两级法院认定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故意杀人犯，后来又毫不掩饰地偏袒军区作家和刊登失实文章的报刊编辑部，是极其罕见的赤裸裸地践踏法律。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才是制造这起极其明显的冤假错案的元凶！

但是，在一党专政的中国大陆，司法并不独立，共产党才是领导一切的。在法院之上有检察院监督它，上面有政法委领导它，此外，还有中纪委，中组部等单位。最后，还有由九名成员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作为最高领导。这些人和这些单位又是怎样行事的呢？我写过几十封检举信给他们，回回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最后，在国家主席兼党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前来瑞典访问期间，我以挂号信的形式把控告信邮寄给中国驻瑞典大使吕凤鼎，请他呈交给胡锦涛。后来他告诉我，他照办了。可是，胡锦涛这位国家主席兼中共中央总书记收到信后，既没有交给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没有亲自过问这个极其明显的荒唐案件，这是典型的不作为。

就这样，我以亲身经历，以整整三十年的痛苦实践，证明了一个真理：中国共产党所谓的“立党为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等等完全是十足的虚伪。他们办案和判决的标准完全是以他们的卑鄙政治利害关系为准绳，随时准备以政治敏感为藉口，进行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不是偶然疏忽，而是精心策划和故意制造冤假错案。

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制造了无数的进京上访的冤民。而且，就连最高人民法院的信访局局长都承认，“百分之85的上访者都是有道理的”。可是，明知冤民并非无理取闹，却从不采取任何具体措施来保护冤民的正当利益，反而听任各级地方政府继续对他们迫害有加，“视百姓如仇寇”，无所不用其极！这是为什么呢？说到底，就是立场和利害的根本不同，根本对立。

有时他们也可能处理几件上访案件，那仅仅是给广大访民以幻觉，觉得还有希望找到清官解决自己的冤案。而无数无情的事实表明，对于绝大多数的冤民来讲，进京找中央，除了进一步受到侮辱，侵犯甚至迫害以外，不可能有任何结果。

原来，我曾以为，像我这样，为了他人，为了一件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杀人案，被中共中央逼得妻离子散，无家可归，离乡背井，有国难投，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后来，我发现，有多少志士仁人，正直公民，为了帮助冤民寻找公道，结果无一例外地惨遭迫害，从师涛，黄琦，陈光诚到高智晟，胡佳，谭作人，乃至最近的艾未未，真是数不胜数，无一例外啊！这说明，这并不是某个人的个案和不幸，而是整个的一党专政的反动制度使然。

正是因为制度反动反人民，所以才会出现层出不穷的酷刑，黑头套，把好人弄进精神病院，甚至系统地大量地活摘人体器官等现象。这样一比，区区李植荣的被杀和杀人凶手获得如此高层的包庇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就这样，总结我的后半生，三十年来的最大收获使我终于搽亮了眼睛，懂得了杀人凶手王忠全和马洪才，军区作家李占恒之所以敢于如此胡作非为，敢于公然颠倒黑白，有恃无恐，就是因为他们的背后有一个在中共中央操纵下的，包括法院系统，检察院系统和党卫军在内的国家机器在撑腰，有一个撒谎成性的党中央和总书记在撑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不讲任何诚信的反人民反正义的反动政党。在中共领导下肯定找不到正义和真理！还是那句老话：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万恶之源的根子就在于此！

我的经历给大陆冤民的教训，那就是想找北京的党中央或公检法为你主持公道，你肯定会碰壁，而且会碰得头破血流。但是，话又说回来，既然上访无用，是不是就不要上访了呢？我并不鼓励大家上访，也不号召大家撤访。至于我本人，后来又告了那么多次的状，只有一个目的：且看对方如何充分表演，让他们继续充分暴露，同时也是“恐后无凭，立此为证”！

