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3日 星期四

一国之民是怎样走上沉默的不归路的

一国之民是怎样走上沉默的不归路的

自由是民主的基石——托克维尔与法国大革命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né à Paris le 29 juillet 1805 et mort à Cannes e 16 avril 1859)是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巨人。密尔称他是第一位“民主哲学家”。他以一位法国落魄贵族的眼光,深入 探讨美国民主制度的优劣,也借此深入研究了民主制度本身。

托克维尔家族是法国年代悠久的贵族世家,他的父系是佩剑贵族,也就是那种跟随国王出生入死,以战功受封的贵族。

法国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家族几乎全部上了断头台,他的父母只因临被处决前,罗伯斯庇尔倒台才幸免。他的父亲埃尔韦年仅24岁。

1815年,拿破仑帝国崩溃,波旁王朝复辟。路易十八登基后,立即颁布了《宪章》(Charte),这个宪章其实包含了许多大革命的成果,波旁王朝已不再是绝对君主制的王朝,它承认了立宪原则,法国成为了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但毕竟波旁王朝又回来了,王位上坐着的是路易十六的弟弟。

托克维尔断定,尽管波旁王朝重登王位,但旧法国已经一去不复返。无论保皇派如何祭出旧制度的亡灵,给社会“洗脑”,法国人已绝无可能重拾旧制度的碎片,跟着绝对王权的旗帜走。

1820年,波旁王室可能的男性继承人被人刺杀,自此温和派立宪政体的自由化改革就被打断了。

1825年路易十八驾崩,阿图瓦伯爵继位,是为查理十世。

1830年,愚而自用的查理十世突然连发四道敕令,限制出版自由、解散下议院、以国王意旨修改选举法、提前举行选举。这些倒行逆施立即引起人民起义,反抗这些倒退的法令,巴黎街头街垒林立,流血冲突不断。仅仅三天之后,查理十世就收回敕令,宣布退位,让位于他的孙子,即所谓“奇迹之子”波尔多公爵。

在查理十世匆匆逃离巴黎时,托克维尔在场,他亲眼看到国王所乘马车装饰的波旁王朝的徽章上溅满泥水,心中百感交集,泪如雨下。上台的路易-菲利普号称“法国人的国王”,在这个七月王朝之下,法国的君主制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了。

托克维尔这样评价查理十世,“我们在历史中见过不少领导人,他的知识结构、文化水平、政治判断力和价值选择,会停留在青少年时期的某一阶段。然后不管他活多久,也不管世上发生多少变化,他都表现为某一时刻的僵尸。如果有某个机缘,让他登上大位,他一定会从他智力、知识发展过程中停止的那个时刻去寻找资源,构造他的政治理念、价值选择和治国方略。这种人的性格一般都执拗、偏执,并且愚蠢地自信,愚而自用,以为他捍卫了某种价值,能开辟国家发展的新方向。其实,他们往往穿着古代的戏装,却在现代舞台上表演,像坟墓中的幽灵突然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人都知道他是幽灵,他却以为自己是真神。但是,他选择的理念,推行的政策,无一不是发霉的旧货。”

1848年,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第十二版的前言中说:“本书写于十五年前,写作时始终专注着一个思想,即认为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

在美国“社会是由自己管理,并为自己而管理,所有的权力都归社会所有,几乎没有一个人敢于产生到处去寻找权力的想法。人民以推选立法人员的办法,参与立法工作,以挑选行政人员的办法参与执法工作。可以说是人民自己治理自己。人民之对美国政界的统治,犹如上帝之统治宇宙。人民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结果。凡事皆出自人民并用于人民”。

从他的这些话中,清楚地听到了林肯的伟大名言: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也就是民有,民治,民享。

在美国,不存在中央行政集权,它的行政权力高度分散于乡镇和各个州。他反驳欧洲那些信奉中央集权的人,

托克维尔说,中央集权很容易地让国家表现得秩序严明,但实际上这种良好秩序让整个社会处于昏睡状态。

“在我看来,中国是以最集权的行政,为被统治的人民提供社会安逸的最好代表。一些旅行家告诉我说,中国人有安宁而无幸福,有百业而无进步,有稳劲儿而无闯劲儿,有严苛的制度而无公共的品德”。

