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六四暴徒”群体承受了无尽的折磨与苦难,却很少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怀与救助,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20年来,众多当年的“六四暴徒”陆续走出监狱的大门回归社会,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被社会所遗弃。他们就业的困难导致家庭关系的冷漠,以至情绪低落、沮丧、无奈、厌恶政治。他们现在最希望的就是有个工作,尽早成个家,踏踏实实过好后半生,现在看来这些最朴素的想法对他们而言也成为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借纪念六四20周年之际,我们将把目前生活极为困难的“六四暴徒”的一些情况提供给大家。我们所提供的,只是这个群体苦难生活的冰山一角,我们愿意和海内外各位朋友一道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就是在帮助中国!帮助他们,就是在护卫我们心中的良知与正义!亡羊补牢,尤未为晚。
(孙立勇: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澳大利亚 联系电话:0061-424328130;电邮信箱:liyongsun8964@hotmail.com 通信地址:P.O BOX 219 Campsie NSW 2194 AUSTRALIA )
“六四暴徒”获释后的苦难生活(一)
http://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59707
孙宏,生于1971年1月14日。1989年6月11日,孙宏被双井派出所及戒严部队从家中拘捕,当夜被二三十个手持警棍、铁棍、枪托子、木棍的警察及士兵围殴,被打掉两颗门牙;1990年5月4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对其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2007年7月7日刑满释放。孙宏的电话:13801094961
赵庆,生于1970年1月29日。1989年8月24日赵庆被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福绥境派出所拘捕,1990年2月9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抢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以'放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4年,数罪并罚合并执行18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2003年2月23日从北京第二监狱获释。赵庆的电话:86-10-80907576
高鸿卫,生于1970年4月21日。1989年6月20日高鸿卫被拘捕,同年10月19日因'放火罪'被判处无期徒刑,2007年1月15日出狱。高鸿卫的电话:13910763461
“六四暴徒”获释后的苦难生活(二)
http://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59755
董盛坤,生于1960年12月16日,1989年“六四”后被中共以“放火罪”逮捕,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2006年9月5日,在服刑17年零3个月后出狱。董盛坤的电话:13683119783 86-10-67128281
孙传恒,生于1970年1月7日。1989年6月7日被捕,1990年8月14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持械聚众叛乱罪”判处孙传恒先生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6年2月25日刑满出狱。孙传恒的电话:13146141170
张燕生,生于1967年11月9日。1989年6月13日被捕,1989年11月8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3年4月25日刑满出狱。张燕生的电话:13381185322、86-10-68316301
“六四暴徒”获释后的苦难生活(三)
http://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59907
赵锁然,生于1962年4月11日。1989年6月12日被捕,1990年2月6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破坏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7年2月25日出狱。赵锁然的电话:86-15010864644,赵锁然的工商银行账号:6222 0202 0001 6467 280
张茂盛,生于1968年6月28日。1989年6月27日被抓捕,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6年9月13日出狱。张茂盛的电话:13261230779
李志新先生出生于1956年10月14日。1989年6月4日在海淀区学院路路口怒烧军车,后遭一清华大学“友人”检举,于1989年12月24日被捕。1991年4月24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8年6月30日出狱。李志新的中国建设银行的账号:4367 4200 1142 0176 628 李志新的电话:13810797619
“六四暴徒”获释后的苦难生活(四)
http://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66035
马国春,生于1959年1月19日,北京市人,原系首都钢铁公司第二建筑公司工人。1989年9月23日,海淀区人民法院对马国春以“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1年。于1999年3月3日从北京市第二监狱获释。马国春的电话:001186-10-68872102 13641222281 中国工商银行账号 0200149001000688905
武春启,生于1952年5月4日,北京市人,原系北京市友谊配合饲料厂工人。1990年12月2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武春启无期徒刑。2008年11月23日释放。武春启的电话:86-10-63865099 13691386963
张群,出生于1970年11月2日,回族,北京市人,捕前系北京西郊食品冷冻厂临时工。1989年9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处张群无期徒刑。2003年4月9日张群从北京市第二监狱获释。张群的电话:13261875633
“六四暴徒”获释后的苦难生活(五)
http://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70724
