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1日 星期四

图片 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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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王笃若         来源:

零八宪章: 黄苇町:社会情绪恶化征兆透析

零八宪章: 黄苇町:社会情绪恶化征兆透析:      当一个政权或执政党发生执政危机时,社会情绪会有所变化。 下层情绪激烈化、中层激进化、社会高层分裂化,出现信仰、信念、信任、信心缺失




    当一个政权或执政党发生执政危机时,社会情绪会有所变化。下层情绪激烈化、中层激进化、社会高层分裂化,出现信仰、信念、信任、信心缺失




  当一个政权或执政党发生执政危机时,社会情绪会有所变化。下层情绪激烈化、中层激进化、社会高层分裂化,出现信仰、信念、信任、信心缺失
执政党在任何时候都要重视社会信任情况,尤其是政府公信力问题。信任属于精神活动的范畴,虽不能直接看到,但作为一种思想现象,可以通过社会舆论、社会情绪反映出来,尤其在大的历史变动时期更是如此。

  监测公众信任度的三个关键词
  “执政满意度”:这是现代政党政治中,执政党最关注的一个民心指标,而且通常是委托专门的调查机构来进行调查。群众满意度实际上也是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支持度。如果人们的满意度高,说明执政基础比较稳固;如果满意度很低,就是危险的信号。这里最重要的是动态调查,即看人们对执政党“执政满意度”走向的变化。如果满意度总的还高,但已出现走低的趋势,就要引起警觉,看在什么问题上遭致了群众不满。如果原来满意度低,但在逐渐走高,就要研究哪些方面的改革是顺民心、合民意的,就要树立信心,加大施政力度。
  “社会共识度”: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由于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立场和利益不同,存在不同意见是非常正常的。但如果执政党的施政措施,能够兼顾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使社会大多数成员都能看到自己的发展机会和利益所在,社会共识度就高,对这个政权的认可度也高,否则认可度就低。
“思想整合度”:一个社会要维持和谐,执政党的整合作用非常重要。如果通过整合理顺社会关系,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的和谐共处,说明能够在现有政治框架内部或通过改革完善制度来巩固执政基础,维护社会稳定。如果在现有基础上已经无法进行思想整合,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尖锐对立,甚至达到势同水火的地步,说明社会发生断裂,执政党的权威已受到挑战。

  社会情绪变化的五个关键短语
  下层情绪激烈化:反映的是社会矛盾的激化。其根源是少数人独占维持人类生存发展和社会需要的资源。例如各个朝代后期出现的豪强兼并,“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加上赋税沉重,官府横征暴敛,导致民不聊生。还有就是滥用民力,秦始皇建阿房宫、修长城,隋炀帝挖大运河,都是造成“官逼民反”的重要原因,中国各个朝代的更替都与此有关。再有就是社会分层固化,下层群众无法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低下的经济社会地位,把现政权当作一种异己的力量。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如元代被农民起义推翻,就与他们按民族把人分为几等有关。
  中层激进化:在政权更迭过程中,以中等收入者为主的城市居民和知识阶层的情绪尤为重要,因为这一部分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当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每况愈下时,对政府的态度就会由希望、观望、失望发展到绝望,甚至走向激进和革命。这在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尤为典型。当时很多沦陷区的城市居民对共产党还不了解,仍然视国民党政府为正统,欢迎国民政府回来,可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把接收变成“劫”收,搞“五子登科”,使百姓由希望变为失望,人们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随着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官商囤积居奇,更弄得民怨沸腾。当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曾刊登过一篇叫“赶快收拾人心”的评论,评论提出“必须牺牲极少数人的利益来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其背景就是蒋经国在上海滩的“打虎”,但这无异于“与虎谋皮”,因为触动了“四大家族”利益,结果被蒋介石“叫停”,不了了之。表面上看是“四大家族”胜利了,其实,是使中间力量对国民党抱有的最后一点希望也丧失了,国民党失去了挽救人心的最后机会,其垮台也就不可避免了。
  社会高层分裂化: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统治阶层中一部分比较清醒的人士认识到,老的统治办法已经维持不下去了,主张通过改革缓和社会矛盾,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但另一部分人担心危及自己的既得利益,更趋保守化。这样,客观上一是削弱了整个统治力量,不能采取及时的正确应对措施,二是往往开明方被既得利益方所打垮,结果导致整个政权被颠覆。清末的改革就是如此。光绪皇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的鼓动下进行的戊戌变法,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扼杀了。慈禧死后,部分地方官员和士、绅、商等社会中坚阶层,再次向清政府提出改革要求。时任摄政王的溥仪的父亲载沣是比较开明的,主持设立责任内阁,准备召开立宪会议,试图走日本式的君主立宪的道路。但在保守派的阻挠下,清政府将开会时间推迟到1916年,连梁启超这个保皇派也失望了,认为到了那时,已不知是谁家天下了。而且,统治集团中主张改革的一派也担心大权旁落,13人的责任内阁中有9个满人,4个汉人,9个满人中还有7个是皇族,尽管其中多数也具有改革意识,并不属于保守派,但清政府这种任人唯亲的政治格局,首先就失去了民众的信任。接着又“与民争利”,把由四川士绅集资修建的铁路收归国有,由此而引发的“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出现信仰、信念、信任、信心缺失:信仰和信念缺失,反映了对一个社会主流价值观和社会道德规范缺乏认同。在历史上每个王朝灭亡之前,出现的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纲纪废弛”,甚至“荡然无存”。而信任和信心缺失,直接导致对执政者和政府的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执政者和政府采取的措施是对是错,都难以获得认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大量存在。
社会普遍缺乏安全感:矛盾激化导致社会不稳,各种社会阶层的人都缺乏安全感。官员谋划改换门庭,富人忙于转移财产,被有些人称为“跳船”现象(比喻大船即将沉没时各自逃生)不断发生。武昌起义以后各省纷纷“独立”,其中有的是革命党举起义旗,更多的是看到清廷大势已去而投机革命的旧官僚和士绅。在政权更迭过程中,最缺乏安全感的是社会中下层群众,而且他们可做出的选择也最少。谁能够较多地代表他们的利益,就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从而在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中占有优势,正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