在一切专制暴政国家内,老百姓通常会用“不问政治”这样的托辞来保证自己的安全,实际上这是放弃了做人的资格。虽然这个放弃是被迫的,是一种恐惧中的选择,但是在逻辑上,暴政之下没有“人”,只有“类人”,他们没有本质,只是供暴政蹂躏、驱使的材料。这种状况是托克维尔高贵的心灵所不能忍受的。所以他断言,“如果一个民族只要求他们的政府维持秩序,则他们在内心深处已经是奴隶了”。

托克维尔这样评价法国大革命,“1789年的最初时期,那时对平等与自由的热爱,共同占据着人们的心灵。他们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

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两重性的分析,也就是说从革命初起时人们追求自由的激情,转变为革命恐怖,而在革命落潮后,人们又甘愿臣服于专制统治,其关键点何在?在托克维尔看来是对自由的态度。托克维尔认为,只有对自由坚韧持久的热爱,把个人自由的达成当作革命的最高目标,才能使革命成为推动社会与个人走向光明的动力。他说:“不少人可能会指责我,在本书中表达了一种对自由的完全不合时宜的酷爱,他们要我相信,在法国再没有人关心什么是自由”。

现在当他反思大革命时,特别是当他反思大革命向专制制度的转变时,他再次强调这个立场。他说:“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日益联合起来。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

托克维尔认为,一个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以倒向一种民主的专制。这种专制,就是多数人的暴政。他断言:“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

十八世纪启蒙哲人的理念,“例如人类生来平等,因此应废除种姓、阶级、职业的一切特权,人民享有主权,社会权利至高无上。这些信条不仅是法国革命的原因,而且简直就是大革命的内容”。 所以,我们看人权宣言第一句话就是—— “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

“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这里,托克维尔说的是,如果专制统治者能洞察民主自由的潮流,将不可阻挡地改变旧的政治结构,而他能主动地引领社会完成革命,则这场变革将以较少的社会代价,平稳地完成。这对人民,对社会,对君主,对统治阶层都是好事儿。

2022年10月31日 星期一

2022年10月29日 星期六

历经生死 中国奶茶店老板记录逃美旅程

 记者徐简综合报导)中国一家奶茶店老板———王群(Wang Qun,音译)先生,经历数月,穿山越岭,几乎历经生死逃到美国,成为中国老百姓“润”出中国大陆的惊险故事之一。

历经生死 中国奶茶店老板记录逃美旅程
图为2022年5月22日,穿越Rio Grande河的非法移民在德州Eagle Pass沿铁丝网行走。(ALLISON DINNER/AFP via Getty Images)

他在社交媒体上记录了自己此次危险旅程,终于在六月的一天,成功进入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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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那些无证越过近2000英里美墨边境的移民,王群也从那里进入美国,不过他不是为了逃离贫困,而是为了逃离“清零政策”和“习时代”的共产中国。

“在习近平上台后的几年里,中国的政策越来越紧,经济状况不佳……而且只会越来越糟。”王群告诉CNN,他认为习是毛的“另一个版本”“习近平很快就会连任——甚至可能无限期掌权,我看不到希望。”

尽管中共不断吹嘘其政治模式优于西方民主国家,所谓“东升西降”,并大肆宣扬美国有所谓“种族歧视”、枪支暴力和政治两极分化等“乱象”,但是中国人“润”(逃出中国大陆)的现象如此流行,CNN分析,这证明中国人彻底拒绝中共的谎言宣传。

“CCP不死,中国人没有出头之日!”