附件（主要是给没有听说过此案，也不知道李植荣悲剧的青年读者看的）
1． 目击证人马超元的证言 (1985年)
2．含冤十九年，今朝见光明——民主与法制杂志1988年7期
3． 十九年后的审判——黑龙江法制报 1989年2月19日
4． 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摘要
5．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书摘要
6．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三审即终审判决书摘要
7．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杀人案主犯王忠全要求平反的通知书
8． 李占恒：《刘宾雁笔造悲剧》（摘要）
9． 哈尔滨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的一审判决书摘要
10．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秘密通知
11． 哈尔滨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的重审判决书摘要
12．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的二审即终审判决书摘要
13．现任解放军总参谋长梁光烈的真实面目(2003)

2011-04-16

中港台时间: 2011-04-20 21:12:50 PM 【万年历】
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1/4/20/n3234120.htm

皇帝没穿衣服—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演讲

皇帝没穿衣服—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演讲

作者﹕哈维尔 译者：北明

本文转自互联网论坛﹐仅为方便读者，提供更多更快的信息。如果您发现有版权问题，请及时通知我们( editor@epochtimes.com )。
【译者按：民主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极权统治时期著名的异议知识份子、作家。早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极权统治时期，由于出身问题和政治背景，他多次被拒绝于高等学府之外，并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公开批评极权体制，六十年代末作品开始被禁，七十年代剧作开始在国外，公演并以地下方式在国内流传。七十年代后期，参与起草著名的“七七宪章”并发起组织七七宪章运动。此后多次被捕入狱，被判刑，是国家安全部、警察和法庭的“座上宾”。1989年9月，哈维尔被营救出狱，创办了“公民论坛”（Civic Forum）。11月捷克发生那场被称做“天鹅绒革命”的和平革命，作为那个极权制度最勇敢的反对者和最杰出的领导人，他当选总统，并在民主捷克共和国连任两届总统。今年三月卸任后的哈维尔应邀到美国渡假写作。本次演讲，是他在美国期间极为有限的公开活动之一。这次演讲，在他过去诸多关于自由与人权发表的言论中，是首次公开关注中国的现状以及欧洲的对华政策。】



女士们先生们：
我要感谢贝灵顿（James Hadley Billington，现任美国会图书馆馆长──译者注）先生对我的溢美之词。我还要敞开心扉感谢国会图书馆和克拉格中心（“The Kluge Center”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供学者从事研究工作的基金项目──译者注）邀请我到华盛顿来，使我能够在这里安静地写作。我坚信，我会完成在这里的工作。我对我写的东西至少还算满意──如果我对自己写的东西曾经满意过的话。或迟或早，你们中的一些人会读到并发现它有意思。
两个月时光如梭，由于我是真愿意用这些时间来写作，而这也正是我此行的目的，我没能再此看到我想看到的事，这很让人遗憾。也就是说，我必须谢绝不计其数的邀请，失去跟很多有趣的人们相见的机会。我向所有人致歉；我相信他们能够理解我，也相信将来我们会有机会见面。
朋友们，15年前，在我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我在华盛顿曾代表我的国家接受了一份重要的礼物：捷克斯洛伐克1918年独立宣言的原稿。直到1990年以前，这份稀有珍贵的文献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这是我们第一个总统马撒里克（Tomas Garrigue Masaryk）的捷克文手稿。马撒里克总统是名副其实的捷克斯洛伐克独立事业的开创者。当他流亡美国的时候，曾与威尔逊总统亲密无间地工作。起草这份文献时，马撒里克很可能受到过美国独立宣言的启发。
当代只有几份文献能像美国独立宣言那样至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我只需要提及联合国在二战之后采纳的世界人权宣言，或1985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Final Act of the Helsinki Conference）。它们易于被中学的孩子们学习并谨记在心，从而潜移默化为公民意识中永久的部份和他们的价值体系。即便就此而言，这些文献在运用朴素、清楚、意味深长的语言写作方面也极为成功。
除了这类基础文献的精确与典雅，当然，还有一点至关重要：必须有人愿意，如众所声言的那样，为这些文献冲锋陷阵；即是说，必须认真对待这些宣言；必须明确具体地确立其中的一般原则；必须诚心实意地接受并切实履行宣言。
不幸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体制或政府竭力炫耀这些文献典章，却公然不认真对待它。对于这种政体而言，这些宣言不过是某种正式礼仪的一层华丽外表。它唯一的目的在于掩盖惨不忍睹的现实。它们的功用跟许多庆典、挥旗、游行、示威或者贺词宣言及演讲的功用一样：并非揭示真相，而是掩盖它。