张福坤,生于1959年6月3日,北京市人,捕前无业。1989年6月13日被捕,当年12月8日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无期徒刑。2006年11月5日从北京第二监狱释放。张福坤的电话:13611107569
张保群,生于1966年4月25日,北京市人,捕前系北京市第一皮鞋厂工人。1989年6月14日被捕,当年12月8日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无期徒刑。2003年4月25日从北京第二监狱释放。张保群的电话:13611109296
孙彦财,生于1966年5月23日。捕前系北京市大兴县旧宫乡旧宫村三队农民。1989年因所谓“抢劫罪”被判处无期徒刑。2006年6月3日从北京第二监狱获释。孙彦财的电话:13521027704
孙彦茹生于1970年11月30日。捕前系北京市大兴县旧宫乡旧宫村三队农民。1989年因所谓“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1999年6月3日从北京第二监狱获释。孙彦茹的电话:13718384957
“六四暴徒”获释后的苦难生活(六)
http://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70859
许宁,出生于1972年9月21日,北京市人,捕前系北京建筑木材厂技校学生。1989年10月31日被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所谓“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1997年10月从北京第二监狱释放。许宁的电话:13911486951
汪永录,生于1968 年7月8日,北京市人,捕前无业。1989年6月4日晚9时许,汪永录偕同张福生(21岁,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杨建(16岁,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王春生(16岁,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等人在朝阳区红庙十字路口的一辆正在燃烧的戒严部队卡车上拾得“五四”式手枪四把;6月5日凌晨2时许,汪永录在朝阳区建国路郎家园附近停置的坦克车上拾得机枪子弹22发。1989年6月15日被捕,同年9月23日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所谓“抢劫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1998年3月14日从北京市第二监狱释放。汪永录的电话:15611216216
邵凌才,生于1963年3月30日,山东省邹县人,捕前系山东省济南第一机床厂教育处职工学校教师。1990年1月20日被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以所谓“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1993年6月18日从山东省微山县岱庄(煤矿)监狱释放。邵凌才的电话:13256785381
“六四暴徒”获释后的苦难生活(七)
http://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74553
李金栋,1946年1月2日出生,被捕前系北京市崇文区体育馆路房管所木匠。1990年初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1995年6月11日从北京市第二监狱刑满获释。李金栋的电话:15711363538
石学之,1940年4月6日出生,北京人,被捕前系北京市国营北郊农场工人。1990年3月1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处石学之无期徒刑。2007年6月25日从延庆监狱获释。石学之的电话:13691014724
2012年1月30日 星期一
孙立勇:《“六四暴徒”获释后的苦难生活》
2012年1月29日 星期日
“共匪红黑榜”行动提前执行
“共匪红黑榜”行动提前执行2012-01-29 01:39:47
“共匪红黑榜”行动提前执行
“共匪红黑榜”是稻草小组筹备数年的行动计划之一,为反击共贪党色厉内荏恐吓“活埋200人”宣传而提前公布实施。该行动目的:首先国内中国人民反抗共贪党抢劫集团的英勇暴动、起义已经形成燎原之势,我们必须给预行之有效的支援和帮助;其次我们必须在世界范围里制造空前强大的清算压力,迫使共贪党抢劫集团的走狗爪牙们投鼠忌器;强迫他们现在开始消极怠工或积极抵制,在关键时刻能够调转枪口而反戈一击;达到以最少的代价争取迅速消灭共贪党抢劫集团,让公平正义、民主法制的阳光重回中华大地之目的。
共匪:是指中国共产党体系的军队、警察、特务等等一系列参与抢劫、迫害中国人民并犯下累累罪恶的共贪党匪徒。
反正红榜:凡是在共产党抢劫、镇压中国人民罪恶行动中有过反对、抵制甚至调转枪口等重大立功表现者(体制内),目前稻草小组将考察、核实并网络张榜公布,数年民主建国后稻草小组将负责提请民选政府或民选议会给预上榜者国家荣誉和经济补偿。
共匪黑榜:不管是在国内外亦或体制内外为共贪党抢劫集团效力并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伤害,给中华民族解放事业造成损失者都可能被稻草小组追查并网络黑榜公布。所有黑榜公布者在民主建国后将会被稻草小组提交国家司法机构公开审判,在民主建国前将按照“自卫对等”的原则使用一切手段、动用一切力量追查、制裁他们。
“共匪红黑榜”行动由稻草小组策划发动并负责执行,稻草小组组长马志杰即是行动的领导者,也是行动的唯一发言人。 如果马志杰被共贪党匪徒暗杀,稻草小组会马上转人地下工作;而稻草小组将由马志杰亲自授权的三人小组领导,稻草小组的工作指令将由两个或三个小组领导签字生效。稻草小组将于中华大地民主建国(民主选举出总统)后一年内解散,稻草小组的一切资料、工作项目将全部移交国家司法部门。
稻草小组长马志杰于2012年1月29日
联系方式:(目前有特务监控)
邮箱:fangkaishoujiao@gmail.com
电话:0880074254
【西方媒体看中国】中共已丧失理智
2012年1月28日 星期六 节目长度:14分34秒 下载mp3(16k) | (12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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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芳。
我是恒星, 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西方媒体看中国》
首先带大家来关注西方媒体报导“中共害怕失去政权已失去理智,疯狂打压新闻自由”
另外,学者指出“中国不道德的体制让每一个人都染上了不道德的病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国际知名的媒体监督组织无国界记者发表了最新年度报告,美国之音2012年 1月 25日的文章《全球新闻自由度报告:中国几近垫底》报导说,中国的新闻自由度在全球排名榜中继续探底,香港的排名也大幅度下滑,而台湾的新闻自由度继续保持较高的水准。