大多数“润”出国的中国人来自中国中上层家庭,他们通过教育、工作或投资,合法移民。但王群并不是很有钱,也不会英文,也没有技能,2008年职业高中毕业后,王干过平面设计、开过网店,2020年回到家乡和朋友开了一家珍珠奶茶店。

但是中共开始了无情的“清零”疫情政策,该政策依赖于对14亿公民的全面监控、大规模检测、广泛的隔离和快速封锁。

王的生意受到清零限制的沉重打击。“我入不敷出,还要抚养两个孩子”,已经离婚的王说,“我不想被封锁。我想出去。”

其实王在十多年前就想过离开中国,他学会“翻墙”之后,在互联网上阅读了1989年中共在天安门的大屠杀,“我在20岁左右开始了政治觉醒,我知道共产党不可靠。”他说。

“现在我离婚了,我决定一个人去,把两个孩子留给我的父母。”他说希望以后孩子跟他在美国团聚。

王从未离开过中国,他说他是从电视节目和电影中了解美国的,“我对美国的印象是,她是一个自由、民主、开放、充满活力的国家。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积累财富。”

他4月23日转发了记录上海封城的“四月之声”,并写下:“CCP不死,中国人没出头之日!”

跋山涉水 危险旅程

一个中国人要想在“清零”期间离开中国,并非易事。严格的封锁、“非必要”不出国的政策,中国百姓被迫画地为牢。

通过在线聊天群,王发现了一个中国人计划通过南美国家厄瓜多尔非法移民到美国的群组。

他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申请了一所语言学校,并用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申请了护照。四月份他乘飞机离开了中国,这是他第一次出国,他的家人都蒙在鼓里,“我说要再去浙江找工作,我不想让他们担心。”他说。

王两次转飞机,到达基多,从那里他乘坐公共汽车行驶了一千多英里,到达了哥伦比亚的一个沿海城镇。然后与其他数十名移民乘船前往巴拿马。他感到兴奋,与坐在他身后的乘客拍了一段自拍视频,乘客们大笑、欢呼并竖起大拇指。

他4月30日发推说,(推文请看这里)“想吃妈妈做的饭了,蒜薹炒肉,五花肉烧冬瓜,私面馍+红烧土鸡,最后想说句,共产党去死吧!”

但后面的旅程几乎让他筋疲力尽。王花了三天时间在巴拿马茂密的热带雨林中徒步旅行,在泥泞中跋涉,涉过河流,翻过悬崖。“这太痛苦了。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具行尸走肉,有一次走了12个小时之后,我以为自己要死了。”他说。

走出丛林,王等人乘独木舟前往难民营。途中船内漏水,险些倾覆,王和乘客们慌忙将水舀出。5月9日,他发拍摄的视频显示,自己跟其他非法移民一起搭船。(视频请看这里)

王在难民营见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之后他做了7天的巴士到了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然后又乘船前往墨西哥边境,在那里他因非法入境被墨西哥警方拘留。

五天后,王被释放并被告知在20天内离开墨西哥。然后,他支付了一个走私者数千美元,前往墨西哥城。他被挤进一辆载有数十名移民的、热气腾腾卡车的封闭车厢,车窗密封,没有空调,里面无比拥挤,无法移动或伸展双腿。王说,面包车内的温度超过华氏104度,他汗流满面,呼吸困难。

在墨西哥城,王买了一辆摩托车,跟另一个中国人骑了1,600英里(2,575公里),沿着海岸,穿过沙漠,来到美国边境。

“我大洋彼岸的亲爱的家人,不知道我在余生是否还能回去。妈妈,爸爸和孩子们,我非常想念你们。”他在推特上写道。

6月4日,CNN在美国边境附近的墨西卡利(Mexicali)见到王时,他显得轻松而平静。虽然这次旅程比他预想的要危险得多,但王说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我希望我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他说,并补充说中国学校教授的爱国主义教育正在“洗脑”他的孩子。

6月9日王进入了美国,他写道,“知道安全到美了,将近两个月的努力有结果了,立马傻笑。”

“我不想被压制。我想要自由。”他说。

更多绝望的中国人逃离大陆

CNN评论,王的美国之行可能是罕见而极端的,但他并不是唯一一个走上危险道路的人。

CNN采访了其他试图非法移民到美国的中国公民,其中一名男子徒步走入越南,也是历尽艰险,他说自己在巴拿马热带雨林中差点丧命,现在已经到达墨西哥城。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自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十年间,寻求庇护的中国公民人数增长了近八倍,到2021年达到近12万人,其中约75%的人在美国寻求庇护。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移民”的搜索量在3月开始飙升,因为许多人在封锁期间,连饭都吃不上。有关如何离开中国的详细信息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疯传,移民律师表示,在瘟疫大流行期间,想要离开中国的中国人的询问激增。

