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民主化道路对中国的启迪（一）

何清涟 发表 于 四月 3, 2013

2013年3月31日，来自中国与缅甸的两条新闻让人感慨万千，一条是“中共中央禁止媒体发表反马列毛言论”，为中国媒体定出了今后的五点宣传基调；另一条是“缅甸放松报禁，准许私人办报”。考虑到中国改革开放已经长达33年，缅甸的民主化历程正式开始不过两年时间，不少网友感叹：后起的缅甸在民主化道路上已经赶超中国了。

网友这一感叹其实有两个误判：一是将中国经济改革与缅甸民主化看作同一车道上先后出发的两辆车，其实，这两辆车从一开始就不在一条轨道上，无论是出发点还是目标地都很不一样。二是中国网友忽略了缅甸人民为争取民主化而艰苦斗争的漫长历史，以及民主诉求贯穿这一斗争的始终。

缅甸 “8888民主运动” 播下民主种子

自1988年至2011年，缅甸人民一共发动了两轮大规模的民主化运动，第一轮号称“8888民主运动”，因开始于1988年8月8日而得名；第二轮是2007年8月间开始的“番红花革命”。与中国民主运动之间缺乏精神传承不同，缅甸的两轮民主化运动有极强的多层次传承关系。运动的参加者及研究者都公认，“8888民主运动”为缅甸民主化从三方面奠定了基础：

第一，产生了民主运动的魅力型领袖。昂山素季的个人魅力和领导才干使缅甸民主运动的国内国际影响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缅甸军政府构成了巨大挑战。

第二，昂山素季亲手创建的“全民民主联盟“ 很快发展成缅甸最大的反对党， 并在1990年的全国大选中获得了压倒性胜利。虽然军政府在该次选举后不肯交出政权，但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缅甸人民。

第三，“8888运动”使民主自由价值观在缅甸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涵育了缅甸人民的权利意识。 民主运动前，民众只是对军政府的独裁统治深感不满，但对民主自由价值理念及其对人的生存意义并不了解。 昂山素季在传播民主理念时，特别就政治与人的关系向民众做了通俗易懂的阐述，使之深入人心。此后，青年学生为了动员民众，深入城镇和乡村，让民众明白经济落后、腐败横行等各种社会问题根源于专制政治，此后，缅甸民主运动的方向从未偏离消灭独裁专制这一方向。

可以说，“8888民主运动”为缅甸民主化运动建构了三个基础条件：众望所归的领袖、成熟的组织、具有信念追求的各级组织者与参与者。

缅甸军政府在人民压力下的改良

“8888民主运动”虽然被残酷镇压下去了，但缅甸军政府的核心领导层已意识到坚持军人专制没有出路，因此被迫做了一些改变：首先是解除了在8888起义期间颁布的戒严令，开始与包括反对派在内的各政党及社会各界人士对话。与此同时，军政府通过它所支持的“联邦巩固发展协会”（后改为“联邦巩固发展党”）来扩大与基层民众的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从1997年起，“巩发会”经常召开群众大会，从公务员和中学生中大量吸收成员。到1998年，该协会成员多达1100万，成为缅甸最大的政党。

2003年8月，缅甸军政府宣布了旨在实现民族和解、推动民主进程的七点民主路线图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恢复举行国民大会、启动制宪程序和举行民主选举，把国家权力转交给民选政府。

在这个过程中，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派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从不同的方向给了缅甸军政府以巨大压力，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2007年8月15日开始，缅甸发生了一场举世闻名的反军政府示威，起因是缅甸政府取消燃油补贴，导致燃料突然涨价数倍，公共汽车收费也上涨100%。饱受物价上涨之苦的缅甸民众开始举行示威，要求民生物资价格合理化，学生与反对派政治人物趁机参与并主导示威活动，逐渐加入“与军事执政团进行对话”以及“释放昂山素季等政治犯”等诉求。自9月18日开始，约数千名佛教僧侣参加示威游行。 一些新闻媒体将此次示威活与世界各国的颜色革命相提并论，称为“番红花革命”（因僧袍颜色类似于番红花得名，SaffronRevolution），亦称“第二次缅甸民主运动”。