如何正确而恰当地应对这种情况？
对如此玩弄词语、文本、宣言、宪法或法律的把戏，当然不能只在私下嘲笑或抵制。另有一种方式更危险却更有效，也许这种方式未必普遍适用，但是已经证明大部份情况下行之有效──尤其在权力史无前例地集中、曲解词汇影响空前的当今世界各更是如此。这种方式在于一种坚持不懈的努力：揪住那些打着宣言幌子玩弄辞藻的人，要求他们打破空洞腔调，落实承诺。由于从来没有人从他们的说词中揪住他们，也没人有勇气要求他们兑现说词，这种做法往往引发统治者的震惊与愤怒。但那是不足为奇的。
这恰恰是我们异见者在抗拒共产主义极权者强权时期的所作所为。我们秉持国家的宪法、法律和国际条约，其中首要的是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我们开始非常严肃地要求政府尊重它们。不仅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是这样做的，波兰的团结工会、苏联的赫尔辛基委员会以及共产国家的其它反对群体也是这样做的。权力集团的人们感到惊惶失措，他们很难为自己的迫害行径辩解，因为被迫害者仅仅是要求当局尊重他们自己制订的法律。所以，一个小小的诉诸事实的请愿，就赢得了警察与军队。
我确信，我们必须以各种方式支持那些敢于站出来面对独裁政权的人。他们揪住极权者说的空谈不放，并引导公众注意极权体制中司空见惯的言不符实。北韩、中国、白俄罗斯、古巴、缅甸和其它类似的国家里，都有这类勇敢的人。我们都赞扬勇敢的昂山素姬，她坚持以民主、和平发言的方式反对暴力压迫。古巴异议人士的杰出的努力同样应当得到赞赏。仅举其中一个行动为例：他们征集了数万签名支持严守法律的瓦瑞拉方案（Varela project，哈瓦那一个教区组织1988创立的民权运动，旨在保卫、促进人权并努力以调停与和平的方式改变古巴社会。──译者）。这个方案以合法的方式要求尊重正式确立的原则。同样地，谴责卢卡辛克（Lukashenko）统治的白俄罗斯人也应得到道义和实际的支持。许多这类面对极权体制的公民以他们的和平方式在自己家园的第一线进行抗争，另一些则活跃在海外，还有很多被关进了监狱。
令我高兴的是，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就有一些为人权而抗争的群体或组织的代表。他们的权利在自己的国家遭到了不同程度的侵犯，而我们在这里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毕竟，一方面，体制全然不同的国家必须把人权二字放在官方宣言或基本文献上；但是另一方面，极权政体必然大幅度经常侵犯人权，而且不希望有人揭露其行为，不希望有人脱口喊出“皇帝没穿衣服”，他那富丽堂皇的衣服不过是幻象。……………
………
对于每一个生活在民主或自由国度的人而言、如果他不肯漠视别人的厄运，愿意提供宽泛的光谱去笼罩那些在不自由境况中勇敢的自由行动者，去支持那些生活于谎言统治中的事实的追寻者，那么，支持他们的人权抗争不仅是道义责任，也是他自己生死攸关的利益所在。所以，了解这种国家中所发生事件的真面目，在国内、国际以及所有国家代表参加的会议上公开发言，是那些民主政府的理所当然的责任──不管他们（指各国代表──译者）可能多么有权威、不管存在多少麻烦顾虑。如果这类国家把国际关系建立于这样一种观念上，以为他们的同行会对他们的行径熟视无睹，或者避而不谈，那么，真正的民主政府，作为对立面，就应该把伙伴关系建立在实事求是，坦诚相待的基础上。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全球化文明拥抱我们星球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每个人和每个社会的命运，与我们全体的命运之间的联系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紧密。如果我们关心别人，与此同时就是关心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后代。
我多年前直接体验过独裁政体的专横统治。很大程度上由于国际社会的同情帮助了我们，我才能着活着看到今天。做为这样一个人，我呼吁所有有机会的人采取行动，反对这类专横独裁者，表达对那些今天仍然生活在不自由状况的下的人民和民族的同情。
谢谢你们光临和关注。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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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网址: http://epochtimes.com/gb/8/10/24/n2307595.htm  美东时间: 2008-10-23 22:38:25 PM 