在墨西卡利接受CNN采访后的第二天,王骑着摩托车进入了美国,之后他在荒野中走了几个小时,地形如此陡峭和艰苦,运动鞋都走烂了。然后,他向美国边境管制部门自首,并在被拘留几天后被释放,等待他的移民案件的审理。

7月4日美国国庆日的晚上,王一个人在街上游荡,望着头顶的烟花。他在推特上写道:“在拥有10多年的美国梦之后,突然间,我漫步在美国的街道上,很多情绪涌上心头。”

他本来打算最终告诉家人他逃跑的事情,但他的儿子很早就从网络上发现他的记录,“我告诉他,爸爸来美国是为了给你赚很多钱,为你争取美好的未来。”王说。

王说他计划寻求政治庇护。如果他的申请被拒绝,王说他可能会要求他的孩子在长大后,像他一样走同样危险的路线去美国。

“一想到他们我就心痛,我好想尽快把他们送到美国。因为时间越长,他们受中国(中共)教育的影响就越大,他们就越难改变。”他说。

在等待移民案件审理的同时,王正在申请驾照,接受按摩师培训,每天都在学习英语。他计划最终当一名美国的卡车司机。

“这一切都值得。在美国,我可以看到阳光和大海,可以做想做的事情。”他说。

2022年10月28日 星期五

怎樣才算中共解體?

怎樣才算中共解體?
 
關於中共解體的分析角度很多,但我經過多年思考,收斂至一個終極指標:中共是個以權力骨架支撐的政權,而且權力骨架已經走到了末期,指標就是它的財政收支能力。所以,我們可以很簡單的以中共統治下各省各區的財政能力,作為其是否解體的判準。
 
2022年,在各種國際形勢以及中國內部政治鬥爭之下,大概只有上海市、廣州市和廣東省等極少數地區,在財政上達到收支平衡,所有其他的省區市,都是入不敷出。中共的中央財政,也已經沒有辦法支撐地方的財政。改革開放以來,向香港學習的土地財政,以及向台灣學習的工業區進出口外貿財政,都走上了不同程度的崩壞。土地財政,由於竭澤而漁,肌肉及血管都已經壞死。工業區外貿財政,在美國圍堵以及國內疫情清零政策下,已經接近停擺。即使今天開始決定重新恢復,我判斷至少也需要5年的時間,而中共內部的政局,已經沒有穩定5年的時間了。
 
因此,一個政權的倒塌固然需要多方面的因素,但是中共這個政權,我們可以用其財政能力作為生死的指標,就像判斷一個人是否還活著,可以用是否還有神經反應作為指標一樣。
 
因此這裡對「後中共」下一個定義:當中共這個政黨,把中國的財政弄到80%以上的省分、直轄市和自治區無法維持財政收支平衡的時候,並且狀況持續了2年,就能稱為「後中共」了。無論導致這個狀況的原因是戰爭、經濟,還是社會因素。
 
以上雖然提出了一個可量化的定義,但是事實上,它是難以測量的,因為中共官方不會提供真實的數據,一旦數據不好看,官方就「蓋牌」。因此,當看到「財政解體」時,多半是像看到「中風」一樣,前一分鐘人看起來還好好的,「突然」就不行了。我們必須記住這點!
 