无国界记者星期三公布了2011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行榜。中国排在第174位,再次列入世界最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之列,而且排名继续探底。从2007年到2010年的四年里,中国的排名一路下滑,分别是第163,第167,第168 和第171。
无国界记者在报告中说,中国是世界上记者、博客作者和网路异见人士因其工作和言论被投入监狱人数最多的国家。报告说,去年,中国当局加紧舆论审查和官方宣传,特别加强对微博的控制。当局还以驱逐或者撤销签证威胁驻中国的外国记者,要求他们自我审查,不要报导所谓可能危害社会稳定或影响政府形象的新闻。报告还以“失去理智”来描述中国当局因为害怕失去政权而疯狂打压新闻自由。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12年 1月 22日《人权观察:去年34名中国记者因“泄露国家机密”等罪遭到监禁》,文章指出,2011年中国至少有34名记者因“模糊不清”的所谓“煽动颠覆政权”或“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被关押在狱中。这是捍卫人权组织“人权观察” 22日发表的人权报告关于中国部分的内容。
《人权观察全球年度报告》指,在中国,新闻审查制度对于不按照官方规定进行的报导仍是一种威胁。报告并例举山东记者齐崇怀的例子说,齐崇怀在揭露山东政府腐败情况后,被控犯有“敲诈勒索罪”,2008年被判刑4年。之后齐崇怀又于2011年6月被加刑8年。法新社引述人权观察的报导说,中国的新闻审查制度以及官方对媒体的控制,在去年阿拉伯之春运动后,更加收紧。人权观察还指责当局迫害记者的行为。去年9月一位元因报导地沟油丑闻的记者被人杀死。
英国BBC中文网也非常关注该次人权观察报告,2012年1月22日的文章引述报告说,中国不按官方准则报导的记者依然受到威胁。2011年6月,中国政府表示要将那些报导食品安全丑闻时“误导公众”的记者纳入黑名单。2011年,中国政府继续对博客作家,记者以及近5亿互联网用户实施限制,违反了国内外保障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法规。该报告说,中国社交网站的崛起--尤其是拥有数亿用户的微博,却为公民建设了表达言论的新平台,挑战了当局对言论自由的限制。
加拿大外长贝尔德1月23日发表讲话,严厉批评中国政府打压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令人厌恶行径”。英国BBC中文网2012年1月24日《加拿大外长抨击中国打压宗教自由》贝尔德此举有些出人意料,因为加拿大总理哈珀几周 后即将访问北京,以期向中国出售更多石油,而中间偏右的加拿大政府近些年来也因为经贸原因而减少了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
在英国访问的贝尔德说,他要为遭受北京政府压迫的宗教信仰自由站出来说话。贝尔德说,无论是法轮功信徒、西藏佛教僧侣等都面临着威胁恐吓。这些令人厌恶的现象是对我们基本原则与核心价值的挑战。联合国20日对日前中国判处异见作家李铁十年监禁表示深切关注。英国BBC中文网2012年1月20日的文章《联合国敦促中国停止严厉镇压异己》,就该事件文章援引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的发言人科尔维尔的说法,中国政府以威胁为目的的严厉镇压维权人士的运动,令联合国极其不安。他敦促中国立即停止处罚那些用和平方式表达自己要求自由和人权意愿的维权人士。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12年 1月 24日法国解放报国际栏发表该报常驻北京记者格兰日罗的撰文,文章指出, 中国司空见惯的做法——“被失踪”有可能在今年3月份举行的中国人大会议上合法化。假设如此,中国警方将可以在不通知家属的情况之下随便关押认为应该关押的人六个月。解放报引述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的观点认为,中共正在逐个惩罚民主活动人士,以起到“杀鸡给猴看”的作用。
现年52岁的李铁是最近被重判的其中一个,今年1月19日在武汉李铁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十年监禁,李铁在国外和网上发表了十三篇文章成为犯罪证据,李铁发表的文章有一篇叫作“人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去年12月23日,贵州人权论坛的 成员陈希被以“煽动颠覆政权”罪而被判十年监禁。法院起诉他的理由是在国外网站上发表三十六篇政论文章,其中大部分文章在中国被封杀,而这些政论文章通过“翻墙”便可阅读。
在非中国的网上跟帖也被作为对去年12月23日以“煽动颠覆政权罪”而被判刑九年的陈伟的罪证。特别是判刑的理由仿佛并不是看其在中国造成的影响,但是因为在中国以外给中国造成所谓“恶劣形象”。现年已经六十岁的老牌异见人士朱虞夫一月初因“颠覆罪”被捕,只是因为在网上贴上一首呼吁尊重基本自由的诗歌。解放报文章最后引述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的观点认为,中国大力镇压反对派旨在恐怕在中国掀起“茉莉花革命”,流亡到美国的作家余杰则认为中国严厉镇压更进一步表明中国骄横,余杰说,殴打他的经超说,中国有的是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总部设于布鲁塞尔的国际记者联会IFJ日前发表有关中国2011年新闻自由的报告,指出香港长期拥有的新闻自由,去年面临史无前例的攻击。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12年 1月 23日的文章《国际记者联会报告指香港新闻自由势危》报导援引名为《中国新一轮镇压》的报告指出,越来越多香港的记者去年因采访工作而遭到威吓、禁锢以及逮捕,报告更以“香港新闻势危”来形容香港新闻自由之岌岌可危。
这个星期,数百万中国公民都要回家过春节,和家人一起吃团圆饭。美国之音2012年 1月 23日的文章《很多中国人怕回家过年》,该文章写到,中国官方的对中国六大城市里的农民工进行调查和问询的结果发现,他们当中,有多达70%的人都对回家过年感到犹豫,很多人都怕回家过年。春节前这一个星期,“害怕回家过年”这个词儿已经成了百度上人们搜索第三多的一个词语。
害怕回家过年的这个“怕”,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回家的旅途这一项。中国一位博客在她的微博上说,“整个行程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惩罚。”另外,很多年青人怕回家,也是担心家里人会怎么看自己。中国的一些新闻报刊列举了很多到外地打工的青年农民工不愿意家人和亲友在过节期间问起的问题,比如像“你现 在有没有物件?”“挣多少钱啦?”等等。有博客在微博上写到,“我在北京已经呆了三年了,但是到现在还一无所有。”还有博客抱怨说,如今给“红包”的压力越来越大:“从20块,到50,到200、400、500”,一直这么涨,“但是我的工资却在下降,真觉得给不起!”