公民社會之路何在？

公民社會之路何在？
袁偉時

深圳，你好！
我至今沒有想清楚，深圳究竟距離我有多遠。地理的，好說，廣州出發，最快的火車，一個小時左右就到了。心靈上呢？改革開放之初，我的心曾隨著來自深圳的新聞跳動：蛇口風波，股票狂潮，經濟狂飆……不過，沒有多久，感覺漸漸疲勞，心想理應燭照改革開放的「特區」為什麼沒有更引人注目的改革呢？
年復一年，官員們掐著手指歷數深圳有這樣那樣的成就。他們說的多半是經濟數字。可是，在察古觀今的學人眼中，經濟奇蹟已經不再值得過多關注。一個落後的地區，穩定加市場經濟，理所當然會較快發展；中國大地追逐 GDP 的城市俯拾皆是，蘇州超越深圳，天津也力圖盡快將深圳摔在後面。
這幾年，深圳當然也有新聞。「大部制」、「行政三分」，列進年度報告，算是一分成績，但說是重大成就，是改革的突破，還需要引頸以望。我也注意到了順德在此基礎上實行「黨政聯動」，精簡了機構，值得稱許，但是，我們不應忘記：行政改革代替不了整個社會管理體制——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
在寫這封信時，我也注意到 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六日，騰訊網上有這麼一則消息：「深圳市民間組織管理局局長馬宏表示，深圳市各政府職能部門將取消、調整和轉移兩百八十四項職責和行政審批事項，將其全部轉移給相關社會組織。」
公民興則國興，公民蔫則國蔫！讀到這則新聞，我的內心為之一震。公民社會從敏感詞變為政府的奮鬥目標，是社會進步的標誌。不過，我們在推進公民社會的建設時，同時還應該明確公民社會的實質是，公民是國家和社會主體的地位得到落實，公民的權利得到充分保障，這既是公民積極性、創造性充分發揮和公民自由自在生活的基礎，又是社會蓬勃發展和長治久安的制度平台。
美好前景，當然不可能唾手可得。使之落空，輕而易舉。口惠實不至或者使之變為花俏的異型鋼材；兩者都是司空見慣的古彩戲法。深圳作為中國改革的陣地，理應給我們免於幻滅的希望，而其中尤為關鍵的是政府部門應向公開透明的服務型政府轉型。公民權利的伸張，已經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趨勢。不過，大環境全國大同小異，如何應對，決定各地面貌和轉型的快慢。在此，深圳官員的積極態度給人帶來希望。在談到公民社會的問題時，我們首先要弄清什麼是公民社會。愚意以為公民社會就是公民權利受到充分尊重和足夠保障的社會，換句話來說，就是讓公民在社會生活各個層面充分顯示自己的存在。為此必須建構多種平台和管道，其中就應包括：公民民主參政的機構——人大，政協；公民自治和參與社會生活的機構：各種 NGO；公民的信息、表達和監督管道。
