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1日 星期二

蒋介石女婿,中共特工,继承了蒋的大批遗产

 很多人觉得十分奇怪,蒋介石明明没有自己的女儿,只有两个儿子,这文章的题目是不是起错了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蒋介石有蒋经国和蒋纬国两个儿子,但是只有蒋经国是他亲生的,蒋纬国是他收养的孩子。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蒋介石女儿呢,也是收养的一个孩子,不过不是蒋介石收养的,而是他的前妻陈洁如。

这个小女孩原名叫做蒋瑶光,后来跟着陈洁如姓,作陈瑶光。蒋与陈洁如离婚之后,陈瑶光跟随母亲生活,母女俩也算是相依为命,感情十分好。小时的陈瑶光十分乖巧懂事,是一个小小的"解语花",可以缓解陈洁如的忧愁。慢慢的,陈瑶光长大了,变成了一个明媚的少女。可是成年后的陈洁如一改小时候的乖巧,不顾母亲陈洁如的反对,嫁给了一个朝鲜人,全心全意照顾他,还给他生了两个孩子。可是,这个所谓的"朝鲜男人"欺骗了陈瑶光,他的真实身份是一个日本的特务,接近陈瑶光只是为了套取情报,陈瑶光万念俱灰。抗战胜利之后,那个日本特务狼狈逃回日本,抛弃了陈瑶光母子三人。

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陈瑶光十分艰辛。后来,有人给她介绍了陆久之。陆久之看上去可是一个十足的有钱人,还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官。他当时担任的职位油水很大,自己保养的也很好。虽然已经四十多岁了,但是一点也看不出来,十分的潇洒。他结识陈瑶光之后,对陈瑶光也很好,两个人的婚姻生活还算甜蜜。可是陈瑶光不知道,她的这一任丈夫竟然也是特务!

虽然在国民党内任职,但是陆久之感觉到国民党的势头一天天的不行了,于是也给自己留了后路。1948年,陆久之利用职位之便搞到了上海的防御地图。要知道,在没有高科技的民国时期,这一份防御地图简直就是把上海看透彻了。无论到谁手里,防御地图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物件。他拿着这个地图去找汤恩伯,但是没有成功。但是,汤恩伯也没有过多刁难他,还把他安全送出了上海。新中国成立之后,他身份的特殊性,一再成为被批斗的对象。特别是在十年浩劫中,他更是成了一个"活靶子",后来幸亏周把他救了出了。

回恢复自由身之后,他变得十分低调,隐姓埋名,直至1983年。终于可以公开行走的陆久之也去了香港探望陈瑶光。两夫妻见面之后,都十分激动,几十年过去了都变成了白发老人。陈瑶光劝陆久之留下了,因为她感觉香港的生活条件好一点,蒋给陈洁如留下了很多钱还有房子,陈洁如去世后由陈瑶光管理这笔遗产。

后来陆久之的居住申请被批准下来之后,他就定居在了香港。在他的老年期间,有人劝他要不要去台湾,陆久之表示不想去。陆久之于2008年在上海逝世,享年106岁;而陈瑶光于2012年去世。

王炳章与海外民运独立--从自民党到正义党

 



Shi Lei

自由民主党的主要发起人是倪育贤,应该是1990年,草闯时主要的两股现成的有组织的队伍是:一股来自89年成立的学自联,另一股是被随王炳章离开了中国民联的原中国民联的成员,我属于后者。虽然当初倪育贤基本没有自己的组织人马,但倪育贤将这两股人马的力量结合起来是有很大功劳的。王炳章这边是完全有组织、有统一行动能力的,学自联那边就复杂了,学自联内部有“反共”和“不反共”两部分,“反共’的部分参与了进来。自由民主党就是这样成立的。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民联本来一直是台湾资助的,王炳章离开中国民联是因为他得罪了台湾,或者说王炳章总是坚持自己的独立主张,台湾后来找到了听话的人取代了王炳章。所以,中国自由民主党成立之后,王炳章不能为首,但王炳章“反共”立场是毫无疑问的,加上王炳章实际上带走了原中国民联大部分人马,所以王炳章依然有价值。