音乐:
近日引发民间广泛热议的"吴英死刑"事件,中国知名法学学者滕彪撰文,认为中国金融垄断体制必须废除,绝无靠重刑乃至死刑来维系垄断特权的道理。2012.01.24 他于德国之声广播电台发表文章,题目为《面对吴英死刑,沉默还是呐喊》文章指,吴英的本色集团闻名全国。多行业的同时运作需要大量流动资金,但年轻没背景的吴英和更年轻的本色集团几乎得不到银行贷款,只能借助于朋友熟人。材料显示,除了一笔1550万元的短期贷款来自工商银行东阳支行外,她的几乎所有资金都来自民间信贷。
2011年1月4日,最高法院公布施行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物件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文章指,吴英非但不存在“集资诈骗罪”,历史地看,她还是众多推动金融体制变革、打破金融垄断的行动者之一。
文章认为,吴英为了生存,为了扩大财富,她被迫选择了适应这个体制,就像很多来中国做生意的老外也要适应中国的商业政治潜规则一样。我们生活在一个不道德的体制下。这个不道德的体制让每一个人都染上了不道德的病毒,极少有人能幸免。更进一步,这个体制经常置我们于于道德困境之中、甚至法律困境之中。稍有中国底层生活的经验,就不难理解这种非道德化或非法化生存状态。
文章说,曾几何时,你收听国外电台,你非法了。….你贱买贵卖,你非法了.….阻拦强拆队伍毁坏你家房子,你非法了。发帖子批评官员,你非法了。为了讨薪你爬上立交桥,你非法了。…..不放弃某一种气功,你非法了。你的孩子奶粉结石了,你站出来带头维权,你非法了。调查地震校舍品质问题,你非法了。越级上访,你非法了。自焚,你非法了。没死成活来下了,你非法了。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不非法你能活下来吗?
文章篇幅大量举例说明到,你的亲人生病了要做手术,不给麻醉师和医生红包,手术品质就要下降——有多少人选择不给?不通过关系给领导好处,孩子就上不了稍好一点的学校——有多少人选择不给?等等等等,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曾得到“非道德或非法”的好处,同时更因这种普遍的“非道德化或非法化生存”而受害,但问题是,我们中有多少人接受甚至享受这种“非道德化或非法化生存状态”?
文章指出,抛开案件证据本身,吴英不是完全清白的。你我也不是。我们不能太过幼稚和势利,在吴英有钱的时候,我们仇富,在她落难的时候,不闻不问、幸灾乐祸。回首过去的司法实践,经不起时间检验的死刑案件太多太多了。吴英案发生在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之中。和我们一样,吴英是弊端重重的制度中的行动者。她听到死刑判决时的绝望和无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绝望和无助。吴英的生命也是和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的。问题仅仅在于,这一次,我们有能力阻止司法成为谋杀机器吗?或者仅仅在于,我们的后代在回顾吴英案时,看到的是我们的呐喊呢,还是沉默?
德国之声广播电台2012.01.24 《龙年多动荡,美好在后面》德媒认为,龙年向来是动荡之年,而动荡与变化的征兆在当下的中国不难发现,秋季的最高层领导人更换可能都是最小的事件。《法兰克福汇报》1月23日写道,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算命者和风水师预测说,龙年会有很大动荡、自然灾害或政治变革。要给自己留点余地,有些人也说,这些大变化或许今年只是刚刚开始。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西方媒体看中国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012年1月28日 星期六
如何看18大前中共加强镇压异己与对乌坎抗争的退让?