公民參政平台關乎政治體制改革，要有專文論述，此處暫不涉及。信息、表達和監督管道主要靠媒體：互聯網和報刊。測量各種 NGO 狀況最靈敏的溫度計也是媒體：它的信息要在媒體傳播；它的困境要在媒體上申訴。
不過，除了互聯網在博弈中浩蕩前行外，迄今為止，深圳的平面媒體的表現，讓我感覺還有很多可以改進的空間。肩負探索重任的特區，各行各業理應在前面引路，新聞業亦然。
深圳應該在媒體變革上闖出深圳勁頭，讓報刊逐漸恢復社會公器的本性，公民深信這是可靠的信息管道，又是表達自己意願、批評、建議、揭露黑暗乃至發洩不滿的平台，這樣的媒體，無論在哪裏，都是會令人立即耳目一新。官民在這裏平等對話，良性互動，施政錯誤容易糾正；官員惰怠、貪腐受到全民監督；公民表達管道通暢，積極性、創造性高揚，社會秩序穩如泰山，才經得起任何風浪。
理所當然的結論是：建設公民社會，必須從認識媒體在現代社會的作用和地位開始。這是成本最低的發揚公民積極性和維護社會穩定的康莊大道。走這條路唯一的困難是改變觀念，懂得報刊是公民的耳目喉舌，尊重報刊就是尊重公民；這些都是常識，但要真正懂得並不容易。深圳會走這條道路嗎？讓我們拭目以待。
除了信息自由流通，公民社會還要有兩個重要基礎：經濟和教育。首要的是要有牢固的經濟基礎——作為公民自由的生命線的財產權和市場經濟必須根基扎實。另一條是要有現代教育。文化的核心是教育，教育的皇冠是大學，好的大學是煜煜生輝的文化寶石。深圳至今沒有一間稱得上在全國有重大影響的大學，更不要說全國一流乃至居於亞洲前列的大學了。一個大城市，沒有一間或幾間出色的大學，那裏的文化基石肯定是不牢固的。一水之隔的香港有，而且像香港科技大學那樣辦了不到二十年的大學，就躋身亞洲前列了。比她辦得更早的深圳大學根本無法望其項背！簡單說來差別源於有沒有建立現代大學制度。
怨天怨地不如怨自己。恕我直言，三十年來，自從深圳大學第一任校長羅征啟下台以後，深圳高等教育領域沒有聽說有出色的改革者或傑出的教育家。前幾天教育部公布「十二五規劃」的任務之一是建立現代大學制度試點。我想，這不是深圳前十年、二十年應該完成的任務嗎？
謝天謝地，一年多前，總算傳出朱清時院士要在深圳辦南方科技大學；近日又傳來香港大學有意在港深兩地河套地區設置分校的消息。改變深圳高等教育面貌的機會終於降臨。可是，思想如果不解放，機會可能再一次飄逝。
關鍵在於教育家有沒有施展自己才華的足夠權力和相應的制度平台。
我們想一想兩個簡單的事實吧：人民共和國初建，為什麼兩千留學生會衝破重重阻難回到百廢待興的祖國？時至今日，經濟狀況今非昔比，社會精英卻千方百計投奔異國他鄉。人才去留顯然別有原因，不能苛責教育。每年有數以十萬計的孩子去國外留學。讓他們中的
一小部分留在深圳受點別樣教育有何不可？
話不能說得太多了。就此打住。
（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廣州）