2007年“番红花革命”依然被军政府镇压下去，但强大的国际压力迫使缅甸当局不敢像1988年那次肆无忌惮地对民众实施屠杀。在镇压的同时，军政府开始立宪改革：9月3日制宪国民大会确定制宪的基本原则，10月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12月起草工作正式启动，2008年5月举行新宪法草案全民公决。

值得一提的是，反对派从未因为缅甸军政府这些筹备工作而放弃自己的诉求（即消灭独裁专制），并因此做出原则性的妥协；当然也更不会为缅甸军政府从未做过的事情鼓掌（这两点恰好都是中国知识界及某些有影响的“异议”人士经常做的事情）。2010年11月7日缅甸举行多党选举之时，不少反对党还都嗤之以鼻，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自由联盟就以选举不具合法性为由而拒绝参加。这次大选之后，有“干净先生”之称的吴登盛当选总统，军政府将权力移交民主政府（评论称之为“政府脱军装”）。以后，吴登盛频繁发力，推进缅甸民主化，并主动向美国等示好表示民主化决心。至此，西方世界及缅甸反对派才敢相信：缅甸人民流血奋斗了20余年的民主化进程终于开始。

至此，可以对缅甸民主化进程做一简单总结：20余年的民主化进程当中，前赴者的牺牲为后继者积累了各种资源，如领袖、组织等各种社会运动必不可少的要素；社会各界（包括宗教界）都将推动民主当作自己的职责；学生对市民与乡村的启蒙；国际社会的共同制裁；军政府在压力下的让步与释放的和解诚意；一位深明时势、行止“干净”的戈尔巴乔夫式政治人物。

接下来我将分析中国自1989年之后的20多年内，是否积聚了缅甸民主化的类似要素。

同一个城市，不同的童年——探访北京打工子弟学校

2 July, 2012

CLB记者手记

近日，位于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皮村的同心实验学校收到拆迁的通知，使这所学校里的上百名打工子弟的教育权受到威胁。6月底，CLB记者来到皮村，希望能够切身了解这座位于北京郊区的以外来人口为主的城边村里打工子弟的学习及生活环境。

6月19日，朝阳区金盏乡皮村的同心实验学校收到了金盏乡教育卫生科的告知书，当中提到同心小学“在房屋安全、消防安全、用电安全和卫生保健方面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学校未按相关规定程序取得办学资质”，“责令学校停业关闭”。互联网资料显示，该校于2005年创办，学前班及小学部共有学生700余人。

皮村四周被绿色的庄稼环绕着。进入村口，CLB记者打听到了同心实验学校的具体方位。前往同心实验学校的必经之路是一条狭窄污浊的小巷，小巷两边拥挤的小吃店、日用百货店，在小巷的尽头，记者终于看到了小学的大门。

在同心的铁栅栏门口，CLB记者看到了各种荣誉匾额。这所小学是北京多所学校的社会实践基地，也是一些国际机构赞助的对象。几排二、三层的教学楼，院子就是孩子们活动的场所，由于已经接近下课时间，院子里嬉笑打闹的孩子很多。整个学校上下，丝毫没有学校即将关停的担忧。

就在记者守在同心小学门口的时候，一名年轻家长带着孩子来报名。已经放学的学生告诉CLB记者，没有听说学校就要关停。

记者表明身份后，负责人以“拆迁的事情还没有最终落实”为由，拒绝了CLB记者的采访。一周前，该校校长孙恒曾在微博上贴出金盏乡教育卫生处的关于责令该校停业关闭的“告知书”。同时发出的“承诺书”的最后一条是，“不参与任何上访和媒体活动”。

几名在同心小学做暑期实践的北京某高校大一学生向记者表示，学校里的条件比较苦，她们每天从市区过来要做几个小时的公交。

距离同心小学约5分钟路程，是结合了幼儿园、小学及初中部的新利学校。紧闭的红色大门很容易让人以为这是一座仓库。互联网资料显示，该所学校于1998年创建，在校学生1000余人。