然而,王炳章不为主席,许多地方坚持要民运独立,党内影响极大,人马占优势,这个中国自由民主党不符合台湾的意思,台湾也就不给这个组织资助,学自联那边的人很不满意王炳章,他在一些人眼里成了“魔鬼附身的人”。没怎么斗,学自联那边的人马基本离开了之后,王炳章轻易地就当选了自由民主党的主席,台湾方面给不给经费就归倪育贤(副主席)去沟通。

王炳章当了主席,台湾没有给自由民主党钱,倪育贤从台湾那里争取到了“专款专用”的经费,王炳章这边认为这是属于给自由民主党的,倪育贤弄到的钱“专款专用”了,这样有了矛盾,王炳章这边就干脆把倪育贤给罢免了。

不久,1992年,好像是4月,王炳章自谋经费过程中在美国出事了,倪育贤就找了些自由民主党的党员开了会,会上倪育贤就选上了主席,倪育贤认为这是救自由民主党于水火之中。这之后,倪育贤得到澳大利亚那边潘晴等人的得力支持,美国这边也出现过去王炳章的人马跟随了倪育贤,倪育贤就这样站住了脚。当然,倪育贤这个自由民主党,王炳章这边是不承认的。这样,就有两个自由民主党了。

作为倪育贤这边的中国自由民主党,自那之后组织上没有再发生变更,倪育贤从那时起一直是主席直到2007年,现在这个中国自由民主党的主席是澳大利亚的潘晴。

王炳章出事之后,王炳章这边的中国自由民主党由一个住在台湾的台湾人(原来在美国留学时参加了王炳章组织的中国民联)担任代理主席。不过,王炳章出的事情,在美国最后不追究刑事责任不了了之了,王炳章这边的中国自由民主党重新开大会,选王炳章当主席是绝对没问题的,台湾方面也说好,会支持给经费的。第二天就要选举,头一天王炳章忍不住召开核心干部会议继续鼓吹“中国民运独立”和“自谋经费”,第二天早上北美时间6:00,台北消息说王炳章当主席就不给钱了,为了这个自由民主党能从台湾得到钱,王炳章愿意不选主席,于是王策选主席,自然选上。这好像已经是1993年了。

台湾的钱给了,不多,由直接参与到王炳章这个自由民主党里担任职务的台湾人(当然是特工啦,大家时间长了也不好意思不承认啦)掌握。王炳章不在乎,继续鼓吹中国民运独立,继续努力“自谋经费”,不过,王炳章对这个自由民主党的组织活动并不积极,主要由台湾人直接管。

1994年王炳章“自谋经费”开始有了成效,1995年王炳章“自谋经费”初具规模,1996年到了鼎盛,这时台湾对继续控制和利用王炳章才开始彻底失去希望--于是这个自由民主党内的台湾人开始了“彻底消除王炳章的影响”的工作,这也就结束了王炳章这边的中国自由民主党,之后没有人再去和倪育贤的中国自由民主党争什么了。

王炳章不在乎台湾方面的这些小儿科的游戏,王炳章相信有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就能够有自己独立的中国大陆民运组织(说明:这不等于不设法谋求其他个方面的经济支持,包括向台湾方面寻求支持。),不过,1996到1997,由台湾方面的特工亲自领军旨在捣破王炳章经济实力的一系列行动,导致王炳章约损失150万美元,受波及的石磊大约损失25万美元。但是,这一来,王炳章一定要开创中国民主运动独立局面的决心也更大了。

中国民主正义党在1998年成立,一开始由王炳章和石磊共同投资,国内外结合,王炳章和石磊都到国内去(使用假证件)活动。从1989年到1998年,9年中王炳章过去从中国民联带出来的人马损失惨重,许多人淡出了民运,他们认为中国大陆海外民运无法开展,因为这里是台湾的地盘,但也有许多人对王炳章从来不失去希望。正义党成立当初,一下子就有70多已经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老人马,不过主要运作并不是这些人。中国民主正义党在国外主要发展对象一直是留学生、在中国大陆当过官的及其在美家属,在中国大陆有经济实力的及其家属,以及少数民族,“难民”从来不是正义党在国外的发展对象。中国民主正义党海外党员中相信基督教,参与基督教活动的人数比例较高,其次相信佛教,超过半数是无神论者,但没有一个相信法轮功,相当一部分正义党成员认为法轮功是“邪教”。