  改革首先要解决好为了谁的问题
  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与历代统治者有根本不同,但在执政过程中,也要高度重视民心变化。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宗旨,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例如,在更加关注低收入者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方面,近些年来我们做得比较好,特别是农村养老、医疗、对务农者的各种直接补贴等方面,获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普遍好评。但在如何让人民休生养息方面,有些工作还需改进。这些年来,我们的城市建设发展很快,城市扩张速度超过了城市人口增加速度。一方面容易导致“大城市病”爆发,另一方面也容易侵犯群众的基本权利。我去过很多发达国家,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现代化建筑与几百年的老建筑并存,很宽的公路与过去跑马车的窄巷并存,但照样很有城市魅力。而我们过于追求豪华和现代的大拆大建,反而把很多古城风韵搞没了。我们经过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很多城市的现代化程度和规模已经超过发达国家,今后可以适当缩小建设规模,把主要精力用于如何建设宜居城、让人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上。
我们要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改革。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先易后难的渐进性改革,这对于减少阻力,增加改革的成功系数非常必要。但也必须看到,很多过去作为改革次要矛盾的一面,已经累积起来成为深化改革的重要障碍,如果长期不解决,就会危及群众对我们政府的信任。现在确实有些人,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利用改革发展的不平衡和不配套,实现了既得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希望把过渡时期的临时性措施长期化,也就是把自己的利益固定化、永久化。有位北大教授在报告中称,邓小平讲要“摸着石头过河”,是为了通过实践探索正确的改革道路。但现在有些人“摸石头上瘾,不想过河了”。我看比喻得很形象。因此,对改革的态度首先要解决为了谁的问题,否则就会失去信任,危及党的执政基础。

  (作者为原红旗出版社副总编;人民论坛记者徐艳红采访整理)
来源: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369期)

报告:中国是人口贩卖来源 中转地及目的地

真相: 报告:中国是人口贩卖来源 中转地及目的地: (大纪元记者林南编译报导)...