一位来北京不足一个月的四川籍妈妈告诉CLB记者，她的两个孩子在新利读幼儿园，夫妻两人平日不在家，幼儿园每个月交不到500块钱，孩子就有人照料了，教学质量 “还可以”。

放学时间到了，校长打开了一扇大门，来接幼儿园学生的家长不仅有成年人，也有10几岁的孩子。由于门口马路狭窄，家长的自行车、三轮车、摩托车挤成一团，让过路的面包车、私家车及卡车司机很晕菜。

今年读二年级的两名女生分别来自河北和安徽，父母都在皮村或附近的村子里打工，如做木匠、打孔等。最喜欢的科目分别是数学和语文。学校也教英语，有计算机课，能上网，学校偶然会带她们去隔壁的黎各庄村看表演。夏天教室里有电风扇，也有大学生过来支教，教授音乐、画画、魔术等。谈及未来的理想，小姑娘们腼腆地笑了笑，说自己也不知道。回家后，女孩们一般的活动是看少儿频道及做作业。每年寒暑假都会回老家。谈话期间，头顶上不是有飞机飞过，噪音颇大。

受现在户籍制度的限制，异地生没有办法在本地参加高考。几名初中生对记者说，如果读高中的话，他们可能要回老家读。

一名在皮村卖麻辣烫的四川籍妇女告诉CLB记者，她的两个孩子现在都在老家读高中，丈夫在城里承包拆迁项目。她和丈夫都希望两个孩子考上大学。她在皮村租了两间平房，月租共600余块，一间做生意，一间当成仓库和卧室。

一名开黑的的北京本地司机对CLB记者说，皮村的外来人口多，治安也较差，公安几乎每天都来。按摩房里的小姐晚上7点就会出来站街寻觅生意。他的孩子也在皮村的打工子弟学校读幼儿园。孩子长大后，可能会考虑转到隔壁庄的小学。

据该名司机，金盏乡的两个村都被拆迁，将来规划成金融街或贵族学校，这是皮村大量外来人口涌入的原因之一。

记者在皮村的一个多小时里，亲眼目睹了一辆警车开到了同心小学所在的小巷，公安把一名不到20岁的青年抓了起来，套上黑色头套，警车的后面载着没收来的老虎机。

经历过七次拆迁的打工子弟学校

同心小学是否会被关停还是个未知数，但位于北京海淀区寒假的利民希望小学自1999年3月建校以来，由于房地产开发及新农村改造（包括建楼房、修路等），已经历了七次拆迁。

来自河北张家口的孙利明校长在6月底的某次关于流动人口的讨论会上表示，目前学校的规模已经从最初的13名在校生以及一名老师（孙校长自己），扩展到200多名在校生，25位老师，几辆校车，十几年来目前已经服务了30，068名农民工子弟。而他为了让打工子弟有学上，坚持办学，迄今已经负债50多万。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王春光教授在此次讨论会上表示，保障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权利，需要媒体舆论、中央政府，以及社会团体的多方努力。

“现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层面也害怕社会舆论，媒体要加强这方面的努力；中央政府应出台相应政策，将义务教育纳入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而不应主要考虑GDP；另外，还需要社会力量，如NGO，去争取。”

王教授补充道，北京不应该排斥外来人口。从欧洲的发展历史来看，外来人口越多的地方，这个地方越富裕。应该通过福利的调整，调整人口的分布。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一名在北京从事工人法律援助的业内人士向CLB记者透露，尽管打工子弟学校被拆的新闻不绝于耳，但打工子弟学校的资金运转大有文章可做。

“主要是校长手里有大把大把的资源。我遇到的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十个里面有九个都是富的流油的。学校强拆了，这个消息一传出来，校长就会收到各种社会机构、公司、个人的各种捐助，这些钱大多数都流进了校长自己的口袋。‘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谁的社会资源多，谁的钱袋就鼓。”

该名业内人士补充道，爱心人士如果想捐助的话，不要捐钱，捐书就好了。捐的钱谁知道最后去了哪里。

近年，关于打工子弟学校的负面新闻逐渐浮出水面。由于打工子弟学校大部分都是民办式家庭经营，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难免会出现一心逐利的经营模式。据《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一位专栏作家曾在2008年到2010年间，带领一个调查团队在北京上海两地展开了对1000个学生的跟踪研究。研究的结论显示，“越是教学条件恶劣，越是能博得同情，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捐助，民办学校落入了恶性循环。”