中国民主正义党一开始对外公开的领导人,不少后来被台湾(国民党)各个击破。有的在中国民主党国内筹备注册问题上同意执行国民党党纲--中共政权是“匪”,不能要向中共政府要求注册,“成立”就是了,“成立”才能获得台湾的经济资助,筹备注册不行。于是,这样的人就离开了正义党。有的98年对“党特”理直气壮地说:中国大陆民主运动不能做台湾的尾巴!到2001年,要求王炳章和石磊退出正义党,让正义党接受“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的领导从而接受台湾方面的经济资助,于是,这样的人也离开了正义党。当然,也有正义党的重要干部接受台湾情治单位的“专款”到中国大陆去“专用”,结果在中国大陆被“专政”了,这也让正义党损失了要员。2002年,王炳章也被绑架到中国判刑了。

王炳章自1988年底开始就写下了追求独立,摆脱台湾控制和操纵的中国海外民主运动悲惨的历史,正义党创立8年多了,也历经悲惨。不过,无论台湾某些方面是否还要“彻底消除王炳章的影响”或者是否希望正义党“自生自灭”,王炳章建立正义党的时候这些都想到过,正义党目前经济实力雄厚,国内运作的经费完全国内解决,国外运作完全是网络型的组织结构而不是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我们干我们的,我们特别不愿意,也非常反感,成为台湾国际外交的工具。我们的路今后是否继续走得通,大家看下去吧,有的人早就宣布正义党夭折了,或者干脆说正义党是中共的海外支部了(我们在中国不愿意受中共的控制,为什么到美国一定要接受台湾的控制?不接受台湾的控制就是中共的海外支部吗?持这种逻辑的政党、或政权、或个人--能有什么出息?忽略也罢。)。反正要掐死我们的方面有中共也有台湾方面的,我们还活着,还在长大。我们相信,独立是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生命力,这是因为追求独立就是追求自由的重要部分。

2022年1月30日 星期日

李秉衡(1830年-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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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衡(1830年-1900年),字鉴堂,辽宁庄河人[1][2],晚清官员。

中法战争[编辑]

早年捐官为县丞,迁知县。光绪五年(1879年),冀州知州。再二年昇为永平知府。十年后(1884年)任广西按察使。

中法战争时,秉衡主持龙州西运局。隔年和冯子材获得“谅山大捷”。彭玉麟奏言:“两臣忠直,同得民心,亦同功最盛”。光绪廿年五月担任安徽巡抚。

甲午战争[编辑]

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廷调李秉衡为山东巡抚。

当时吏部文选司郎中延熙、李绍芬等,奏称当时能战的将领为刘永福等人。能战的主帅为张之洞、李秉衡、唐景崧,都义切同仇、声威素著。建议满清朝廷信任他们,必能奏效且有功绩。倘若有退败不前者,立刻于军队之前就地正法。不要让其有机会巡回各部议论,侥幸存活[3]。光绪21年(1895年)四月初八(5月2日),河南举人步翔藻奏称:淮军将领克扣兵饷、听闻日军就先自行逃亡溃散。其败是为非战之罪。宋庆的军队,以数千之兵支持半年,能守也能战,其未能获胜,是因为孤军无援助。李秉衡、刘永福也有死战之心,所以其防守的地方,虽日军侵扰,始终无法得逞。[4]但实际上李秉衡在山东用兵颇有缺失,“日军浮三舰窥登州,秉衡尽萃精兵于西北,而荣成以戎备寡,为日军所诱而获”,因而遭受时人非议。[5]

巨野教案及八国联军[编辑]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因巨野教案而派兵强行进入胶州湾,时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认为“土地不可自我而失”,派兵与其相争[2],因此被罢黜,担任四川总督,但未到任便因德国压力而被罢免。光绪26年(1900年)担任巡阅长江水师大臣。八国联军进攻大沽后,李秉衡一度列名张之洞、刘坤一两总督倡议的东南互保,但随后力请募兵入卫京师,并在慈禧太后召见时极力主战;于是领四军出战,在杨村(今武清县)兵溃,退至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吞金自尽。[5] 初谥忠节,随后联军将李秉衡列入事变祸首,要求严惩,清政府以秉衡先死而不予治罪,但下令追夺一切官职并撤销恤典。[5]

