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维权网7月5日发布的消息，在海外网站创建博客平台的知名博主 “编程随想”，最近因遭中国网监人员举报，已被国安部门抓捕。
据介绍，“编程随想”真名为马勇康，居住地位于山东青岛，被捕前担任中国某网络科技公司工程师。由于“编程随想”在墙外网站创建博客平台，发布大量有关中国网络安全、时事政治、历史、外交，以及被查禁的各类电子版书籍等，而在海外中文网络上成为知名人物。“编程随想”并获得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2013年年度大奖。
维权网披露，“编程随想”长期遭到中国海外网监人员跟踪。有五毛根据“编程随想” 2009年之前注册的同名社交网站账户及浏览记录，因与其墙外发言内容高度吻合，确认了该账户为“编程随想”本人所有，并于今年5月将有关调查资料举报至国家安全机关。“编程随想”随即因此被捕。
编辑：何平
（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Jan Jekielek采访报导／原泉翻译）“很多社会都是围绕着没有疾病和有疾病的理念建立起来的，这就是我们所做的。它很严峻，很残酷，很反现代。”
在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举行的首届会议上，我们采访了布朗斯通创始人兼总裁杰弗里·塔克 (Jeffrey Tucker) ，讨论了疫苗规定、封锁政策的破坏性后果，以及他创建一个能够自由讨论、探索科学的思想圣地的愿景。
“关闭学校、关闭教堂、派特警到德州乡村的酒吧去逮捕那些喝酒的人——他们做了所有这些可怕的事情。但一旦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对这项全民实验投入了如此巨大的资金，现在就遇到问题了，对吗？”塔克说。
杰弗里·塔克说，我们的所作所为令人愤慨。治疗新冠病毒患者的护士，几个月来把自己暴露在病毒中，他们知道自然免疫的作用。我们站在公寓的窗户旁，在他们下班回家时为他们欢呼：“耶，谢谢你救了我们。”20个月后，他们被告知被解雇了，你要么接种疫苗，要么丢掉工作。
塔克说，因为统治阶级不愿承认错误，所以谎言就从那时开始了，而且谎言一直没有停止过。我们生活在一个谎言的世界里。
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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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克：很高兴来到这里，谢谢你们的邀请。
杨杰凯：杰弗里，我们刚刚参加了一天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首次大会，见到了一些很棒的演讲者，我和一些以前从未谋面的人建立了联系。
塔克：是的。
杨杰凯：实际上，因为研究所的成立，这是个重要的日子。
塔克：嗯，感觉上是很重要。
杨杰凯：是的。
塔克：感觉我们正在努力寻找解决方案，正在走出一场我们一生中前所未有的危机、没有人希望发生的危机。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们几乎不敢相信，而现在，21个月过去了，这一切还在继续。
美国正在开放，而世界上许多地方则以其它方式关闭。因此，这场危机仍然伴随着我们——在思想上、社会上、文化上、政治上，这也是科学、言论自由等方面的危机。
这些天我们一直在问这些大问题，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只是致病性疾病的媒介吗？我们要完全放弃人类尊严的理念吗？我们是否会屈服于这样一种观念：有些人注定要借科学之手统治世界，而我们其他人只会被制约和服从吗？
我们真的要这样做吗？如果这样做，这对我们的民主和平等的理念意味着什么？我们都在问这些问题，我希望布朗斯通能提供一个类似论坛的平台，让我们实事求是地讨论这些问题。
正视所发生的现实，也许能为我们的解决方案带来曙光，我们昨天的一位发言人说，这一切都与重新发现启蒙运动，以及它所代表的价值观息息相关，我认为这是对的。
但我也感觉到，对于那些正在被清洗的人们来说，布朗斯通扮演着避难所、救助者或庇护所的角色，而且这种情况还在继续，甚至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就有一些人正在失去他们的职位、工作，因为他们拒对这个生物医学政府及疫苗强制令保持沉默。
因此，是的，布朗斯通太小，成立得也太晚，但至少我们存在，我认为，昨天（的大会）证明了我们可以做很多好事的可能性。
杨杰凯：一开始你提到了这场危机，甚至对一些观众来说，可能是一些新观众，有些人认为危机是COVID，这不就是一场危机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封锁的原因吗？这是一场巨大的危机。
塔克：是的，我知道有些人认为这是全世界从未经历过的病原体，但是自从这件事开始以来，我做的一件事就是阅读病原性疾病、传染病的历史，以及应对它们的方法。
在过去，即中世纪，人们认为病原体是一种人们必须逃离的瘴气，这导致了种姓制度、或封建制度、或阶级制度的产生，上层阶级可以搬迁，远离病原体——把它强加给其他负担不起的人，所以在社会上形成了这些分化。
但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从中世纪晚期开始，在黑死病结束后，现代性和进步的理念开始在人们心中萌芽，我们开始对传染病形成不同的态度，那就是我们需要自由、权利、平等、进步，尽管有病原体存在。
我们将永远与这些致命的病原体共舞，我们一直如此，但这种致命共舞的负担应该是全社会的，应该由社会结构中的每个人来分担。作为一个群体，我们需要接受这些东西，我们不会再把社会分成子群体。