北京城里人的抱怨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打工子弟学校被迫关闭后，部门打工子弟会被分流到公立学校。北京市虽然在两年前表示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不收借读费；今年5月份发文严禁在义务教育阶段以任何名义收取择校费、报名费、测试费和借读费。CLB记者了解到，借读费的市场仍然存在。

“你可以不交借读费，但你也甭想上公立学校，”皮村的黑车司机如是说。在人多学校少的情况下，有限的名额肯定给那些“表现积极”的家长孩子。

另一方面，打工子弟来到公立学校后，也变相地增加了城里孩子父母的负担。

一位北京本地的出租车司机向CLB记者说道，“打工子弟交借读费，我们也要交借读费。他们一来，我的孩子两三天就学会了骂人。把我的小孩教坏了怎么办？！”他会考虑为孩子选一家四环内的学校，这意味着缴纳3-4万的借读费。

“新北京人”的权利争取

无论是在工厂里从事体力劳动的外来打工者的子女，还是在高档写字楼里从事脑力劳动的外地知识分子的子女，他（她）们都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无法享受与本地孩子同等的教育权，尤其是高考的权利。

2005年开始，中国高考报名实行“学籍”和“户籍”双重认证，导致大量无本地户籍的移民子女无法在自己生活、学习多年的城市参加高考。对随迁子女来说，回户籍所在地接受教育，意味着面临教材的差异、生活习惯的变化等多方面问题。

由教育平等公民联合行动志愿者发起的“推动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行动从2010年5、6月起，随迁子女家长每月最后一个周四会向教育部及北京市教委递交呼吁书，争取取消高考的户籍限制，目前已经持续了24个月。截至今日，该行动已经征集了超过10万人签名，在京沪两地最为活跃。

在各地随迁子女家长、学者等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今年两会期间，教育部表示今年上半年会出台高考方案。但直到上半年结束，仍未见回应。

一名参与教育平等公民联合行动的家长在6月底的某谈论会上表示，“两年来，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大家的努力，公民的意识在觉醒。权利也必须要靠自己去争取。”

2010年5月，教育平等公民联合行动志愿者历史近三个月，成功争取到了小升初的同城待遇。

以下是CLB记者此次在皮村拍摄的图片，包括打工子弟学校、周边环境、孩子们放学后的场景等。

中国爆H7N9疫情 南京一女屠宰工感染病危【真相_禽流感_ H7N9】

陆爆H7N9禽流感疫情，南京市江宁区一名女屠宰工感染甲型H7N9禽流感病毒，

目前病情危重。官方档截图和院方的微博证实了此事，称病人已被完全隔离，并提

醒民众近期不要吃禽类产品。中国大陆已经发现四例禽流感病例，且已有2人死

亡，香港传染病专家认为，这显示H7N9型禽流感病毒变种机率很高，未来可能还

会出现人类感染病例。

南京市江宁区一名女屠宰工感染甲型H7N9禽流感病毒，住在鼓楼医院ICU(加护病房)，病情

危重。(网路图片)

4月2日上午，有民众在微博上曝出南京市江宁区一名女屠宰工感染甲型H7N9禽流感病毒，官方文件截图和院方的微博证实了此事，并称该患者目前已被隔离，要民众不要吃禽类产品。这是中国大陆继上海和安徽后的第四例禽流感病例，据爆料微博称，该患者目前病危。

民众“南京正在发生”的微博于2日上午爆料称，南京市江宁区一名从事家禽宰杀工作的45岁女性，感染了甲型H7N9流感病毒，目前住在鼓楼医院ICU(加护病房)，病情危重。并附上江宁区政府总值班室报送市政府总值班室文件的截图。上午10时许，南京鼓楼医院官方微博“菲尼克斯phoenix”确认此事，称病人目前已被完全隔离，并提醒民众近期不要吃禽类产品。