2012年1月26日 星期四 节目长度:14分59秒 下载mp3(16k) | (12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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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透视】节目,我是静汝。
自去年底贵州异议人士陈西和四川异议人士陈卫因言获罪,被中共以“煽动颠覆政权”分别判十年和九年监禁后,今年1月18号,武汉民主人士李铁因在网上刊登批评政府和倡导民主的文章,被中共再次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十年监禁。而且,浙江的异议人士朱虞夫,只因在网上贴上一首呼吁尊重基本自由的诗歌,被中共当局认为是蛊惑造反,目前也以“颠覆罪”被捕。中共此举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外界普遍认为,在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周年之际,中共加大镇压异见者力度的迹象表明,中共是为保证在今秋召开十八大之前不出现社会动乱。但同时让外界出乎意料的是,中共将最近乌坎村民在抗议事件中扮演领导者角色的林祖銮任命为乌坎村党总支部书记。有相关人士认为,林祖銮当上了党总支部书记,是维权抗争取得进一步胜利的象征。但也有人认为,中共此举等于是给林祖銮带上了中共的紧箍咒,让林祖銮跳不出中共的手心。本台记者就此采访了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伍凡先生和张伟国先生。
据海外媒体报道,新年伊始,正当家家户户喜迎龙年时,中国大陆的异见人士却仍然饱受当局镇压之苦,近一个月内,多名异见人士遭中共判刑入狱。伍凡对此表示,中共此举表明中国社会非常的不稳定。【伍凡-录音】“说明共产党非常的不稳,非常的害怕,连因为一支笔写一首诗都要判十年徒刑,可见那支笔比一个军一个师的力量还大。可见共产党胆小到这种程度,可见社会非常的不稳定。所以为什么胡锦涛在今年的元月一号要发表那个讲话,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控制所有的文化意识形态,他就是控制不了,他又把马克思搬出来了。他现在强调文化改革,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文化改革?几十年来就是讲闷声发大财,根本不讲文化的,现在出来讲文化改革,就是要用文化意识形态要控制媒体、控制网络,控制你们不准讲话,不准写诗。为什么要这样控制呢?因为害怕了,社会动荡了,害怕这些知识分子,这些有头脑的人起来带头,可是就有人反对他,还是有人跟他唱对台戏。”
就在中共加大力度镇压异议人士的同时,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最近则报道称,由村民维权领袖林祖銮任乌坎村党总支部书记,带领村委重选工作。据海外媒体报道,乌坎村民虽欢呼胜利,但认为只是中共官方迫于民意的安排,最期望还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张伟国对此指出,林祖銮被中共任命显示了已团结的乌坎村人民是林祖銮的坚强后盾,是民间力量的展现,而并非中共的恩赐。【录音-张伟国】“这次林祖銮或者是乌坎村的阶段性胜利,并不是共产党的恩赐,这个主要是他们自己力量的展现,也是现代社会、网络时代大家互相呼应,连成一气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将来不管是乌坎村也好,或者是其它地方维权类似于这种活动也好,他要想立于不败之地,要想跟共产党在讨价还价当中保住自己的筹码,赢得胜利,这个展现自己的力量,巩固自己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力量,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你没有力量,你没有实力,共产党就不会来当你一回事。”
张伟国进一步分析道,乌坎村维权抗争让中共当局做出退让也给中国民众带来一个启示,那就是民间传统的力量是与中共抗衡的有效力量。【录音-张伟国】“乌坎村等于他们展现了传统的这样一种力量,形成了有组织的,尤其是像林祖銮这样的人物,一方面又是共产党员,另外一方面是经常按照传统的中国社会的观念来看待,他经常是一个乡村绅士,各方面的人脉啊、他的社会影响,包括他自己的为人。所以这次等于是共产党拿他没辙了。原来本来他是以村民自治形式出现的,现在通过组建新的党支部,把他作为一个党支部书记,然后又把他等于吸纳到体制里面,是不是就可以与这样一种传统的力量相融?当然,这个我想共产党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尝试,那么至于其他维权的,或者社会各界的这种搞社会运动的人来讲也是一种启发。因为农村在中国社会最基层的、最边缘的中国传统的东西,它实际上还是有很强的生命力。只要去挖掘的话,它就有可能跟共产党这样的意识形态,跟他们传统的做法跟共产党的做法有一个比较有效的抗衡。