在20世纪，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美国在1968年、1969年，以及1957年和1958年爆发了疾病。我们在40年代初有过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问题，在1929年有过鹦鹉热等等，但在20世纪，我们逐渐对传染病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们发现了群体免疫的概念，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我们了解到，应对疾病的方法不仅仅是，一方面，按照暴露和未暴露、没有疾病和有疾病来划分社会，在20世纪我们不这样做。
在2020年出了点问题，我们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这条道路甚至比中世纪的道路还要极端。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科学实验，几乎对整个人类进行的实验，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尝试，他们把我们当作实验室的小白鼠，从3月中旬开始，我们的工作就是像机器里的零件，像电脑模型的一部分，他们给我们建模，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对我来说，这一切都归结于（前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协调员）黛博拉·伯克斯（Deborah Birx）在3月16日白宫新闻发布会上的言论，她说：“我们想要的是每个人都保持距离。”这是她的表态，而这是来自白宫的，人们不觉得这很不寻常吗？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我们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命令：每个人都应该和其他人保持距离。这是一项在社会管理领域的荒唐的新实验，以减轻疫情为幌子，以控制病毒为幌子，但是这并不奏效，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做法，在减轻疾病的不良后果方面取得了任何成功。
实验失败了，但对这一点几乎没有公共认知，我们也一直迟迟不愿承认。这件事的设计者中很少有人，我认为没有人，站出来说，“好吧，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此，现在留给我们的只是这场巨大的灾难，而且很难知道最糟糕的部分是什么。
我想对我来说，最惨的灾难是当你意识到权利和自由可以在瞬间被夺走，而你却无能为力时产生的丧气感。如果法院不站在你这一边，公共卫生官员对此欢呼雀跃，你就会感到无能为力。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到处都有这么多的抑郁症、吸毒过量和酗酒，以及肥胖和健康状况不佳等上升的原因。突然意识到你并不自由，你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所有你曾经相信的东西可能不再是真的。
这是一种冲击，生活的礼仪突然转变为一种全新的制度，转变为一种你必须遵守的新协议，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或者你家里可以招待多少人，甚至你是否可以去教堂。你去参加一个聚会，然后每个人都称你为超级传播者。
这很怪异。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世界，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是否愿意忍受这一切，这是个好主意吗？如果不是，我们将来要怎么做？所以这是一场危机，而且这场危机存在于许多层面：社会、文化、医疗，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思想层面。
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或者说再次思考，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想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以及我们要在什么规则下生活？是关于没有染病和已染病，必要和非必要，当选的和未当选的；还是说，我们要在平等和自由中重新找回民主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建立了身份认同，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处理的问题，这是最基本的问题。
我们中的许多人，一生都在思考经济、政治和哲学等问题，这些在过去是我们的娱乐谈资、是我们与朋友谈论的内容、我们阅读的书籍、我们参加的考试、我们品尝鸡尾酒时谈论的事情，所有这些现在都变成了现实的问题。
