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空的自由之风

中国上空的自由之风

俄罗斯之声电台

核心提示：党和国家对出现了数百万感受自由和民主精神的私人企业家的社会进行严格控制迟早会激化中国政局。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能否顺利地在这些"小红旗"中间走过又不触动它们？这是一个极为棘手的任务。
原文：Ветры Свободы Над Поднебесной: Голос России
译文：中国上空的自由之风
时间：2011年12月27日 星期二
作者：谢尔盖·卢贾宁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

【原文配图，来源：EPA】
21世纪初圣雄甘地曾写道："我希望各国的风自由地吹进我的房子，而我又不被风吹倒。"这种风反映了独特的亚洲社会受西方政治文化影响的程度。今天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说非常现实。
民主的"典型标准"侵入中国政治生活的程度如何？如何对抗企图吹倒中国、使中国重蹈1989年天安门事件覆辙的"西风"？中国如何发展公民社会，是在中国共产党严格控制下人为地培育公民社会，还是任由人民的意愿自由发展？
问题逐年增加，可是却没有明确的答案。与经济不同的是，在这方面一旦犯错，代价高昂得多。不正确的步伐就可能导致国家不稳、社会混乱。
让"百花齐放"会不会出现中国版的"阿拉伯之春"
中国领导层实行的改革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但是，今天已经无法忽视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问题。中国领导人自己也谈到这个问题。2011年7月1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就表示，没有民主就谈不上任何社会主义，而温家宝总理在大连举行的经济论坛上还指出，在中国发扬民主是优先的任务。遗憾的是，中国高层推动民主的言论与政治实践还有很大差距，这是一条很长的路，而且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走这条路。
个别中国专家表示，必须彻底改革政治体制。例如中国政法大学江平教授认为，"扩大国家权力也和扩大中共权力一样，是僵化的专制社会的危险迹象"。11月20日他出席了纪念著名学者、法学家蔡定剑的会议。有学者认为，1986年台湾的政治改革可以成为中国改革的范例，指导如何在政府控制下施行改革。
另一位社会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冬表示，"中国的改革陷入僵局"。在他看来，中央政府掌握着太多的权力。这"可能导致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出现不平衡"。
这些看法并非个别，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是社会舆论的一部分。民意调查结果表明，27%的中国受访者也认为必须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并实行民主。在另一次调查中42%的中国受访者否认了按"阿拉伯之春"的形式进行游行和抗议的思想。可是16%中国受访者认为，中东的革命和政权更迭导致建立了真正的民主。
中国"公民社会"是传闻还是现实
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尚未形成"政治自由"或者"公民社会"的概念。当局按照任何民主化计划采取的任何举措都被视为软弱的表现。"强大的国家——幸福的人民"，这就是政权和人民相互关系的主要逻辑。国家（帝王）为普通中国人确定了幸福的"尺度"。个人主义和个性自由是与传统的中国社会格格不入的东西。中国的传统忽略了分权（立法、执法和司法），思想观念多元化和其他"西方的把戏"。
政治多半被理解为精英的行政和道德举措，其效率则取决于他们关心民众的诚信度和能力。并非偶然地，目前的领导人根据儒家模式（建立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大同），在当今的社会政策中采取传统做法。总的来看，这是中国民主化的一种方案。
什么是中国的"公民社会"，怎样建立"公民社会"，对此也许无论学者还是政治家都尚无明确的理解。在民间，呼吁发展公民社会被理解为，对地方当局的一些违法行为表示抗议有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非法占用农民土地、不给季节工发工资、破坏生态平衡等等。而且最近当局对抗议的反应是，答应公民的个别要求。例如，2011年8月在公众的抗议下，大连市政府责令一个生产毒性物质对二甲苯的化工厂"福佳"停工。（译注：2011年年底已恢复生产）

　是否存在抗议的社会"空档"
有一种说法认为，普通中国人对自己的主宰者（封建主、官员、帝王、党委书记）谦卑和顺从。这是传言。相反，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总是有强大的抗议力量。它们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人民起义到秘密的宗教派别进行破坏活动。
数千万人参加的法轮功活动就是当今传统的消极抗议的一种形式。1990年代，法轮功在练气功的人中间出现。练法轮功的人不仅学习"正确地"呼气和做功，而且在精神上形成强大的非正式组织，甚至发展到全国。该组织没有让信徒们筑街垒，而是呼吁他们进行另一种对当局显然有危险的神秘活动。令人离奇的是，这个活动在中国情报机构和各级当局的眼皮底下发展起来。而且吸引了数千万农民和市民，包括中共高级官员、工程师、医生、教师、大学生、演员等等，形成一种"软"抵抗。2000年代初，法轮功被正式取缔，法轮功头目李鸿志逃往美国。
法轮功事件和中国城乡其他抗议事件（经济和生态方面）表明，中国社会上还有很大空档没有被官方的宣传和控制填满。在一定条件下，官方的思想可能迅速被传统思想（类似法轮功）或是西方的自由化东西所取代。这两种情况都会对中国的稳定构成危险。谁也不知道，新的领导人和新的运动将走向何方。
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新的社会组织的形成是非常细微、极不明显的和相当危险的。实际上，很难在"典型的公民社会"和非正常的活动之间划一条线。人为地推动西方的"公民社会"模式将给中国带来混乱。另一方面，客观地考虑，党和国家对出现了数百万感受自由和民主精神的私人企业家的社会进行严格控制迟早会激化中国政局。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能否顺利地在这些"小红旗"中间走过又不触动它们？这是一个极为棘手的任务。
中国的两难："向左转"还是"自由化"
有两个可能的发展方案。一是左倾方案--刺激社会上左的情绪，对按照西方模式实行民主化的任何做法营造毫不妥协、不容异见的氛围。目前在党内和个别社会阶层--军人、老革命和部分党务工作者中已有这种趋势的苗头。许多人认为，在中国建立"公民社会"如同打开逐渐发展成"天鹅绒"革命或者"阿拉伯"革命的"窗口"。一些老革命认为，如果企业界和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左倾政策"表示抗议，可以像文革年代毛泽东对待"阶级异己分子"那样对待他们，也就是说，采取惩罚和强制劳动的方式。
第二是自由化方案--在全球化进程深入、中美更加相互依赖的情况下，自下而上的自主性和主动性进一步高涨，可能成立新的社会团体、运动和政党。同时中共的领导作用依然是稳固的。这个方案的支持者认为，在党组织、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应该深化民主并有所区别。
中国领导层将面临两难抉择：遵循哪个方案，给哪个方案开绿灯。一些情况说明，谨慎的中国领导层可以既保持自由化的政治前景又保持稳定和"社会主义特色"。到底采取哪种形式，现在谁也说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