江宁区政府总值班室报送市政府总值班室文件的截图。(网路图片)
南京鼓楼医院官方微博“菲尼克斯phoenix”确认此事，称病人目前已被完全隔离。(网络图片)
“南京正在发生”微博截图显示，该患者名为许文琴，症状先是发热、咳嗽等，23日病情加重就诊，24日病情恶化，29日，市疾控中心检测流感病毒呈阳性，30日，省疾控中心确定为H7N9阳性。为人感染甲型H7N9禽流感病毒所致。

2月份到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发现4例甲型H7N9禽流感病毒患者，感染者分别为上海市的87岁及27岁男性患者，他们分别于2月19日及2月27日发病，并于3月4日及3月10日死亡；另一人为安徽省滁州市35岁女性，3月15日发病，目前病危；3名病例均出现发烧、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症状，进而出现严重肺炎和呼吸困难。而南京市江宁区的病例，与上述三人症状极其相似，目前已是病危状态。

上海2名患者在中共开两会期间死亡，这是全球首见的人类感染H7N9型禽流感病毒致死病例，而中共官方在患者死亡近20天后才公布疫情，引发公众质疑中共当局意图瞒报或延迟通报疫情。

台湾卫生署疾病管制局长张峰义表示，这是首次H7N9发生人类死亡案例，代表H7N9可以从禽传人。南京江宁区该名从事家禽宰杀的女性患者，佐证了禽流感可以从禽传人。

台湾国家卫生研究院感染症与疫苗研究所所长苏益仁说，大陆通报的3例个案均属重症，彼此间没有亲属、工作关系，疫情很不寻常，代表疫情恐已扩散开来。如果H7N9禽流感会人传人，“事态就严重了”，只能赶快发展疫苗。

对于如此重大疫情，中共卫生部门表示，目前国内外尚无针对H7N9禽流感病毒的疫苗。而目前还没有发现病例的台湾方面称，鉴于大陆发生多宗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个案，台湾疫苗厂国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詹启贤表示，必要时有能力以紧急生产方式，在2个月交出500万剂H7N9禽流感疫苗。

“托克维尔热”折射的中国政治困境

何清涟：“托克维尔热”折射的中国政治困境 

[芦笛之声] 中国至今仍然是由高层决定走向的政治，因此，政治高层的喜好，包括他们最近爱读什么书，都会成为人们猜测政治动向的风向标。王歧山推荐人们读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就引发了一阵托克维尔热。 

王歧山为何要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 

王歧山荐读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并非始自现在，早在几年前就已风闻他向官员们推荐这本书。 

那么，托克维尔这本书究竟说了些什么？只有先弄清楚这一点，才能知道王歧山推荐此书的真意。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于1856年出版，其时距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只有67年。托克维尔1805年出生于一个法国贵族家庭，在其55年的人生历程中共经历了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这段时期正好是法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年代，托克维尔曾热衷于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并在政府中任职，直到1851年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之后，托克维尔开始对政治日益失望，并逐渐认识到自己“擅长思想胜于行动”，开始安心写作。在他的几本著作当中，《论美国的民主》远比这本闻名。如果不是中国政治上层与中产阶层近几年普遍陷于对“暴力革命”的恐惧当中，这本书可能还不会为人关注。 

托克维尔在这本书中探讨法国大革命的成因及后果，指出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通过本书的分析，托克维尔最早提出了一个观点（被称为“托克维尔命题”）：在经济发展和民主推进过程中，经济发展越是快速的社会，出现的社会矛盾反而越多。 

通过比较研究，托克维尔独具慧眼地发现了一个吊诡现象：“有件事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有人在读过《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后，精当地总结出“托克维尔定律”：一个坏的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并非其最邪恶时，而在其开始改革之际。 

王歧山多年来力荐此书，有双重用意。对知识界那些要求民主化的人士，其意在提醒：历史进程未必如他们所愿。中共垮台之后，未必会带来民主与秩序，更可能出现的局面就像当年法国大革命一样，陷入民粹主义的泥潭，清算富人、践踏精英将成为常态，大家千呼万唤才出来的民主化，有可能只是断头台政治重演。对统治集团则是警告：托克维尔定律告诉我们，别以为改革那么好玩，“一个坏的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并非其最邪恶时，而在其开始改革之际”，所谓“改革”就是找死。至于那些什么特赦贪官赎买民主的说法，是哄三岁小孩的玩意，咱们决不上当。 