现在这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所有我们曾经担心过的事情，所有这些问题都让我、你和许多人心烦意乱。现在就是这样，这是我们的时刻，我们必须根据我们的信仰采取行动，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决定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而这才是最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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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封控下出现的种种吃不上饭、看不了病的惨况，也在唤醒无数身处岁月静好的上海人、中国人。近日，上海人开始拜起张爱玲，并称她为“跑路天后”，遥想她当年若不“润”（Run的中文谐音，在上海封控期间成为爆红字），一定会遇上什么迫害。此外，在微博上，还有网友贴上张爱玲的照片，并写上“拜祖师爷”、“祖师爷保佑我”，或是“拜了能保佑我润吗”等留言。
张爱玲是民国时期上海文坛四大才女之一，她出身名门，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李鸿章的女婿，祖母李菊耦乃是李鸿章的长女。此时的上海人膜拜起了张爱玲，无疑是因为她慧眼识中共，也因此表达自身对中共的不满。张爱玲是如何慧眼看穿中共的呢？她本名张瑛，父亲张志沂是典型的遗少，母亲黄素琼曾前往英国，较为欧化。在这样家庭中长大的张爱玲，先是在私塾学习，后进入贵族学校。
早在中学时，张爱玲就显示出了其文学天分，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小说。19岁时，张爱玲前往香港大学文学院读书。1941年底，日军占领香港后，张爱玲回到上海，就读于圣约翰大学，后因为经济原因辍学，此后通过从事文学创作谋生。
在1943年和1944年的两年中，张爱玲因发表《沉香屑》、《倾城之恋》、《心经》、《金锁记》等中短篇小说，而在上海一举成名。从那些流淌的文字中，你会感觉到她对世态人情的把握是如此的精致、圆熟、冷静而又充满世俗的情趣。或许正是这份睿智，这对世事的洞察，帮助她逃避了人生的劫难。
1949年中共建政前，张爱玲因道听途说而对中共“解放区”产生某些幻想，为此写过《十八春》和《小艾》两篇小说，对中共有正面评价。也基于此，在1949年后，她抱着观望的态度留在了上海。中共自然忘不了将这位上海滩著名的作家“收归旗下”。
1950年七八月间，在中共御用文人、上海文化官员夏衍的安排下，张爱玲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改工作。这两个月的生活，是她和中国大众距离最近的一段历程，但也是她感到最尴尬和痛苦的一个时期。她所看到的“贫穷落后”、“过火斗争”与当时要求的“写英雄”、“歌颂土改”相去甚远，她在写、不写、写什么之间困惑不已。
她承认自己写不来“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而且“也不打算尝试”。她感觉到自己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其敏锐的洞察力使她萌生了去意。加之与胡兰成的关系，周围不断将其视为“文化汉奸”的言论和来自政治方面的威胁，最终促使她决然离开了中国大陆。
1952年7月，32岁的张爱玲拒绝了夏衍的挽留，以“继续因抗战而中止的香港大学学业”为由只身去了香港。她后来多次仔细回忆这段经历。例如，过了罗湖桥就已出境，但是她的脚夫认为还不够安全，撒腿飞奔，穿过一大片野地，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才放下行李，笑道：“好了！这不要紧了。”其后她又前往美国，并以七十四岁的高龄善终。
就在张爱玲走后不久，中共在大陆掀起了一个又一个运动。假如张爱玲留在大陆，1957年的“反右运动”肯定逃不过，更遑论后来的文革。而留在大陆的许多文人都惨遭迫害，有的如傅雷、老舍选择了自我了断。
假如她留在大陆，以她的傲气，或许亦如一般，抱着“士可杀不可辱”的信念。然而，张爱玲就是张爱玲，她对时局的洞察力让她摆脱了噩运。
在张爱玲离开大陆前往香港后，她创作了两篇小说《赤地之恋》和《秧歌》。目前，尽管张爱玲的其它小说都可以在大陆公开出版，但这两篇却始终被中共封杀，原因就在于内容反共。
《赤地之恋》的时代背景是土改、三反运动和韩战，小说真实描写了中共对人性的摧残与控制，在控制整个社会的党面前，个人没有容身之地，更不用说自由意志了。而《秧歌》则表现了中共暴力土改的残酷，农民在饥饿中反抗，以及农民的反抗如何被瓦解，最后沦为政权的奴隶。“秧歌”这一意象是暗喻人民被迫出来的笑脸和假装的幸福，揭示在政治高压下农民的灵魂扭曲。
张爱玲在小说中预言道：“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正如她所预见的那样，中共统治七十多年来，中华大地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人民也一直在被蹂躏。而睿智的张爱玲选择转身离去，以及其留在大陆的同时代人的悲剧，都在告诉如今的上海人和中国人：远离中共才能自救。
2022年，上海人民说：“在这么短暂的人生中，我们少了一个春天”。上一年少了一个春天的是长春，再上一年，是武汉。其实还有更多，我不记得了。
其实每一个人每一秒钟都可以少一个春天，只要心头还笼罩着精神方舱。一个叫钱文雄的男人受不了压力就上吊自缢了，差不多同时，一个叫陈顺平的小提琴手也跳楼自杀。后者总是让我想起傅雷，死得很礼貌很温情，为了让妻子多睡会儿，只留下两张纸条，就翻身从五楼跳下去。
1952年，元帅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队啊。
这是悲愤和无助的四月，每天在朋友圈看各种信息，打电话问各路上海朋友，饥饿、自救、团购、感染、死 于急诊门外、老人、小孩、女人在喊叫……看着听着，忽然就把各种信息搞混搞串了，我觉得所有的悲伤只是发生在某个模糊而具体的人身上，这个人站在阳台上，分不清男女，也分不清贵贱，只是面孔充满饥饿、绝 望、无助，说:
上海怎么了?