公民社會之路何在？

公民社會之路何在？
袁偉時

深圳，你好！
我至今沒有想清楚，深圳究竟距離我有多遠。地理的，好說，廣州出發，最快的火車，一個小時左右就到了。心靈上呢？改革開放之初，我的心曾隨著來自深圳的新聞跳動：蛇口風波，股票狂潮，經濟狂飆……不過，沒有多久，感覺漸漸疲勞，心想理應燭照改革開放的「特區」為什麼沒有更引人注目的改革呢？
年復一年，官員們掐著手指歷數深圳有這樣那樣的成就。他們說的多半是經濟數字。可是，在察古觀今的學人眼中，經濟奇蹟已經不再值得過多關注。一個落後的地區，穩定加市場經濟，理所當然會較快發展；中國大地追逐 GDP 的城市俯拾皆是，蘇州超越深圳，天津也力圖盡快將深圳摔在後面。
這幾年，深圳當然也有新聞。「大部制」、「行政三分」，列進年度報告，算是一分成績，但說是重大成就，是改革的突破，還需要引頸以望。我也注意到了順德在此基礎上實行「黨政聯動」，精簡了機構，值得稱許，但是，我們不應忘記：行政改革代替不了整個社會管理體制——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
在寫這封信時，我也注意到 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六日，騰訊網上有這麼一則消息：「深圳市民間組織管理局局長馬宏表示，深圳市各政府職能部門將取消、調整和轉移兩百八十四項職責和行政審批事項，將其全部轉移給相關社會組織。」
公民興則國興，公民蔫則國蔫！讀到這則新聞，我的內心為之一震。公民社會從敏感詞變為政府的奮鬥目標，是社會進步的標誌。不過，我們在推進公民社會的建設時，同時還應該明確公民社會的實質是，公民是國家和社會主體的地位得到落實，公民的權利得到充分保障，這既是公民積極性、創造性充分發揮和公民自由自在生活的基礎，又是社會蓬勃發展和長治久安的制度平台。
美好前景，當然不可能唾手可得。使之落空，輕而易舉。口惠實不至或者使之變為花俏的異型鋼材；兩者都是司空見慣的古彩戲法。深圳作為中國改革的陣地，理應給我們免於幻滅的希望，而其中尤為關鍵的是政府部門應向公開透明的服務型政府轉型。公民權利的伸張，已經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趨勢。不過，大環境全國大同小異，如何應對，決定各地面貌和轉型的快慢。在此，深圳官員的積極態度給人帶來希望。在談到公民社會的問題時，我們首先要弄清什麼是公民社會。愚意以為公民社會就是公民權利受到充分尊重和足夠保障的社會，換句話來說，就是讓公民在社會生活各個層面充分顯示自己的存在。為此必須建構多種平台和管道，其中就應包括：公民民主參政的機構——人大，政協；公民自治和參與社會生活的機構：各種 NGO；公民的信息、表達和監督管道。