6月19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发布《2012人口贩卖报告》,披露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存在严重的人口贩卖现象,其中包括中国。报告称,中国是人口贩卖的来源地、中转地和目的地。
报告说,虽然大部份人口贩卖发生在中国境内,那里男子、妇女和儿童遭受强迫劳动和强迫卖淫,但也有许多证据显示,中国的男子、妇女和儿童在世界各地遭受强迫卖淫、强迫劳动。也有一些从周边国家包括缅甸,越南,老挝,蒙古,俄罗斯,朝鲜,甚至非洲的妇女和儿童,据说也被贩卖到中国进行商业性卖淫和强迫劳动。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说,贩卖人口的受害者被剥夺了最基本的人身自由。她说,我们的工作是追求正义,履行自由的承诺。我们的目标应该不仅要制止这种罪行,而且要确保他们拥有选择自己的生活和未来的权利。
中国境外境内人口贩卖大幅上升
该报告说,全球70多个国家称该国有中国公民被人口贩卖的现象。2011年11月,
安哥拉警方解救了19名中国妇女,她们被发现在安哥拉从事强迫卖淫。
另外,根据中国政府,外国女子被贩运到中国的受害者在报告期内大幅上升。
外国人被贩运到中国,一个重要的诱拐理由是,成为中国男人的新娘。这些外国妇女被贩卖,来到中国则被强迫卖淫。例如,22个越南受害者被救出,警方逮捕了17个中国犯罪嫌疑人。
2011年8月,中国与菲律宾合作,破获一个以毒贩为首的犯罪团伙。其中2000多名妇女被迫到重庆卖淫。
中国当局继续拘留、强行驱逐北韩难民,受害者被强行遣返朝鲜后,面临严重的处罚和死亡。
在本报告期间,政府部署数百名人员进行"追捕"追查在中国的朝鲜难民。政府继续阻止难民署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调查。
中国人劳务输出国外 被强迫劳动或虐待
低技术和中等技术工人自愿迁移到其他国家,但他们所获得的工作条件如同强迫劳工,如扣留护照并有其他限制,拖欠工资,身体虐待或性虐待,以及遭受威胁等。
中国人获得出国从事低收入和中等技术工人工作,其申请费用有时高达7万美元。组成了中国移民承受巨大的债务束缚,以及贩卖的其它状况。
国内劳工流动人口 也存在强迫劳动问题
中国的流动劳工人口,据估计超过2.21亿人。强迫劳动仍然是一个问题,包括在砖窑,煤矿工厂,其中有一些是非法经营。
有报导说,一些中国儿童被迫卖淫,以及从事各种形式的强迫劳动,包括乞讨,偷窃,在砖窑和农场工作。据报导,中国拥有数以百万计的童工。
强迫劳动,包括强迫成人和儿童行乞,发生在2011年的整个中国。
一个强迫性劳动的例子是,2000人抗议工厂的劳动条件,最终工人被迫返回到有警察监视的环境下工作。在另外,一些"勤工俭学"的儿童被迫在农场和工厂工作。有报导说,当局强迫新疆学生摘棉花及从事其它形式的有组织的劳动。
报告说,在中国强迫智障人劳动的现象非常严重。例如,一位记者伪装成自己是一个智障者,漫游在一个城市的火车站后不久,他被扔进一辆人贩子的车里,被以78美元卖给砖窑业主,然后在他们的窑里工作。此外,在此报告撰写期间,警方救出30智障男子,其中一些人已在环境恶劣的砖窑工厂工作了7年多,在那里,男人们被用皮带殴打,甚至被打成失明。
根据位于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中国警方很少会跟进,并未采取什么行动制裁肇事者。
由国家运作的"劳动再教育" 是系统的镇压行为
报告说,由国家资助的强迫劳动是一个系统的镇压行为,称为"劳动再教育"。政府从这种强迫劳动中获得利润。许多监狱犯人和被拘留者在被"劳教"中从事强迫劳动,但往往没有报酬。当局把这些人扣留是基于行政管理的决定。
据非政府组织的报告,强迫劳动也出现在惩教所和戒毒拘留中心,一些被拘留者被迫为一些与中国当局合作的私人公司工作,每天工作最长达18个小时。
事实是,囚犯和被拘留者没有任何劳动补偿,如果未完成劳动定额,还会被殴打。
"没有证据证明中共在解决人口贩卖问题上的努力"
报告说,政府并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在解决人口贩卖问题上的努力。因此,中国连续第八年被放在第2级观察名单上。
在本报告期间,中国政府作出一些有关对妇女和儿童的性贩运的统计,但这些统计数字并没有分类,并包括了不涉及贩运的其他犯罪的数量,绑架和走私等。
政府不发布任何有关强迫劳动以及人口贩运的统计资料。政府不提供全面的保护受害人的服务。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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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20日 星期三

王蒙:我的政治经历——中央委员和文化部长

明鏡歷史網: 王蒙:我的政治经历——中央委员和文化部长: 王蒙 王蒙(1934年-),中国当代作家,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1986至1989年)。 中央委员会 1982年初夏,有友人告诉我,在今秋将召开的中共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我有可能成为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对此我深为震动,不安为主,荣幸为辅。在我的心目中,中央委员都是职业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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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

王蒙(1934年-),中国当代作家,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1986至1989年)。


中央委员会

1982年初夏,有友人告诉我,在今秋将召开的中共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我有可能成为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对此我深为震动,不安为主,荣幸为辅。在我的心目中,中央委员都是职业革命家,都是“布尔什维克化”了的钢铁英雄,都是严肃得不能再严肃,斗争得不能再斗争的人物。我的身份是一个作家,我的性格偏向于自由散漫,我喜欢的是舞文弄墨,抒情论理,精雕细刻,花色缤纷,直到嬉笑怒骂,谑语连篇……这都不适合中央委员的身份,不适合献身郑重的政治斗争。

1985年我又当选为中央委员,至1992年届满。前后参加中委活动10年。

每次会议上,我都看到许多领导人物,实权人物,知名人物,权威人物。例如中央领导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各省的省委书记,各部部长,军队的三总部领导,海陆空三军司令、政委,少数民族领导,还有例如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吴蔚然这样的医生,胡绳这样的理论家,吴祖强这样的作曲家,邢燕子、陈福汉(毛泽东号机车司机)、郭凤莲这样的工农杰出人物,华国锋、汪东兴这样的有过不寻常经历的人物。我一方面感到一些拘谨,感到诚惶诚恐,心想我这么一个爱开玩笑爱闲言碎语相当情绪化乃至生活上说话上不无散漫的人,一下子进入这个庄严的机构,谈的是这样严肃的不可儿戏不可轻忽的话题,真够我呛。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心存惊叹,党可真有两下子,天南海北,党政军企,身经百战的虎将,运筹帷幄的官员,各有绝门的专家,各色头面人物,土的土,洋的洋,文的文,武的武,汉满蒙回藏苗瑶……堪称网罗殆尽,尽善尽美,硬使几百万几千万各不相同的人物拧成一股绳,使成一股劲,团结起方方面面,管理住东西南北,步调基本一致,朝令大体夕改,说贯彻就贯彻,说制止就制止,说转弯就转弯,办成一件大事又一件大事,错误也没有少犯,犯完了改过来再干,仍然是说嘛算嘛,指东绝不打西,毫不含糊。究竟什么人才干得成这样的大事啊!