上海没怎么，是你幻觉了。你以为有亚洲最好的迪士尼、米其林、科技公司、高素质人群和城市文明，就不会被锤。根据杠杆原理，锤或不锤在于锤子主人。生活之锤砸下时，你躲无可躲。
周树人那会儿还有租界可以躲避，你有什么？你抬头看不见收留你的内山完造，只能看到收纳你的大白。 看，他们终于对94岁的老人动手了。
这是我少有分得清的故事，一个叫职烨的人求助：“我外婆94岁了，阳性后连续三天自测已经转阴。街道居 委会却要求外婆马上收拾东西去方舱。凌晨两点半左右，警察强行撬开房门冲了进去，外婆说不会去的。他 们就上手了！卷起被子把外婆拖走，外婆被拽倒在地上……然后被带到桃浦护理院，没有床没有被子，发了一 个枕头！”
我还清楚记得一个贴子：“我父亲疫情期间无法看病，几天前就走了。殡仪馆来接他遗体去火化对着他喷了很多消毒水。我母亲拿着他早上刚出来的核酸阴性结果，哭着求他们少喷点，少喷点，他是阴性。”
《蝙蝠侠》作者比尔.芬格有个金句：“没有一座城市是永恒的，即使是哥谭市。他们被封在一个大盒子里， 在盒子里活着，在盒子里购物，在盒子里死去，像个机器人，这就是他们想要的，难怪这座城市疯了。”
幸亏芬格1974年去世，否则小粉红就会说这是辱华会逼蝙蝠侠下架。疫情之下美国太惨了，一棵白菜要卖 100元，年轻女孩为了食物就跟志愿者上床，由于等待核酸证明很多得不到救治的老人小孩死在医院门口。据 报道：美国满大街的人拿着冲锋枪互相扫射，只是为了抢得一箱产自中国的圣药：连花清瘟。
花十五天研发出来的连花清瘟确实是圣药，不看广告看疗效，昨天我在家里打扫卫生不小心洒了点连花清瘟在扫帚上，今天早晨起来一看，扫帚已经长成这样:
这世上有一种病毒叫傻逼，且傻逼和病毒一样不可清零。看过《病毒简史》就知道：人类唯一清零的病毒叫天花，从拉美西斯五世感染天花死去到1979年科学家攻克天花，整整花了3100年。病毒对人类是有巨大贡献的，没有病毒就没有光合作用，没有病毒杀死海水中的细菌，大海就是一汪细菌水。病毒中一个基因能合成一种叫“合胞素”的蛋白质，能形成一种东西，那东西就叫“胎盘”。没有病毒，就没有人类。
可是即使病毒清零，傻逼也不可清零。每一头傻逼内心都长着一个体校学历的吴京，他们不读书，且对此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我爱国，凭什么讲科学”。他们两眼充满着愚蠢的狂热，分不清细菌和病毒，他们把防疫当成小时候参加爱国卫生运动，一尘不染、片甲不留，无论你走到何处，身后都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无论你核检是阴是阳，前方都有一个方舱。
最新的消息是：北京方庄的社区医生开始接受新华社采访指导上海的防疫工作了。要不要了解一下赤脚医生，要不要了解一下电影《春苗》……这部四十多年前的鸡血电影跟连花清瘟一样，包治百病。所以不要奇怪 十年脑血栓想出的方法：一个阳性就把一个小区封掉，却又强迫全小区集中测核酸交叉感染；你明明转阴， 可疾控还是必须送方舱；十四天后证明你确实是阴，可既不能呆在方舱又回不到小区……从医学层面上你是阴，从社会面上你还是阳人，你就是阴阳人。
看过一个划时代的视频：高速封控区，服务人员对被贴了封条的司机高喊：“你人不能出来啊，但可以点四
菜一汤”，司机问“那我拉屎咋办”，下面的人员喊：“拉屎把口罩戴上，屁股冲外面拉”。从技术上我是
忧心忡忡的，要是风大怎么办，要是拉稀怎么办。
不是不懂科学，而是太懂利益。V姐说保供食品的连公司都注销了还能进小区，连发放的连花清瘟都是假的 (这个梗太意味深长了)，并且，抗原试纸的生产日期居然在“2202年4月”。
民愤极大。民心可用。