它是一种宗族,比如讲,农村里面有祠堂,好几代都祭奉在那里,以这种宗族的名义联合起来,相互之间这样的一种联系,平时主要是祭拜自己的祖先,那么但是到了你发生象乌坎村这样的维权事件的时候,或者是其它的与外族、与中共与其它他们不喜欢的力量,想抗争的时候,他们当然就变成了一种组织的形式。在中共四九年以后,消灭了所有的社会形式以后,那么这种东西还很隐蔽的残存了下来。事实上,在文革的时候这种东西也是受批判、受清洗的。到现在为止,共产党实际上也没有正面承认这种东西。现在它把林祖銮吸纳成为乌坎村党总支书记的时候,实际上它还是要想把它纳入到它们的轨道里面去,它不想承认这样一种社会力量或者社会形式。但是现在关键的我们也看到林祖銮也不是代表他个人,他是这样一种民间力量的代表。”
另有海外媒体指出,中共把林祖銮推出前台当党支部书记,无疑是把林祖銮放在火药桶上。伍凡对此进一步指出,【伍凡-录音】“共产党不管是软的还是硬的,它一定要把你控制在它的手下,这是最高的原则。它不会允许你脱离了它,不让它控制的,哪怕就是说它最大的让步,你们选出来的我都认了,但是还是控制在共产党底下,这是它最高原则。所以不要以为你选出来了,就再也不是共产党管你了。不,我给你好处,你还要听我的,变成这么个局面出来,前面的它没推翻,我承认你们的民选,可以呀,但是这个民选我上面再加上一个帽子党总书记,从一个村支部书记升级到总支部书记,你等于已经升一级了,官给你加大了,你要听我的。甚至我给你好处都可以。
这就用收买、笼络、镇压,胡萝卜加大棒一起来了,它觉得这样它才能稳住。从这里边看,你光靠写一首诗,推翻不了共产党。即便你有那么多人,上万人起来抗议,示威,你在这个村最后还没脱离了它的控制。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跟共产党都是一个长期的,它要把乌坎村例子,在它认为是对它威胁最大的影响力缩减到最小。
老百姓都看清了,老百姓不是傻瓜,但是老百姓感到我现在还没有力量把你整个推翻掉,我就先认了,我能拿到多少利益,我先拿到再讲。进一步的,不是他一家能做到的,要更多的人都出来反,那慢慢才能扩大形势。也不能靠乌坎村,一个小村子的人来承担所有的责任,不可能。所以最起码乌坎村告诉大家,你集体斗争会有成果的,不是一步到位的。”
对于中共的这种采取一方面对异议人士加大力度打压,另一方面对乌坎村的抗争民选代表林祖銮的格外“开恩”的做法,张伟国对此认为,中共的这些举动也凸显中共在18大前权力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录音-张伟国】“当然了一个是两个地区,一个是两种形式。地区象林祖銮因为是在广东,现在我们知道广东的一把手汪洋,他是在竞逐十八大,要更上一层楼。现在政治局委员的也许他还想政治局常委。这样的话,他有一种压力,或者有一种动力。他希望在广东出现一些新的局面或者新的模式,被凝成一种宣传的效应,实际上是为他政治上更上一层楼来造势。这个林祖銮。或者乌坎事件就变成了被他利用的砝码。
另外一方面,像朱虞夫这种写诗被判刑,因为是发生在浙江或者是其它省市。一个是没有广东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另外一个中国在茉莉花革命风潮吹起来以后,它一直是草木皆兵,对于所有的异议人士,或者有这方面行为的都是采取非常严厉打压的这种措施,有点象当年宁杀三千也不错放一个这样一种很极端的手段。还有象他们这种地方领导人也是接受了中南海的指令,在十八大之前尤其加强控制异议人士,宁左勿右,宁紧勿松,宁愿错了也不要太松。
像朱虞夫这样的事情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是在浙江,这个浙江是习近平的发祥地。习近平在进到北京之前他是在上海,进到上海之前他是在浙江当一把手。所以,好像等于有点万无一失,他一定要确保安全,压异议人士特别紧的地方,跟镇压一些特殊的微妙的政治背景都有关系。这本身就是一种内斗形式,他要把他们转入到他们自己掌控的这个轨道里面,也不给政治对手找到政治斗争或者权力斗争的这样一个砝码。如果在他这里出来一个差错。我们想象一下,在浙江因为写诗,形成了一个风潮,或者是什么样的抗议浪潮,那么这个事情有人就也许…我们外面人看是正常的,但在中共这个机制里面也许就跟他的前任习近平有什么联系,有什么瓜葛。因为在中国没有很严格的法制,他们自己的这种权力斗争界限都很模糊,只要抓到一点因头,抓到一点含沙射影的东西,都可以成为攻击对手的砝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他把所有的有可能成为政治对手砝码的这样一种异议的声音,异议的人士,全部把他压下去,把他掌控起来,这个在他们看来,就变成了一个万无一失的保全措施。”
伍凡对此进一步指出,目前中国社会民与官的尖锐矛盾冲突让中共内斗出现新的焦点。这些都预示着中共政权岌岌可危。【录音-伍凡】“温家宝又在海外又在讲话了。这个就是共产党内部的斗争。现在温家宝和胡锦涛的斗争已经超过了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斗争,大大超过了,因为江泽民快完了,快走了。胡温之争一个新的动向突出在共产党内部,非常微妙的。用美国驻华大使他讲,共产党各讲各的话。老是说树碑立传,他有一帮子人,他不是没有人,有的人总把温家宝贬的低低的,那为什么不把他拿掉算了嘛,对不对?他没动他,不敢动他。他要动的话很多人说不定会起来造反都有可能,不要以为温家宝好像就是一个人,不是的,要是一个人他早就不要唱这个戏了。
