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會之路何在？

公民社會之路何在？
袁偉時

深圳，你好！
我至今沒有想清楚，深圳究竟距離我有多遠。地理的，好說，廣州出發，最快的火車，一個小時左右就到了。心靈上呢？改革開放之初，我的心曾隨著來自深圳的新聞跳動：蛇口風波，股票狂潮，經濟狂飆……不過，沒有多久，感覺漸漸疲勞，心想理應燭照改革開放的「特區」為什麼沒有更引人注目的改革呢？
年復一年，官員們掐著手指歷數深圳有這樣那樣的成就。他們說的多半是經濟數字。可是，在察古觀今的學人眼中，經濟奇蹟已經不再值得過多關注。一個落後的地區，穩定加市場經濟，理所當然會較快發展；中國大地追逐 GDP 的城市俯拾皆是，蘇州超越深圳，天津也力圖盡快將深圳摔在後面。
這幾年，深圳當然也有新聞。「大部制」、「行政三分」，列進年度報告，算是一分成績，但說是重大成就，是改革的突破，還需要引頸以望。我也注意到了順德在此基礎上實行「黨政聯動」，精簡了機構，值得稱許，但是，我們不應忘記：行政改革代替不了整個社會管理體制——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
在寫這封信時，我也注意到 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六日，騰訊網上有這麼一則消息：「深圳市民間組織管理局局長馬宏表示，深圳市各政府職能部門將取消、調整和轉移兩百八十四項職責和行政審批事項，將其全部轉移給相關社會組織。」
公民興則國興，公民蔫則國蔫！讀到這則新聞，我的內心為之一震。公民社會從敏感詞變為政府的奮鬥目標，是社會進步的標誌。不過，我們在推進公民社會的建設時，同時還應該明確公民社會的實質是，公民是國家和社會主體的地位得到落實，公民的權利得到充分保障，這既是公民積極性、創造性充分發揮和公民自由自在生活的基礎，又是社會蓬勃發展和長治久安的制度平台。
美好前景，當然不可能唾手可得。使之落空，輕而易舉。口惠實不至或者使之變為花俏的異型鋼材；兩者都是司空見慣的古彩戲法。深圳作為中國改革的陣地，理應給我們免於幻滅的希望，而其中尤為關鍵的是政府部門應向公開透明的服務型政府轉型。公民權利的伸張，已經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趨勢。不過，大環境全國大同小異，如何應對，決定各地面貌和轉型的快慢。在此，深圳官員的積極態度給人帶來希望。在談到公民社會的問題時，我們首先要弄清什麼是公民社會。愚意以為公民社會就是公民權利受到充分尊重和足夠保障的社會，換句話來說，就是讓公民在社會生活各個層面充分顯示自己的存在。為此必須建構多種平台和管道，其中就應包括：公民民主參政的機構——人大，政協；公民自治和參與社會生活的機構：各種 NGO；公民的信息、表達和監督管道。
公民參政平台關乎政治體制改革，要有專文論述，此處暫不涉及。信息、表達和監督管道主要靠媒體：互聯網和報刊。測量各種 NGO 狀況最靈敏的溫度計也是媒體：它的信息要在媒體傳播；它的困境要在媒體上申訴。
不過，除了互聯網在博弈中浩蕩前行外，迄今為止，深圳的平面媒體的表現，讓我感覺還有很多可以改進的空間。肩負探索重任的特區，各行各業理應在前面引路，新聞業亦然。
深圳應該在媒體變革上闖出深圳勁頭，讓報刊逐漸恢復社會公器的本性，公民深信這是可靠的信息管道，又是表達自己意願、批評、建議、揭露黑暗乃至發洩不滿的平台，這樣的媒體，無論在哪裏，都是會令人立即耳目一新。官民在這裏平等對話，良性互動，施政錯誤容易糾正；官員惰怠、貪腐受到全民監督；公民表達管道通暢，積極性、創造性高揚，社會秩序穩如泰山，才經得起任何風浪。
理所當然的結論是：建設公民社會，必須從認識媒體在現代社會的作用和地位開始。這是成本最低的發揚公民積極性和維護社會穩定的康莊大道。走這條路唯一的困難是改變觀念，懂得報刊是公民的耳目喉舌，尊重報刊就是尊重公民；這些都是常識，但要真正懂得並不容易。深圳會走這條道路嗎？讓我們拭目以待。
除了信息自由流通，公民社會還要有兩個重要基礎：經濟和教育。首要的是要有牢固的經濟基礎——作為公民自由的生命線的財產權和市場經濟必須根基扎實。另一條是要有現代教育。文化的核心是教育，教育的皇冠是大學，好的大學是煜煜生輝的文化寶石。深圳至今沒有一間稱得上在全國有重大影響的大學，更不要說全國一流乃至居於亞洲前列的大學了。一個大城市，沒有一間或幾間出色的大學，那裏的文化基石肯定是不牢固的。一水之隔的香港有，而且像香港科技大學那樣辦了不到二十年的大學，就躋身亞洲前列了。比她辦得更早的深圳大學根本無法望其項背！簡單說來差別源於有沒有建立現代大學制度。
怨天怨地不如怨自己。恕我直言，三十年來，自從深圳大學第一任校長羅征啟下台以後，深圳高等教育領域沒有聽說有出色的改革者或傑出的教育家。前幾天教育部公布「十二五規劃」的任務之一是建立現代大學制度試點。我想，這不是深圳前十年、二十年應該完成的任務嗎？
謝天謝地，一年多前，總算傳出朱清時院士要在深圳辦南方科技大學；近日又傳來香港大學有意在港深兩地河套地區設置分校的消息。改變深圳高等教育面貌的機會終於降臨。可是，思想如果不解放，機會可能再一次飄逝。
關鍵在於教育家有沒有施展自己才華的足夠權力和相應的制度平台。
我們想一想兩個簡單的事實吧：人民共和國初建，為什麼兩千留學生會衝破重重阻難回到百廢待興的祖國？時至今日，經濟狀況今非昔比，社會精英卻千方百計投奔異國他鄉。人才去留顯然別有原因，不能苛責教育。每年有數以十萬計的孩子去國外留學。讓他們中的
一小部分留在深圳受點別樣教育有何不可？
話不能說得太多了。就此打住。
（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