所以开始抓人了，北京卫健委主任也被抓了，涉嫌贪污及其他……该抓的抓，该死的也死了。有关部门郑重提醒市民，保留好团购时有效证据以便将来维权之用。拨乱反正，云开雾散，民心大快。
王垕说：丞相，军粮不够，这仗怎么打啊。曹操：可用小斛发粮，帮我撑几天。数日后，王垕说：这招不行 啊，兵士们都闹起来了啊。曹操：跟你商量件事儿。王垕：啥事儿？曹操说：借汝项上人头一用。斩了王垕，三军用命奋力杀敌……
我常想，我们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处于光荣的时代，处于环时说的崛起中难免有瑕疵的时代， 处于每个人竭力打拼即使虚脱也要喊一声“嗨，早晨，你好”的假装时代……时代镀着金箔，却张着它青铜的大嘴。岁月透露豪情，终不免引颈挨一手杀猪刀。高铁隆隆急驰，其实公务舱与普通舱是一个命运，别吹牛逼你的头等座可以任意旋转、放平，倾覆之时每个人都是一个结局。如果你跳车，只会发生地面与你躯壳剧烈磨擦的一团火光，而车上的人对你的愚蠢行为嘲笑无比。
经此一劫，上海显示出对自由的渴望和自救能力。但不要无限夸大上海，不要虚幻一个充满希望的锡安之城，否则你无法解释发霉的保供食品，打人的本地大白，举报对门是阳性，与权力部门勾结哄抬物价……的故事，以及以下故事:
在广泛批评缺乏食物和居委会的时候，终于有人辟谣了，“真心给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点赞，这是父母家发放的第五批（进口水果）和第六批物资（10kg日本大米，腊肠火腿酱油肉，牛奶，鸡蛋，稻米油）昨晚志愿者发放到半夜又怕惊扰休息，放在每家每户门口，邻居老人早上都被惊喜到了。老人收到政府这么好的慰问，心里也有一份慰藉。这几天医护还上门为父母做核酸检测，给优秀的基层干部群众点赞也给辛苦的志愿者们点赞。”
经查，这其实是上海市政协家属院。 这个梗跟西安力证民众正在幸福分发菜品的照片一样。经查，尚朴路23号，省人大家属院。
上海和西安很多不一样，上海和西安有什么不一样?
我去过世界上五十多个国家，上海如此伟大，如此繁荣，如此生动多情……可是上海如此脆弱，如此不堪一击，冷漠如坚冰。经此一劫你该明白了，不是总有一种力量让你泪流满面，而是总有一层坚冰让你头破血流。从这个角度，上海和青海没什么不一样，六六与监狱网评员没什么不同。大家都是出来卖的，体位不同。
每一个混蛋，当初都只是一个孩子。时代的一粒尘埃，砸到每一个混蛋上都是一把铁锤。你看，郎咸平、六 六、杨华、韦桂国、沈逸、秦培丰……一片哀嚎。王为说，北宋“六贼之首”的奸臣蔡京终于被下旨流放，一时间普天同庆。门人吕辨问了蔡京一个问题：“您看问题又高明，见识又长远，也深知国家大事，怎么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呢?”蔡京答：“非不知也，将谓老身可以幸免。”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不是不知道，我以为我可以幸免啊。
有没有发现，我们其实是同住在一个大的封控楼里。在思想即病毒的时候，思考就遭人嫌弃，有的阴了，有的阳了，有的坚持清零，有的希望共存。坚持清零的被铁锤砸了后也哀嚎，希望共存的当对面有了阳，便怒喊着赶紧“拉走、拉走”。即使有少数人坚持，也在无数次重复核酸检中，渐渐地就从阴性变成了阳性……如果你还坚持阴性，那就继续核检，直到把你测成阳性。
上海终要解封，东方卫视那台被骂到延后的“上海抗疫晚会”必定也会举行，世界马上会变得光明、幸福、正能量。经过奋战，顺义高丽营终于从漫长的封闭中解封，三千多名村民幸福之极，人们随着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马利一声宣布，不约而同地开始合唱《我和我的祖国》。