公民參政平台關乎政治體制改革，要有專文論述，此處暫不涉及。信息、表達和監督管道主要靠媒體：互聯網和報刊。測量各種 NGO 狀況最靈敏的溫度計也是媒體：它的信息要在媒體傳播；它的困境要在媒體上申訴。
不過，除了互聯網在博弈中浩蕩前行外，迄今為止，深圳的平面媒體的表現，讓我感覺還有很多可以改進的空間。肩負探索重任的特區，各行各業理應在前面引路，新聞業亦然。
深圳應該在媒體變革上闖出深圳勁頭，讓報刊逐漸恢復社會公器的本性，公民深信這是可靠的信息管道，又是表達自己意願、批評、建議、揭露黑暗乃至發洩不滿的平台，這樣的媒體，無論在哪裏，都是會令人立即耳目一新。官民在這裏平等對話，良性互動，施政錯誤容易糾正；官員惰怠、貪腐受到全民監督；公民表達管道通暢，積極性、創造性高揚，社會秩序穩如泰山，才經得起任何風浪。
理所當然的結論是：建設公民社會，必須從認識媒體在現代社會的作用和地位開始。這是成本最低的發揚公民積極性和維護社會穩定的康莊大道。走這條路唯一的困難是改變觀念，懂得報刊是公民的耳目喉舌，尊重報刊就是尊重公民；這些都是常識，但要真正懂得並不容易。深圳會走這條道路嗎？讓我們拭目以待。
除了信息自由流通，公民社會還要有兩個重要基礎：經濟和教育。首要的是要有牢固的經濟基礎——作為公民自由的生命線的財產權和市場經濟必須根基扎實。另一條是要有現代教育。文化的核心是教育，教育的皇冠是大學，好的大學是煜煜生輝的文化寶石。深圳至今沒有一間稱得上在全國有重大影響的大學，更不要說全國一流乃至居於亞洲前列的大學了。一個大城市，沒有一間或幾間出色的大學，那裏的文化基石肯定是不牢固的。一水之隔的香港有，而且像香港科技大學那樣辦了不到二十年的大學，就躋身亞洲前列了。比她辦得更早的深圳大學根本無法望其項背！簡單說來差別源於有沒有建立現代大學制度。
怨天怨地不如怨自己。恕我直言，三十年來，自從深圳大學第一任校長羅征啟下台以後，深圳高等教育領域沒有聽說有出色的改革者或傑出的教育家。前幾天教育部公布「十二五規劃」的任務之一是建立現代大學制度試點。我想，這不是深圳前十年、二十年應該完成的任務嗎？
謝天謝地，一年多前，總算傳出朱清時院士要在深圳辦南方科技大學；近日又傳來香港大學有意在港深兩地河套地區設置分校的消息。改變深圳高等教育面貌的機會終於降臨。可是，思想如果不解放，機會可能再一次飄逝。
關鍵在於教育家有沒有施展自己才華的足夠權力和相應的制度平台。
我們想一想兩個簡單的事實吧：人民共和國初建，為什麼兩千留學生會衝破重重阻難回到百廢待興的祖國？時至今日，經濟狀況今非昔比，社會精英卻千方百計投奔異國他鄉。人才去留顯然別有原因，不能苛責教育。每年有數以十萬計的孩子去國外留學。讓他們中的
一小部分留在深圳受點別樣教育有何不可？
話不能說得太多了。就此打住。
（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廣州）