而且它招来了多少咒骂、嘲笑、轻视、侮辱、孤立、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决心与部署与行动,它又触动了得罪了毁灭了多少人的幻想、理念、美梦、价值崇拜、既得利益……成了多少人的切齿痛恨的对象。同时却又受到多少人的赞扬、歌颂、服膺、拥戴、跟随包括投机与利用……这才是真正的事业,这才是真正的男子的壮举!

香港出版过一些侈谈大陆政治“秘闻”的书,一看它写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会议的细节,就知道是生编硬造的了。

当然,谈大的政治问题也不免有些套话,如说听了领导人的讲话,则都说是“受到鼓舞,受到教育”,对于重要决策,则说“非常重要,非常及时”。联系到实际工作,则各有千秋。通过参加讨论,例如对于拐卖人口问题,政企分开问题,文物盗窃问题,计划生育问题,就业问题,粮食问题……我增加了许多知识,学会用更务实的态度考虑许多事。我还听到过一位担任过省市委书记的老同志讲,他几十年来的工作经验说明,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文化低,教育程度差,工农如此,干部也是如此,甚至知识分子圈里,也缺少应有的文化素质与文化培训,这样,制定政策与贯彻政策之间,提出目标与实践目标之间,说的与做的之间,常有差距。他讲得我很受触动。

这段时间,每次全会结束时,都有邓小平与陈云二位领导人的讲话,他们是真的做到了提纲挈领,要言不烦,一语中的,令人回味。通过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议后,小平同志显得很兴奋,他即席说了一句:“这是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意)他还在中顾委的全体会议上说过,不搞改革开放,就只能是“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可谓有声有泪,一字千钧。当张光年(时任中顾委委员)与我谈起此话时,也是眼眶湿润。陈云同志讲,农村党员开会,一律不可以给工分补贴。讲“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粮则乱”。还有“一要吃饭,二要建设”都起着一语中的,实话实说的提醒的作用,出言难忘。

参与中委活动10年,这大大丰富了我的经历,增加了我对于全局性信息的掌握,对于执政党的权力运作的了解。这使我得到了我此生的重要的政治经历、政治资源、理论资源、生活资源与文学资源。胡风讲的到处有生活,如果不包含一切生活都可以不加以区分与评价的意思,那就是极其正确的论断。那么中央委员的生活就更加宝贵,它可以去魅、去偏见、去谎言,透过表层看到内里。它使我对许多事不再感觉那样陌生,以及因陌生而神魔化、夸张化、恶意化。

同时,我必须反省,必须承认,我与一个真正合格的中央委员的素质保留着差距。我太迷恋文学,迷恋想象与修辞。迷恋风格、个性、创新、才华、推敲、抒情、游戏、俏皮、眼泪与微笑、善良与天真、爱心与浪漫、小人物的情怀,日子的五光十色……而我实在缺少杀伐决断(此词出自《红楼梦》对于王熙凤的描写)的雄心、壮心、决心和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斗争永无穷期的狠心与韧性。一句话,我缺少的是力量,是拼老命的精神,是压倒对手而不被对手压倒的英雄主义。而献身革命,献身社会主义,献身执政兴国,献身领导指挥,不珍惜、不善用、不保持一定的力量-权力是不现实的。而我在力量、权力的问题上,总是那样地宁可失之清高,失之无为,失之清风明月,失之斯文酸腐。就是说,我有时怯于权,羞于权,腼腆于权,心虚于权。文人,作家,而且自以为是个好作家的身份认同,始终拉着阻挡着我不要太较真于计较于争夺于权与力。说下大天来,写小说比当领导逍遥自在舒服得多。抱歉了,对不起了,对我寄予厚望的上级、师长与同行们,我的面太宽,我的线太长,我的爱恋我的关注我的兴趣太宽泛又太个人太投入了。努力将一切都做到最好的结果必定会使你们哪一个哪一方面都不解气。

然而,这才是我。

作家协会

1984年底到1985年初,开了一个跨年度的作家代表大会。“文革”结束以后,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一职由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的作者、诗人李季担任。但1980年李季猝然离世,后一直是张光年主持工作。直到第四次作代会,改选了作协的领导机构,包括作协党组也基本上是新的人选。

说来话长,居然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有过这么一次作家代表大会,有说是闹翻了天的,有说是多么好多么民主的,有的赞扬,有的愤恨。而其他多数西方国家根本就没有什么作家代表大会一说,想开也开不起来,开起来也无事可做。他们那里往往只有二三流作家才组织作协,目的是为了与出版商讲价钱和维护其他涉及作家利益事项。例如瑞典,公共图书馆要根据借阅人次给作家付酬,这是作协的功绩。而一个像模像样的作家(比如托尔斯泰或者巴尔扎克),一个人就胜过一个会。在许多其他事情上,一群人总是大于一两个人,甚至同属于艺术门类的交响乐、芭蕾舞、大歌剧、杂技的演出也需要一定的规模和气势;然而文学不同,一大堆二三流文人凑到一起写作,天啊,还不如让一个大家躲在某个角落里悄悄地转脑筋。