你看胡锦涛这个文章没有登在<人民日报>上,没有登在<新华社>上,而是登在一个党刊上。为什么?是不是有人抵制他?不让他登在<人民日报>上。他登<人民日报>叫全国看多好啊。他们的讲话,共产党里面也不是所有人都支持的。你说温家宝有人贬他,说演戏演戏,为什么总是讲要改革你贬他呢?我不这样看。他是共产党内部斗争的一个新的焦点,这是两个势力的斗争。绝对影响现在这个十八大究竟开到什么结果,很难预料,因为整个形势还在急剧的变化,尤其是国际形势。象欧债啊,中国的经济跟世界的经济连在一起,世界的经济金融不好,中国的经济能好吗?中国的经济就更坏。当中国经济更坏的时候,老百姓、共产党军队里面会有什么反应啊?统统出来了。到时候究竟共产党能控制多少?还是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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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27日 星期五
不点名李承鹏发文驳韩寒民主论
——李承鹏:民主就是不攀亲 我的民主观——中国人为什么惧怕权利之一
【 2011-12-27讯】
在一个大多数人素质低得来远光灯都不关,少数领导素质高得来车队压着双黄线走直线,大多数人素质低得来一辈子都没见过选票,少数领导素质高得来已悄悄买到船票……的末法情结国家里,我也觉得革命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我还觉得,说某人没读过书就不能发表个人观点,跟说没学习过中央文件就不能谈国家大事,一样的愚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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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鹏
我反对暴力革命。但这个菜刀都实名的国家自1949以后便没有暴力革命,那些对生活忿忿不平的人偶尔上演非常6+1,还来不及起义,便就义。剩下的暴民,在维稳密奏折子里其实人数理论上有十三亿。他们所要,不过工资高一些物价低一些,安全感多一些税收少一些,这正是国家在新闻联播里天天真诚表示的,传说中的公平正义。这样的强弱分明,你还要说,民主和自由这些制度是相当的有害呀,你们素质低……大家很难不邪恶地想起不知是否伪托王朔所说的:一群太监在谈论,房事多伤身啊,幸好我们阉了的。我举这样一个段子,可见素质实在低,但这并不影响我反对暴力革命,追求温和民主,在国家法律规定下参选。可见素质低不一定就不能搞民主。
暴力革命其实都是高素质的人干的,比如朱闯、李闯和毛闯,低素质的人才去干民主和自由,比如曼德拉和哈维尔。民主从来不是什么高尚的东西,它只是公平一点的财富分配机制,通俗来讲,民主普世论就是公司里谁干得好谁拿得多,民主素质论就是年终时却对你说,你长得可是太难看了,少拿点,跪安吧。
我只是讲些故事。2001年我去埃及,金字塔附近可是脏乱差,骗子巨多,牵骆驼的小孩常利用你的异域情怀让你骑着骆驼,以胡夫金字塔为背景拍照,然后猛抽骆驼撒丫子开跑,等跑到沙漠边缘,小孩就问你要MONEY、MONEY,沙子底下还忽然钻出来一群阿拉丁般的剽悍男子,把你的兜掏光才行。大街上汽车闯红灯、交警收黑钱这些低素质,也很常见。可大家知道,十年后那里发生了什么。
2003年我在美国的波特兰,那个信仰东正教的清静的城市里却有很多醉汉,有天晚上我跟同事金焱就被一个喝醉的流浪汉追赶,面目凶狠地要钱,当时我觉得美国确实乱得要垮了。第二天我在大街上又看到一群流浪汉,排着队在投票箱前面红耳赤地争论着什么,我也觉得很鄙夷,内心深深地表示支持伊拉克。可是大家知道,民主的美国没有被醉鬼和流浪汉搞垮,禁酒和收容制度严格的伊拉克垮了。
互联网这么发达,中国人办出国护照也不需要三代以上的政审,我们轻易可以知道素质低的利比亚、南非、缅甸甚至曾为我们不屑的越南都民主了。也知道民主国家其实也挺多鸡贼。罗马到处都是小偷,巴黎遍地狗屎、美国的哈雷机师们也常常不关远光灯还放着烧包级的加强低音炮……所以素质论、国民性其实是很扯的话题,否则你解释不了同宗同族原本素质也低的香港人,为什么能在狭窄的铜锣湾大道能够秩序井然;台湾这个小岛,国民党一直说“中国人劣根性都很丑陋,不能急,慢慢等吧”,忽然就民主正果了。龙应台当年确实写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愤怒》来抱怨中国人的民主隐忧,台湾一度海鲜垃圾成山。台湾的报界早年也报道过当地人不习惯关远光灯。可民主就是这么怪,你动起真格,大街的情形比想像得快得多。因为,制度是因,远光灯是果。
在警车有事没事都喜欢拉一下警笛表示威严,军车总以打南海的架势冲过红灯,仅仅开个经济片区会议都要封掉三条街的交通状况下,总说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是因为还不关远光灯,总拿灯光管制来说民主的事,就很不好玩了,因为,这个世界上灯光管制最严格的国家,叫朝鲜。