公民社會之路何在？

公民社會之路何在？
袁偉時

深圳，你好！
我至今沒有想清楚，深圳究竟距離我有多遠。地理的，好說，廣州出發，最快的火車，一個小時左右就到了。心靈上呢？改革開放之初，我的心曾隨著來自深圳的新聞跳動：蛇口風波，股票狂潮，經濟狂飆……不過，沒有多久，感覺漸漸疲勞，心想理應燭照改革開放的「特區」為什麼沒有更引人注目的改革呢？
年復一年，官員們掐著手指歷數深圳有這樣那樣的成就。他們說的多半是經濟數字。可是，在察古觀今的學人眼中，經濟奇蹟已經不再值得過多關注。一個落後的地區，穩定加市場經濟，理所當然會較快發展；中國大地追逐 GDP 的城市俯拾皆是，蘇州超越深圳，天津也力圖盡快將深圳摔在後面。
這幾年，深圳當然也有新聞。「大部制」、「行政三分」，列進年度報告，算是一分成績，但說是重大成就，是改革的突破，還需要引頸以望。我也注意到了順德在此基礎上實行「黨政聯動」，精簡了機構，值得稱許，但是，我們不應忘記：行政改革代替不了整個社會管理體制——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
在寫這封信時，我也注意到 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六日，騰訊網上有這麼一則消息：「深圳市民間組織管理局局長馬宏表示，深圳市各政府職能部門將取消、調整和轉移兩百八十四項職責和行政審批事項，將其全部轉移給相關社會組織。」
公民興則國興，公民蔫則國蔫！讀到這則新聞，我的內心為之一震。公民社會從敏感詞變為政府的奮鬥目標，是社會進步的標誌。不過，我們在推進公民社會的建設時，同時還應該明確公民社會的實質是，公民是國家和社會主體的地位得到落實，公民的權利得到充分保障，這既是公民積極性、創造性充分發揮和公民自由自在生活的基礎，又是社會蓬勃發展和長治久安的制度平台。
美好前景，當然不可能唾手可得。使之落空，輕而易舉。口惠實不至或者使之變為花俏的異型鋼材；兩者都是司空見慣的古彩戲法。深圳作為中國改革的陣地，理應給我們免於幻滅的希望，而其中尤為關鍵的是政府部門應向公開透明的服務型政府轉型。公民權利的伸張，已經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趨勢。不過，大環境全國大同小異，如何應對，決定各地面貌和轉型的快慢。在此，深圳官員的積極態度給人帶來希望。在談到公民社會的問題時，我們首先要弄清什麼是公民社會。愚意以為公民社會就是公民權利受到充分尊重和足夠保障的社會，換句話來說，就是讓公民在社會生活各個層面充分顯示自己的存在。為此必須建構多種平台和管道，其中就應包括：公民民主參政的機構——人大，政協；公民自治和參與社會生活的機構：各種 NGO；公民的信息、表達和監督管道。
公民參政平台關乎政治體制改革，要有專文論述，此處暫不涉及。信息、表達和監督管道主要靠媒體：互聯網和報刊。測量各種 NGO 狀況最靈敏的溫度計也是媒體：它的信息要在媒體傳播；它的困境要在媒體上申訴。
不過，除了互聯網在博弈中浩蕩前行外，迄今為止，深圳的平面媒體的表現，讓我感覺還有很多可以改進的空間。肩負探索重任的特區，各行各業理應在前面引路，新聞業亦然。
深圳應該在媒體變革上闖出深圳勁頭，讓報刊逐漸恢復社會公器的本性，公民深信這是可靠的信息管道，又是表達自己意願、批評、建議、揭露黑暗乃至發洩不滿的平台，這樣的媒體，無論在哪裏，都是會令人立即耳目一新。官民在這裏平等對話，良性互動，施政錯誤容易糾正；官員惰怠、貪腐受到全民監督；公民表達管道通暢，積極性、創造性高揚，社會秩序穩如泰山，才經得起任何風浪。
理所當然的結論是：建設公民社會，必須從認識媒體在現代社會的作用和地位開始。這是成本最低的發揚公民積極性和維護社會穩定的康莊大道。走這條路唯一的困難是改變觀念，懂得報刊是公民的耳目喉舌，尊重報刊就是尊重公民；這些都是常識，但要真正懂得並不容易。深圳會走這條道路嗎？讓我們拭目以待。
除了信息自由流通，公民社會還要有兩個重要基礎：經濟和教育。首要的是要有牢固的經濟基礎——作為公民自由的生命線的財產權和市場經濟必須根基扎實。另一條是要有現代教育。文化的核心是教育，教育的皇冠是大學，好的大學是煜煜生輝的文化寶石。深圳至今沒有一間稱得上在全國有重大影響的大學，更不要說全國一流乃至居於亞洲前列的大學了。一個大城市，沒有一間或幾間出色的大學，那裏的文化基石肯定是不牢固的。一水之隔的香港有，而且像香港科技大學那樣辦了不到二十年的大學，就躋身亞洲前列了。比她辦得更早的深圳大學根本無法望其項背！簡單說來差別源於有沒有建立現代大學制度。
怨天怨地不如怨自己。恕我直言，三十年來，自從深圳大學第一任校長羅征啟下台以後，深圳高等教育領域沒有聽說有出色的改革者或傑出的教育家。前幾天教育部公布「十二五規劃」的任務之一是建立現代大學制度試點。我想，這不是深圳前十年、二十年應該完成的任務嗎？
謝天謝地，一年多前，總算傳出朱清時院士要在深圳辦南方科技大學；近日又傳來香港大學有意在港深兩地河套地區設置分校的消息。改變深圳高等教育面貌的機會終於降臨。可是，思想如果不解放，機會可能再一次飄逝。
關鍵在於教育家有沒有施展自己才華的足夠權力和相應的制度平台。
我們想一想兩個簡單的事實吧：人民共和國初建，為什麼兩千留學生會衝破重重阻難回到百廢待興的祖國？時至今日，經濟狀況今非昔比，社會精英卻千方百計投奔異國他鄉。人才去留顯然別有原因，不能苛責教育。每年有數以十萬計的孩子去國外留學。讓他們中的
一小部分留在深圳受點別樣教育有何不可？
話不能說得太多了。就此打住。
（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