那么为什么我们这里有这样显赫的作家协会呢?第一,中国革命的不二法门是实现人民的包括作家的革命化、组织化与革命的人民化(大众化、工农化),正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人民大革命中,实现了罕见的作家艺术家的革命化、组织化、人民化。第二,革命天生与重理想、亲庶民、长太息以掩涕(屈原),举红心以照明(高尔基),扛闸门以救生(鲁迅),虽九死而未悔(屈原)的文学相亲,使得自古以来便相轻相疏的文人们在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拧成了一股绳。而革命的政党也极其重视文学在发动革命、动员人心方面的作用,这种重视是无与伦比的。第三,有苏联的榜样。第四,通过作家们的革命化来实现全国人民的革命化。第五,作协给广大作家的服务也是无与伦比。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再没有这样的作协(给作家)发工资,定级别,发奖金,分房子,报销差旅、医药、困难补助各色费用,组织评奖发奖,组织出国对外交流。

这样,作协也就可能成为一个名利场,竞技场,争斗场,晴雨表,也可能变成一个自我周转自给自足的机关小衙门。这个协会可能今天掌握在这几个同志手里,明天又是另外的同志,可能与某些作家特别亲近而与另外一些作家疏远。有群体的组织的高于一切,就有个人的权力体现,有公正就有不完全公正,有亲切关怀就有冷漠处之,有人挤有人钻就有人告状有人骂,有人承认就有人否认,还有人大张旗鼓地声明退出……各人秀各人的。正像有电脑程序就有电脑病毒,有电脑病毒就有杀毒软件……

就是说,本意是团结作家的作协,弄得不好,会成为作家们分裂的原因。而自1983年我到中国作协工作,一直在张光年的领导之下。我感觉到他是一个十分重视参与和掌握领导权的干部,但诗人的激情并未泯灭。长期政治生活的经验,又使他敏锐于政治的选择与斗争,尤其是党内斗争。他不怕得罪他的对立面。他的名言是:一个人活一辈子,连个人都没有得罪过,太窝囊啦。

我虽然时任《人民文学》主编,无意染指协会的运转,一般通知我参加党组会我多是谢绝请假。但我确实是光年的座上客,常与他长谈交流,互相信任,也有时相互欣赏。我也很接受光年的一些分析与倾向,佩服他的坚决与沉稳,但是我一直注意不要陷得太深过深,我正在创作旺期,我仍然保持着每天数千字的写作势头,我相信对于作协机关来说,我不过是新来乍到,我靠的是作品,而对于所谓一官半职实不放在眼里。用我的话来说,官员也是正当职业,但是真正有志于做官,何不去公安、人事、财政、物资……部门,至少也要去一个知青办、拆迁办,掌一方实权,管一方实事。跑到作协来却一心当官,不感到是一场误会吗?有哪一个真正的作家真把作协的官当成写作的作主者拍板者,有哪一个真正的领导,能把作协的官员纳入自己的干部系列?

这是说的80年代的情况,现在已经不同。

只当助力,不当主力,这是我自定的注意事项。

除光年外,我也时而与贺敬之副部长有很好的交流,他对待领导工作十分认真,十分动情,十分较劲,他经常与我讲到文艺界特别是作协的一些不良风气和言论等。我则是笑眯眯地且听且淡化柔和化之。我从来不认为文学界是一片光明神圣,我从来不认为作家们都比政治家更懂得政治,不认为作家应该反过来影响与带领政治家。我认为从政治上不必对作家们期待过高,太以无产阶级的政治家的标准要求我们的小说诗歌同行,以指令性或指导性文字的标准要求诗歌小说。同样,在关心、理解、帮助直到容忍文学上,我的同行们从业者们也不应该向领导人提出过分的要求。身份不一样,思路不尽一样,用语也常常不一样,一点也不奇怪。您谈起文学界的思想问题作风问题情调问题,我并无大的异议。但是您太重视作协,认为作协最富意识形态性(这是我的解释,如有不准确处我应负责),所以领导好作协是领导好全国的文艺界的关键。我觉得说大发了。作家们想望的是,安安静静地写作而不是时时的提醒与照拂,时时的指点与防范。一个潜心写作的作家,不可能是危险人物,不可能是颠覆势力,不可能是成事不足坏事有余的政治投机丑类。文艺问题的是非得失,只能通过从容的讨论即文艺批评来解决,而且往往一时难于得出结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学史上的未决公案永远多于所谓定论。越是强调是定论,越有机会某一天被搅个人仰马翻。

我常常想起我刚刚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时,贺部长第一次与我谈话就讲的一句话:“你要准备好了挨骂。”这其实是一句交心的话,他知道文艺界的难于“领导”,他知道让文艺人符合党的要求绝非易事,他下了决心狠心要献身给自己的使命,不怕得罪人,不怕做“恶人”,不怕斗争,不怕牺牲自己的人缘。他确实是这样做的。