在新晋七常委当中，王歧山是好读书且善思之人，连他都专注于这条托克维尔定律，可以推测，坚持不走“邪路”、不退回“老路”，维持现状，小修小补，大概就是未来五年（甚至十年）中国的政治方向了。 

中国现状与法国大革命前夕确有相似性 

王歧山是不是危言耸听，拿法国大革命在吓唬人呢？那倒也不是。 

先说经济状况。法国大革命前夕，人口持续增长，财富快速增加，国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令人惊讶的是，法国那时就有“地产热”。有一位法国评论家写过这么一段话：“土地总是以超出其价值的价格出售，原因在于所有人都热衷于成为地产主。在法国，下层百姓的所有积蓄，不论是放贷给别人还是投入公积金，都是为了购置土地”——大家想想中国经济，就知道何其相似。 

当时的法兰西存在很多社会问题，但不影响国家的繁荣富裕。托克维尔认为，有两种极简单、极强大的动力，推动着社会繁荣：一个是依旧强大有力但却不再实行专制、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一个是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与此同时，人们的精神却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对一切旧规章的仇恨在增长。国王表面上仍然以主子的身份讲话，但实际上却接受公众舆论的启发带动，不断地向舆论咨询——这种现象，现阶段中国都存在，例如“微博问政”。与法国不同的是：中国政府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试图驾驭舆论这匹越来越不听使唤的烈马。 

托克维尔发现，在缺乏自由政治制度的国度里，普通人身受旧制度种种弊端之苦，但看不到医治具体社会病的药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维：“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是因为启蒙思想渗透着“抽象的文学政治”。法国缺乏政治自由，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形成两个明确分割的群体：作家们没有参加社会实践，却擅长高谈阔论。热衷普遍性的理论，对于文人来说可能是美德，但对于政治家来说则很危险——这种状况与中国也很类似。知识分子论政，无论是右还是左，谈到未来的政治蓝图，都很少想到具体的路径依赖。中国此时的民众更是不同于18世纪后期的法国民众，经过中共几十年“革命”教育的熏陶，中国底层熟知剥削有罪、造反有理，认为结果平等是天然权利。 

王歧山推荐这本书，可谓用心良苦。 

不愿分期偿还债务，该来的迟早要来 

但中国政府（含官僚集团）欠民众的债务实在太多太重，而且从来没有想过要偿还，连分期偿还的诚意都没有，民怨四起，中国政府有如坐在火山口上，每年天量维稳经费的支出就是一个衡量尺度。习近平上台后确定的三个努力方向，反腐不到一个月，已经从最初要刮风暴之势变成了“润物细无声”；中华复兴的目标如我在《中国复兴的“软肋”》一文里所说的，一缺民意支持，二缺物质资源支撑，基本是个口号。经济振兴的主要方法据目前放风仍然是“城市化”，即继续圈地，这表明发展经济面临黔驴技穷之局。 

尽管中国的上层与中层普遍都不希望发生暴力革命，但他们对这点已经没有自信。从社会发生学的意义来看，中国频发的刑事犯罪案件与暴力革命的本质是相同的，都是杀富人（平民也难幸免）、抢夺财产与侵犯女人。中国各地近年来泄愤型的群体事件增多，其中部分参与者既容易参与犯罪，在外部条件具备时，几乎就是“暴力革命”的必然参加者。依靠“暴力革命”起家的中国政府，目前拥有的“国家能力”还可以成功堵塞任何反抗力量的集结管道，还能够有效地保护政治上中层不受各类犯罪者滋扰；中产阶层也能通过社区防卫（比如一些社区实行24小时全天候保安）实施自我保护。但在所谓“仇官、仇富、仇警”的社会对立情绪中，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彼岸的路在哪里？中共当局决意维持目前的政治格局，新左老左想回归毛时代。但在自由派知识分子当中，实行宪政民主这点应该没有太多分歧，有分歧的只是如何寻找到达彼岸的路，即如何才能实行宪政民主。朱学勤曾写过一篇文章《法国大革命：献给攻破和没有攻破巴士底狱的人们》，他的看法其实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普遍看法：即不革命不行，大革命（法国、中共式革命）不好，小革命（英美式）最好。因为小革命是有限革命，是在尊重现有财富分配格局下的革命，社会不需要付出惨重代价。 