我们唯一聊以坚持的只有人性，如同坚守冰箱里最后一个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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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电院退休教授，上海书协会员，书法家吴中南老师在急诊病逝，缺少氧气等医疗资源，哀求医生救治未果……夫人亦感染为阳性（ETHAN）。
我爷爷胃出血、血小板个位数、大脑缺氧、高血压高血糖，因为上海优秀的防疫管控未能得到有效治疗，第一二天打120，120死了命的拖时间不给转院，3月29日最后在病房中逝世。（岛听风）
瘫痪的聋哑老人因无核酸报告被医院拒诊，后离世。（浦东新区三林镇77弄盛世南苑2号楼）
我们同行，丹纳赫集团的某Hr，因心脏猝死没有核酸报告耽误治疗，导致死亡。（红豆KK沙棘原浆）
我的妹妹，原本在上海上学，疫情发生前回到了老家，抑郁加重但是没有办法回来就医，11号从15楼坠下， 永远离开了我们。Sylvia，她才21岁。（芳芳芳芳芳）
一个叫陈相汝，三岁零十个月的小女孩发烧了。父母大清早跑到北京西路儿童医院，可是发热门诊停诊关闭。挂普通门诊，可是内科和呼吸科不让挂，原因只是，孩子在发烧。然后去万源路儿科医院，竟然全院封控。折腾八个小时后才打听到泸定路儿童医院下午开门诊，经过漫长拥挤的排队测核酸，一个小时后排到时女儿已经没有力气了，当医生开始检查时，女儿已出现严重抽搐惊厥大小便失禁，失去了意义，瞳孔对光照没有任何反应。医生说:救活了也没意义。父母签下放弃治疗承诺书，医生拔掉了呼吸机。
也许那个小女孩生命的最后还在努力挣扎，她一定是个懂礼貌的漂亮小女孩，让我想起第三帝国时代，有个犹太小男孩临刑之前还问士兵：“叔叔，我站得直不直”。
陈杏虎发了一条贴子：上海徐汇有一条河叫漕河泾，今天漂来了一具尸体，死者是一位老阿姨。她从哪里来，遇到了什么事情，自杀还是他杀，没人知道。十几天前在这里还目睹另一具尸体，是一个叔叔。岸边居民都站在自家窗户前全程目睹着消防和医生打捞，测心跳，装尸袋，运走，大家就这样看着，也不敢作声。原以为第二天会有新闻报道，却也没动静。这两个逝者和一起围观尸体的人，从小成长于怎样的水土、环境，这些因素在何种程度上形塑了他们，又在何种程度上悖逆了他们？我们围着铁窗看尸体，就像大学时看的《伴我同行》，那么多年过去了，它激起的涟漪依然在。
上海是什么？上海就是她面前奔腾而过的那条大河，漂过太平天国军队的战船，漂过洋枪队，漂过英勇抗战的淞沪战役将士遗体，漂过张爱玲，她只想了一秒钟，就知道自己还是喜欢穿着漂亮旗袍而不是蓝灰军装，迅速收拾好行李，从此地而香港，而遥远的彼岸，连信都不想再写一封，永世不见。
张爱玲知道，上海是可以预示未来一百年的大河。
这两年发生的事情，不止这两年发生的事情，让人觉得总有什么笼罩下来，曾拥有的珍贵的东西迅速远去。我的一个做外贸的朋友遣散了员工，开始跑滴滴了。我的另一个电视台朋友，开始借钱了，开始是三千，现在连五百元也借。一个哥们因为生意失败，女朋友远走他乡，他卖掉所有家当，下落不明。
《白鹿原》里有这么一段：几十年后，红卫兵们从原上走下来，挖开了朱先生的墓，正在批斗骸骨时，发现一块砖，正面写一排小字：天作孽，犹可违；反面也写一排小字：自作孽，不可活。红卫兵们怒不可遏，把砖头扔在地下，那砖忽裂成两半，原来是夹层砖，中间赫然写着一排字：
“折腾到何时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