而我完全听不进他的此言,实言,肺腑之言,忠言;我想的是做好人,做党与广大作家的桥梁,做整肃文艺人时的缓冲橡皮垫,做一个居中的,绝对不脱离作家同行的,也同时是遵守党的纪律顾全国家大局的独一无二的角色,做一个健康、理性、平衡与和谐的因子。贺的想法悲壮决绝坚定毫无反顾一锤子砸到底,我的想法中庸幻想左顾右盼适可而止。这时再加上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本来是自然而然的不同角度不同观念不同掂量的所谓歧见,再加上“代”的差别与文人的对于文人的未必全不相轻,我们就很难融洽如一人了。

此时的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已经71岁,他几次与我谈,另外中宣部与中组部有关领导(郝局长、沙蕻局长)也都与我谈,叫我接任主持作协工作。我提出,我正在写作旺期,又接手《人民文学》的工作不久,我更适宜协助支持作协的工作而不是具体管起来。我提名唐达成做下一任的作协党组书记。在张光年问我对于原班子成员谁可留任时,我特别提了冯牧,我认定冯绝对是功大于过。这可能与我以君子之风的自律与自诩有关,你愈是对我有过并不十分好的记录,我愈是要发掘你的长处,与你团结友谊。何况冯对于发展文学,帮助青年作家是真真热情无限的,我的大部分对于文学的看法与冯牧距离不远。从冯以后,再没有第二个作协的哪号领导人每天阅读那么多新人的作品了。这也可以说是从大局出发,从大方向出发吧。我也表示欢迎有另外的有关领导推荐的天津的鲍昌同志,并推荐了从维熙等人。但这样却触怒了我没有提名留任或调入的人……做人做事,谈何容易?

短短两年,我的心没有动,我是写作人,我的主业是写作,没有写作,谁会选我当这个干那个?潜心写作的另一个效应就是摆脱争执的烦恼,摆脱得失的计算,不因浮名而喜而傲,不因攀援而累而苦,不因位子与帽子而忘却自己的真功夫与实货色,与各种蝇营狗苟,纵横捭阖……拉开了距离。

四次作代会的结果是好几个重要的作家诗人落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丁玲、刘白羽、贺敬之、曹禺等,他们都是作协副主席的候选人,而且名字都印到了选票上,本应无疑问地选上的。曹禺的落选主要是因为他已经当选为剧协主席了。而其他几个人的落选就与舆论、与各种窃窃私语有关。在投票前的本届新选出的理事会上(按章程由理事会选举主席团的组成人员),张光年与我轮番讲话,应该叫做喊话,我们轮番主持会议,恳请各位理事顾全大局,为这些德高望重,在内外上下都颇有影响的大人物投上一票。我讲得声嘶力竭,几乎是声泪俱下。我与光年都明白,争论归争论,作代会必须扩大团结,而不是缩小队伍,必须保持相当的平衡,而不是畸形倾斜,必须强调积极正面的东西而不是嘲骂无度,打击一部分人。

我讲得嗓子嘶哑,口干舌燥。会议休息时,刘白羽老师对我说:“你真是苦口婆心啊……”

但是“群众”不管那一套,怎么有戏怎么来。

要你当文化部长

从1985年就传出了上边正在物色新的文化部长人选的消息。一会儿一个说法,一会儿说是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将去文化部,一会儿说是吉林省委书记高狄是人选,一会儿说是总政宣传部文化部长作家徐怀中少将已成定局……对此,我未加注意。

1985年5月,一个星期天得到通知,要去参加一位高级领导同志召集的会,参加此会的还有唐达成、徐惟诚、北京人艺的演员和院长于是之等。领导同志开宗明义,让我们提名新的文化部长人选。我们就胡乱提了一些,包括高占祥、徐惟诚、贺敬之、艾知生(时新任广播影视部长)、李彦(时为中宣部秘书长或副部长)。领导同志都未加首肯,后来领导同志突然问:“你们几个人行吗?”

这就是中国的文化了,大家一听,个个做屁滚尿流状,尤其是于是之,拿出了老北京的特色,头摇得如同拨浪鼓,鼻音说“不行”,他像是在说“不行”,又像是在说“不灵”,总之,大家都笑了。

如此这般,说话到了1986年早春,一天下午,我正在其时包容了文化部、《红旗》杂志、文联与作协的沙滩大院的破旧礼堂看新片《美食家》。由于此片的原著是老友陆文夫,我便饶有兴味地观看着。看到一位先生为主人公介绍对象,强调对方长得漂亮,而美食家回应说:“脸子好又不能当菜烧……”我笑了起来,就在此时,一位同志摸着黑找到了我的身边,说是中组部负责同志找我。

当文化部长的事就这样开始正式提出来。我大惊,我虽然参与一些研究讨论,也已经具有一些不俗的头衔,但绝无思想准备去掌管一个部门。对于作协,连党组书记我都谢绝了,岂可到货真价实的文化部?