那里人民穿戴整齐,那里人民上公车秩序井然,那里的人民随便在墙上写字,也会被叫去问话的,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至于东亚地区容易出现暴君,我迅速在脑中搜索了一下亚洲地图,不知道暴君指的是新加坡的李光耀,还是羞对国人就跳崖自杀的韩国卢武铉,是有点丑闻就集体辞职的日本内阁,还是顺应大势释放了昂山素姬的吴登盛将军。要知道,现在连成吉思汗的蒙古,都从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主动民主了。
我觉得中国人的民主素质在提高。不要说中国还有两亿五千万不开化的人群,你得看到乌坎那些人不过是些渔民、妇孺、打工仔……剩下的我无需答,林祖銮已帮我们答。有人问,难道你看不见基层选村长的贿选,甚至杀人的。我看见了。这个国家其实并没有变得更好,但过去真在睡觉,现在至少是装睡,装睡就是民主基础,比叫不醒好。
你只是说革命,他说革命就是暴力;你改说民主,他就说咱们的尺寸跟那个叫民主的洋妞不合适,还是与国情互相自摸好些;你说那就改革,他稍微满意些,还是要交待一下必须等上面通知,而上面,在中国其实是个虚拟词。我觉得说天鹅绒革命在中国没消费基础,是一个奇特的逻辑。因为,在一个人人追求苹果机且已把它追成了街机,坐地铁都要抱本乔布斯传而不是铁人王进喜,看外国电影都要看原声而不是译制版才有腔调的国度,你说祖先在我们身体内早安插好了一个独特的阀门,只接受产品,不接受思想,只知道故事,不接受民主的感染,这在制造原理上,有些说不过去。
中国人要的是自己过得爽的自由,要的是猪哼哼的权利。这有错吗,要知道全世界人民都自私,民主不是装圣处,民主只是要一个都能自保的底线,你帮他们划分合理。勒庞这本《乌合之众》扒的是全人类劣根性的皮,不单中国人,美国人的祖先也这个蛋性。五月花号船上那102名由清教徒、工人、农民、渔民、契约奴组成的乌合之众,能从五月花号公约到独立宣言,中国目前的民众素质并不比那群流亡者低,为什么不能拥有民主,否则怎么解释那么多中国人在动车、汶川地震、免费午餐、救助尘肺病,以及涌向那个村、那道坎的身影。中国人的自由观有一点跟世界相通,一直在追求免于恐惧的自由。就是不用再惧怕老婆刚怀了个孩子就冲进来一群人把她拖到人流室,肉身普及一道基本国策;不再惧怕孩子上学坐上校车的时候,也是坐上了孝车,你自己坐上了动车,就是坐上了买一送一的灵车;也不再惧怕好容易摆个烧烤摊,城管上来就把你打成肉串;更不会惧怕,你不过说了上面这些话,忽然不仅帖子不见了,而且整个的人都不见了……
追求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天赋权利,为什么要拒绝权利。
真正促使我想谈一谈的话题是:一人一票真的中国最大的急迫吗。我觉得这个提问本身就是一个误会,我愿意这样看这个逻辑:一人一票当然不是最急迫,但它是最重要。最急迫是上班打卡领工资生病了赶紧去医院,你得第一时间去做;最重要就是,你十年前就想到十年后你的权利。不要眼里只有最急迫,没有最重要,不要被政府GDP成功教育,活得太急,煎得太急。
有人问,当选人大代表对你那么重要吗。这是一个误会,我认为坚持参选,比是否当选,更重要。还有一个误会,参选的样子一点不拉风,却很苦逼,我隔三差五就压低声音打电话到武侯区人大,很是怕打扰人家,咳,那个,开始没有,呵,打扰了……还常委托我妈去问居委会,因为我去问会触动大妈们的神经,我妈每次也先行默念一下台词,再打……那样子很像地下党。
如果普选,我不担心共产党当选。一人一票本身就是最大的破冰意义,根本不选,和选一下再上台,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大家还是选共产党,证明这个政党仍然是这个国家最令人信服的党,如果……再说下去就敏感词了,具体例子参见1996年台湾国民党史。至于马化腾参选,其实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每一次都有富豪参选,具体操作中也没见过谁真的当选。你养成民众珍惜选票的习惯,他们就不会为了Q币出卖尊严。
所以就必然引出下面这个观点:“当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和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产党给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
这一刻,我简直有加入党的冲动。我只有三句读后感:一、从政治学,这是正确的,从数学它却犯了一个错误,十三亿八千万减去三亿八千万,还剩下整整十亿。二、就算那八千万,好多也常常忘了自己是党员。三、从亲缘学,我觉得谁也不必急着代表我,去跟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党攀亲。
民主是个很大的话题,我只取一意,本文切题:民主就是不攀亲。
注:(本文为我的民主观——中国人为什么惧怕权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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