但如何才能实施“小革命”而避免“大革命”，以现实而论，只能寄望于固守城池的中共政府放下进入城门的吊桥，让国人有一条狭窄的通往彼岸的通道。在中共当局拒绝开放吊桥之时，人们已经为赞成或者反对“暴力革命”吵成一锅粥，仿佛中国底层已经具有武昌新军那种推翻清王朝的军事力量似的。一些知识精英苦心劝说统治集团实施政改无效之后，只得转头劝谕民众，重复革命是如何可怕且有巨大破坏力。 

目前，中国政改已成僵局。政治精英看到“改革是找死”并加以夸大，自由派知识精英看到“不改革是等死”并继续劝说。中国政府有无可能在最坏的局面到来之前做点事情呢？我认为目前还有一点空间。从20世纪初东方的历史看，改革成为革命催化剂的国家有土耳其与中国，而改革成为革命替代物的国家有印度。当时印度实行了比较成功的宪政改革，1908年通过《关于印度各级立法议会的法案》（即《1909 
年印度政府组织法》），实施参事会改革；1919年印度建立责任政府和自治机构；1935年印度政府引入了联邦制和省自治等。 

中国政府应该效法印度，逐步实行政改，这比目前坚持“就是不改”的颟顸要明智得多。那些每天夸大印度民主制坏处的“学者”也不要再持续发表那类不负责任的言论，因为印度民主制纵有诸般不完善，也比中共这种让各阶层一起堕落、社会底层谋生都极为困难的恶政要好得多。 

《中国人权双周刊》 

董郁玉：弥漫中国的革命味道所由何来  “西化”、“反西化”还是“现代化”——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比较（上、中）  “西化”、“反西化”还是“现代化”——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比较（下）

公民今天在北京12处再次成功大规模同城“饭醉”

新闻快讯，2013年3月30日，这一天全国各地都在举行“同城饭醉”活动，如你在上海就在上海参加，如你在北京就在北京参加“同城饭醉”等。无论您持什么样的观点，推进中国的民主、法治、人权是我们共同的奋斗目标。今天北京四处开花，同一天分12组如期并成功举行“同城饭醉”，近千人参加。特别是在今天中午另外有两组全是访民加入的在北京大兴区如期并成功举行的“同城饭醉”，有一百多访民参加“同城饭醉”，也有很多访民又参加了其他分组“同城饭醉”。
     
    今晚，由王永红、刘建军、张顺、刘京生、李继平、李学会、王晓宁、彭中林、赵广军、刘力、董奎红、沈立秀、李学会、吴玉芬、石萍、俞忠欢、严燕文、王桂香、邬玉萍、孙江敬、王志民、许梅英、于艳华、杨为平、李川、高月清、孙清芳、邢春良等35名公民一组在海淀区达瓦罐饭店“同城饭醉”。 这组“同城饭醉”讨论的主题是对中国公民民生方方面面造成如毒奶粉、毒食品、猪肉、农作物、空气、环境等有关“污染问题”的本质原因，每个人都表达阐述自己的观点看法。比较一致的观点是，造成中国严重污染而中南海搞特供，视民生不顾，其本质是体制、一党专政腐败、政府不作为造成的，公民没有权利，公民没有民主权利、没有话语权、没有监督权、没有选举权，一党专政下，公民没有选择。一党专政下，既得利益者杀鸡取卵和贪污腐败、不顾百姓生存和死活及子孙后代。共产党常常吹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怕到时没有了共产党，也没啦新中国！尽快结束它。
    　　
    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兄弟姐妹，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一个美好灿烂的今天和明天！我们共同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