我连连活动起来,不是为了跑官而是为了辞谢。我说,我现在创作正在盛期,如果改为行政官员,我太痛苦了,我一辈子就是想写点东两,前边20多年,由于政治处境太坏,不能写作,后20年,由于政治处境太好,太受信任和器重,结果也是不能好好地写作,这可真是悲剧啊……

我没有公开说出的是,什么,去当部长?岂不成了众矢之的?岂能不陷入凶险的所谓文坛的人际斗争,斗到捶胸顿足,斗到乌烟瘴气……在所谓的《萧斯塔科维奇回忆录》中,有一段是说萧与苏联作曲家协会的书记谈天,抱怨作曲家协会的会员团结得不好,作曲家协会书记说:“我们这里还算好的呢,你看看作协,那边,一个作家恨不得把另一个作家生吞下去……”(大意)

我找了胡乔木,我找了胡启立,我通过张光年给乔石带了话,请不要考虑我。

1986年,我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上被有关领导问到这个问题,我说你们现在对我印象颇好,是因为我是一文学从业者,却能顾全大局,起些健康的作用。如果我去负责,去主管,去处理日常事务,我成为你们任命的部门领导,我的缺失定然逐渐暴露,我的局限定然日益明显,我的蹩脚定然日益狼狈,最后,连现在这点好印象也没有了,有什么好处呢?

胡乔木当场表示支持和理解我的意见。说他与王确有交往,他认为王说的都是老实话。

也许对胡乔木同志的意见做了别样的解读,总之他帮我说了话后,其他一些同志任用我的决心反而更坚决了。于是其时协助负责人事组织方面工作的中央领导习仲勋同志找我谈了话,他讲得很确定,要求我服从,并且说,如果我仍然不接受,还有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要找我谈话。我谈了我的想法,仲勋同志说,你还可以写作,不需要你抓得过分具体,你可以多依靠旁的副部长嘛,反过来,你担任部长也有有利于你的写作的条件嘛。他没有细说,似乎包含着组织班子写文章的含意,也许是我没有听明白,我想他指的不是写小说。当然,党的领导人高层干部不认为写作是一个人的事而是革命的事党的事人民的事。

此前此话越传越广。我妻子是不赞成我担任领导职务的,她喜欢更本真更自然的生活,她支持我多写东西。我的小女儿说:“爸爸哪像个文化部长啊……”她那时在上高中,对领导有一个她的直觉标准——模式,觉得我不对路。她甚至给部长起了一个代号,就是多咪,多咪,用简谱表示就是13,含意是只有一米三,当然是不长个儿的谐音即不(部)长。我的儿子则认为不妨考虑,这毕竟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荣耀。

最后与仲勋同志谈话的结果是我只干三年,三年中请中央物色更合适的人选。

我有些难过。有一次在一个场合看到作家叶楠,他见我就说:“把你牺牲了……”我知道他这是一种变相的道喜之词,至少不全是本意,但我听了仍觉刺激和沮丧。

适逢两会,张贤亮、冯骥才、何士光等到我家来,还有香港《大公报》著名记者叶中敏,非问我有无此事与我的态度。我支支吾吾。结果张贤亮替我回答说,共产党员服从党的决定。这些都刊登在香港报纸上了。

冯骥才则说,他与外国读者接触时,强调的是,王蒙是一位作家,一位真正的作家。我感谢他的说法。

我有一种失落感,有一种目前挺时髦的叫做自我认同危机,该怎么生活,怎么做人呢?

1986年4月初,我开始以党组书记的身份主持文化部的工作,至6月,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通过程序,我正式就任文化部长。

1988年国庆节,我工作正在兴头上时,正是四方看好之时,我给中央领导写了辞职信。我说明,原来已经讲好,只做三年。现在已达两年半了,请领导早日选拔继任人选,明确我退出领导岗位,集中精力从事文学创作与文艺评论(评论的面更广,我写过电影、戏剧方面的评论)。

有关领导找我谈话,表示完全同情我的想法,并积极物色人选。我也推荐了一些人,包括贺敬之与高狄,但领导表示尚难定论。目前我做得还算“顺”,所以再等一等。

我写此信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写作。同时,我隐隐有一个感觉,如果我继续做上三五年,我也会变化的。我会越来越沉迷于权力。

我敢回答的仍然有一句话,我不会放弃写作。我不会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领导。

急流勇退古来难,
心未飘飘身已还……

这是我后来写的七言古体诗中的两句。我始终得意于自己的这个记录。它成全了我也保护了我。

(摘自《王蒙自传·大块文章》,花城出版社2007年4月版)

2012年6月19日 星期二

明鏡新聞網: 徐友渔:《遭遇警察》前言

明鏡新聞網: 徐友渔:《遭遇警察》前言: 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一种重要现象和突出特征,是警察无处不在,他们对公民正常、合法活动的干预、压制,对人权的侵犯,达到了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和谐社会”的口号与警察国家的现实,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和讽刺。 最近几年,作为对《零八宪章》的签署与发表,对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最近几年,作为对《零八宪章》的签署与发表,对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北非一系列国家发生“茉莉花革命”的回应,中国的当政者越来越依靠警察力量来维持他们所谓的“稳定”。在对自己的执政合法性丧失信心后,当政者对形势的判断有一种病态的敏感,他们觉得中国大地上到处都是即将燎原的星星之火,他们的对策是要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他们把国家的大量资源用于对社会的监视和控制,并在指导方针上提出“社会管理”即全面控制社会的概念。当极权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大势已去,面临中国正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历史潮流,这种恢复极权主义全面控制社会生活的企图既不得人心,又明显不能成功。这种倒行逆施加剧了社会内部的矛盾,扼杀了社会的生机,毒化了社会的空气,当政者的所作所为败坏了中国的形象,中国的人权状况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抗议,但他们只是以“反华阴谋”的说辞来自欺欺人。