评价[编辑]

由于资料匮乏,研究他的学术文章不多。[6]学者对其语多肯定,称其一生清政廉明、忠君体国、勤政爱民。部分后代居住于今大连市,且正在筹建纪念馆[7]。

维新人士吴樵批评<李鉴堂(秉衡).....极恶洋务,中国事皆误于此等正人。>

罗惇曧所著《庚子国变记》则指名列庚子被祸五大臣的许景澄和袁昶之死与李秉衡有关,“七月初四日,杀许景澄、袁昶,秉衡有力焉,天下冤之。”

参考文献

薛田资(德语:Georg Maria Stenz,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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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田资
Georg Maria Stenz
George maria stenz.jpg
出生1869年11月22日
韦斯特林山阿尔滕基兴县霍豪森
逝世1928年4月23日(58岁)
美国伊利诺伊州库克县诺斯布鲁克Techny
国籍德国
职业在中国山东省传教
活跃时期1893-1927年
组织圣言会
知名于巨野教案、街头教案
签名
Stenz signature.jpg

薛田资(德语:Georg Maria Stenz,1869年11月22日[1]-1928年4月23日[2]) 是一位天主教圣言会会士,1893-1927年期间在中国山东省传教。在山东,他牵涉到两起武装袭击传教士的重大事件:巨野教案和街头教案。在1897年的巨野教案中,在薛田资的驻地曹州府巨野县张家庄,两位来访的德国传教士被杀害。薛田资本人更可能是袭击的目标,设法隐藏起来逃脱。德意志帝国以杀害传教士为由,占领了青岛。在街头教案中,薛田资和中国教友在日照县街头村遭到虐待和囚禁三天(1898年11月8日至11月11日),导致德国军事干预和赔偿要求。

早年[编辑]

1869年11月22日,薛田资出生于韦斯特林山阿尔滕基兴县霍豪森[1],是是小学教师雅各布·斯滕茨和妻子玛丽亚的儿子。他是4个孩子中年龄最大的(2个男孩和5个女孩),其中只有他和他的妹妹玛丽亚(生于1878年)活到成年。[2] 他就读于霍豪森的小学,他的父亲在1875年至1880年担任该校教师。从1880年到1881年秋天,可能是出于健康原因,由霍豪森的一位神父担任他的私人教师。[2] 1881年秋天,他进入蒙塔鲍尔一所中学读二年级,住在天主教林堡教区的一所住宅。[2] 1887年2月(17岁),它在斯泰尔加入了圣言会,从1887年4月25日起在传教会中学斯泰尔学校(Styler Lyzeum)继续受教育。[2] 两年后毕业。[2] 由于学位没有得到德国政府承认,1889年他又从蒙塔鲍尔中学获得了高中文凭。[2] 1891年11月21日,他在维也纳西南方玛丽亚恩策斯多夫的圣言会圣加俾额尔会院成为初学修士,学习神学。[2] 1891年11月21日,他在圣加俾额尔会院发初愿,1893年6月25日又在同一地点晋升神父。[2]

在山东传教[编辑]

航程[编辑]

1893年9月17日,薛田资和同时晋升神父的赫德明(Joseph Hesser,1867-1920)和 Josef Schneider (1867-1896),一起被派往中国。[2] 三人经过科隆、巴塞尔、卢塞恩和米兰,前往热那亚。[2] 1893年9月25日,这三位传教士在热那亚登上了北德意志-劳埃德船运公司的拜仁号轮船。[2] 轮船经过那不勒斯、塞德港、苏伊士、亚丁和科伦坡, 他们于10月25日抵达香港。[2] 在香港逗留数日后,薛田资继续搭乘拜仁号航行,于1893年10月29日抵达上海[2]。他们在上海逗留了一个星期,住在法国遣使会设在上海的办事处首善堂里。随后,他们乘坐船沿长江上溯,到达镇江,住在法国耶稣会,穿上中国式的服装。他们在这里租了一条船,用了20天的时间,沿着京杭大运河抵达山东济宁。

初期[编辑]