警察对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侵犯,他们无所不在的监视、控制、镇压行动,是极权-后极权国家最突出的特征。柏林墙倒塌之后,人们可以在反映苏联、东欧国家社会生活的各种记录——展览、博物馆、电影、小说、回忆录,等等——中了解到警察形形色色的活动,体会到人们在警察制度下的遭遇、痛苦、不幸和种种感受。中国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警察化特征,警察监控社会和侵犯人权的基本方式与特点,值得记录下来,以供后人了解、研究这段历史。

必须指出,本书记录的中国公民与警察的遭遇,只是历史真相的一个侧面,远远不是全部。我们只是把近两三年在网上流传的,我们手上现成的文章挑选了一部分收入本书,而没有做约稿、组稿的工作,警察无处不在的情况使得约稿、组稿无法进行。本书各篇文章的篇幅、体例、风格的不统一是这种困难条件的反映。

我们知道高智晟、郭飞雄、刘晓波、艾未未等重大案例,我们无法把他们的遭遇包括进来,也没有条件约请他们的亲友提供描述他们遭遇的记录。我们还知道一些遭到警察刑讯和虐待的事件,对于了解历史真相,披露这些事件是必需的,但我们没有做这种努力,因为,虽然这些事件的受害者中有不少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得知,他们在出狱前受到严厉警告,甚至被迫作出保证,不得讲出他们的遭遇。为了免使这些受害者因为加盟本书而再次陷入危险的境地,我们不得不舍弃了本来可以展现的,非常有价值的内容。

我们坚信,全面反映历史真相的时候终究会到来。

编辑本书的初衷和侧重点不是要反映当代侵犯人权的严重和残忍。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人的情况早已记录在案,我们不是要在这个方向重复和增添新篇章,我们想反映的,是警察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他们活动的公开化、日常化。

与苏联东欧秘密警察的活动方式不同,中国警察既不神秘,也不威严,中国公民遭遇警察不是偶然、个别、例外的,而是大量、经常的,不是在暗处,而是在明处。他们可以打个电话就上你家,或者不打电话就来,长久以往变成常客;他们可以定期请你喝茶、喝咖啡、进饭馆,俨然成了酒肉朋友;他们可以在被监视对象的家门口、楼下、小区入口处安营扎寨,人手不够时大量雇佣保安、城管、农民工,每人每月只给一千多元,为了监视一个人雇八个人,三班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这时警察像包工头,拉起一支乱七八糟的临时工队伍——可以想见,这支队伍是不敬业、没有效率、没有士气的。

之所以这样,原因在于需要监控的公民太多,即使按照国家的恶法和警察的惯例也没有长期关押的理由,没有这样做的必要,也没有这样做的空间,对人们的监控和短期扣押出于“防患于未然”的考虑,出于“千万别在我这里出事”的心理,出于“一定要平安度过这段敏感期”的命令。对个别人士,他们采取柔性方式:明明是扣捕和拘押,却要安排成旅游,入住宾馆,呆在度假村,他们要人们相信这是“人性化”措施,其实是想规避法律程序方面的难题;而对于绝大多数监控对象则凶相毕露,打、骂、侮辱、虐待,甚至对于身体残疾或身有伤病的人也是如此。

在本书中,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人大多具有法律意识和知识,还有人本身就是维权律师,因此,在遭遇警察的过程中,他们充分地利用现行宪法和法律来捍卫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在此过程中读者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那些自称的执法者根本不懂法,他们需要受害者向他们普法,当然,即使在了解相关法律之后,他们仍然做践踏法律的事。读者可以从本书的多篇记录中看到,遭遇警察的过程,就是在所谓“执法者”面前宣传和捍卫法律的过程。许多公民在遭遇警察时表现出区别于以前的“臣民”、“顺民”的勇气,他们以现行宪法、法律为武器,有理、有利、有节地抗争,而警察的无法无天则是中国进入新世纪后法治不断倒退的明显标志。

本书指称的警察只是中国庞大警察队伍中的一支,他们是政治警察、思想警察、文化警察,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不应该存在这种性质的警察。尽管中国警察队伍中的腐败和黑暗触目惊心,尽管警匪一家的现象不是个别,尽管警察与黑社会合为一体在一些地方不是秘密,但总的来说,中国老百姓还是把警察视为保护自身安全的力量,而不是威胁、侵害公民权利的力量。人们对那些在公路上辛劳执勤的交通警察,在边境、丛山和密林中执行危险任务的缉毒警察,对为缉拿凶犯而呕心沥血工作的刑侦警察,对一切为社会正常运行而坚守岗位的警察,充满敬意和爱戴,但这绝不包括政治警察,他们令人生厌和生畏,他们是警察中的异类,是通向公民社会的障碍。

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当政治体制改革真正提上议事日程,当“建立法治国家”作为真正的政纲而不仅是口号提出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取缔政治警察。

放眼中国的未来,政治警察终将成为历史的陈迹。

徐友渔,中国人权双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