薛田资到达山东后,留在当时山东圣言会的总部济宁东南约30公里处的郭里镇(或阳谷县坡里),学习汉语。[2] . 直到1895年初, 他被派到嘉祥县(济宁以西25公里),担任能方济的助手。[2] 1896年秋,薛田资成为本堂神父,驻扎张家庄。他的直接上司是韩理加略。[2]

巨野教案[编辑]

大约一年后,1897年11月1日,他成为袭击的目标,即巨野教案:能方济和韩理加略来到张家庄拜访薛田资,被人杀害。

日照教案[编辑]

1898年秋天,薛田资被调岗位,负责日照和诸城的传教工作。[2] 1898年11月1日,薛田资从青岛乘船前往日照,在该地区游历传教。7天后,即11月8日,他抵达日照西北约35公里的街头村,发生了街头教案。在那里,薛田资遭到囚禁和虐待,直到11月11日中午左右,日照县令介入,将其释放。事发后,薛田资在青岛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1899年2月,薛田资参加了德国的惩罚性探险,从青岛攻打日照,为三名德国人(一名中尉、一名采矿工程师和一名翻译)复仇。[2] 1899年6月16日,一份德国报纸(Kölnische Volkszeitung )刊登了一篇报道,以负面的眼光描绘了德国青岛殖民地的生活,并指责德国士兵缺乏纪律、酗酒、性骚扰中国女孩,以及虐待当地华人。[2] 虽然这篇文章是匿名发表的,但薛田资被怀疑是作者,因此于1900年初从青岛搬到济宁,并被安治泰主教禁止写作。[2]

济宁办学[编辑]

1900年4月25日,薛田资离开济宁前往欧洲接受治疗和休养。然而,他之所以被送走,可能是因为他造成传教会与青岛的德国当局之间的关系紧张。[2] 在欧洲期间,薛田资参与了将山东南境宗座代牧安治泰赶下台的活动。安治泰主教来到罗马为自己辩护,但在案件才得到解决之前,就在1903年11月24日去世。[2]1904年5月20日,薛田资回到山东。回来后,他在济宁创办中西学堂,自任校长,从事教育活动达20多年,直至1925年(55岁)辞职。[2]

去世[编辑]

泰克尼圣言会墓地的薛田资墓碑:1869年出生、1893年晋铎、1928年去世

1927年3月17日,薛田资中风,丧失了说话能力[2] 。同年5月3日,他经上海前往美国疗养。1928年4月21日,他在伊利诺伊州的泰克尼(Techny)第二次中风,昏迷不醒。他于4月23日去世[2] ,年58岁,葬在泰克尼圣言会大院的墓地里。

对中国人的态度[编辑]

在薛田资的著作中,称中国男人是“黄辫子”("gelber Zopfmann"),提到中国人“非常令人不快的性格特征”("dem Europäer gegenüber sehr unsympathische Charaktereigenschaften")[3]:狡猾、没有真正的友谊、易怒、残暴、懦弱、傲慢、忘恩负义("Undankbarkeit")和迷信。[3] 他还提到中国人的肮脏,但这是贫困的后果。[3]

评价[编辑]

在周锡瑞(Joseph Esherick)的著作《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称薛田资是“特别令人讨厌的传教士”,具有“惊人的缺乏吸引力的性格”[4]。

著作[编辑]

  • 《在孔子的故国:山东概述》(In der Heimat des Konfuzius: Skizzen, Bilder und Erlebrisse aus Schantung)(1902)
  • 《从远处:在德国--中国和鲁南》(Aus weit Ferne: In Deutch-China und Süd-Schantung)(1903)
  • 《朝鲜语,“蒙根斯蒂勒”之地》(In Korean,dem Lande der “Mongenstille”)(1904)
  • 《进入龙的王国:在十字架的旗帜下》(Ins Reich Drachen: unter dem Banner des Kreuzes)(1906)
  • 《鲁南民间故事集》(Beiträge zur Volkskunde Süd-Schantung)(1907)
  • 《德华字典》(Deutsch-Chinesisches Worterbuch)(1920)
  • 《圣言会韩理神甫传》(P. Richard Henle, Missionar in China)(1925)
  • 《华德字典》(Chinesisch-Deutsches Worterbuch)(1928)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