這裡不排除「後中共的中國」以一種殭屍的型態存在,比如說與國際脫軌鎖國,人民吃草活著。如果是這種型態,所有中國內部的動力脈絡,以及國際動力脈絡,都會開始對我們稱為中國的這塊地方發生作用,而這些作用正是我們企圖去預見及分析的。
 
|財政解體的定義
 
現在,我們來回答問題。財政結構,就是中共集權統治的脆弱點,而錢的財務流轉,就是流動性的傳導應力。
「財政」是個現代經濟、現代國家的體系性觀念,中國的古老王朝,只有「度支」和「歲入歲出」等簡單概念。在傳統統治體制下,地方秩序有地方鄉紳、長老、家族來予以維持,朝廷命官基本上只負責地方不出大事,還有處理跨地方之事。
 
因此,如今日中共中央集權貫穿全國大小地方的稅收和支出,收入集中中央然後再「統籌分配」的計畫經濟機制,對中國統治方來說還屬於新鮮事物,一方面藉諸當年蘇共之共產體制,另方面求諸秦代前後的法家「商鞅之術」,再加上改革開放後,由西方學習來的財務技能,乃形成現今這一套不三不四、矛盾多端的財政體制,跌跌撞撞的走到今天。其間,各級官僚「雁過拔毛」的自肥習性,以及後生的「民營企業」與權貴家族的「分潤分贓」各種路數,使得現代國家的「財政體系」窒礙難行。
 
事實上,稱呼其為「財政」,也是一個不得已的說法,因為它是一個雜交的妖怪體制,其實值得研究者為這個「新物種」命名。本書用了「財政」一詞,實在是不得已之舉,望讀者明察,並期待日後有高手能夠以生物學、經濟學的語境予以正名。
 
中共治下的中國,經濟體排名已經是世界第二,這點無人否認。反共甚至倡議滅共者,也都無法反駁諸如「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之類的道理。
 
武力上,中共在迅速累積噸位及技術。狂造核彈頭、能打衛星、能發洲際導彈、造軍艦像下餃子一樣。若它穩重一點,不在六塊肌完全成型之前就忙著脫衣秀肌肉,搞不好再給它10年,它真能造就一段時間的霸業。
 
但中共等不及。等不及的壓力不是別人施加於它的,因為全世界的「別人」,包含當前還是世界霸主的美國,自身都也問題重重,忙著解決自身的問題都還嫌時間不夠用。
 
等不及的壓力,來自中共自身內部,或說是集權體制的必然。30餘年來,它搭上「美國秩序」(Pax Americana)的便車,以幾乎半價的收費、滿臉堆笑的在車上向其他乘客送水倒茶賣點心,著實的為自己博得了名聲及財富。
中共能夠半價博市場,是因為其集權體制使得它可以「割韭菜」,補貼出口企業、養育高級牲畜般的企業家。十幾億的韭菜,經濟學上稱為「人口紅利」,馬克思學上稱為「剩餘勞動力」,社會學上稱為「低人權優勢」。但市井小民、販夫走卒對自身處境的直覺最接地氣, 那就是「韭菜」—耐旱耐寒、每周都可長三吋,周周、月月、年年都可割。
 
這樣的狀況得以持續30 年,靠的是中共的統治結構—中國特色的權力集中骨架,即以暴力威嚇為基礎,橫向的網格化威權管控,綜向的一竿子插到底的威權指令。當這部黨營機器運作有效時,中共可以「舉全國之力」指哪打哪。中共近年來發跡的過程,可以總結為一句話:以無知的順民韭菜為底氣,以抱有幻想的中層菁英為工具,實現權力高層的千秋大夢。
 
|習近平的加速期
 
中共集權統治的骨架,歷經了三個階段。初期以暴力支撐,中期以財政支撐,到了當下,藉以統治的財政收支能力已達臨界點。
 
前期,一直到鄧小平過世,維護權力的核心方式都是暴力。1989年6月4日天安門事件,代表了一個明顯的分水嶺,由暴力轉向財政力。2012年習近平上任後,第三階段開始顯現,統治骨架的支撐點由財政力又逐步回到暴力。
 
天安門學運中,鄧小平拍板送軍隊進北京維穩演變為開槍殺人,事後的衝擊力道,令中共意識到國內維穩鎮壓不能用軍隊,其對民心以及國際視聽的影響後座力太大,因此在天安門事件之後成立了武警部隊,也就是改以武裝警察維護內部統治。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2022年6月12日,習近平以軍委主席身分發表了一項軍委令—非戰爭軍事行動準則令。這個動作,有對內對外的意義。但可看到,習近平所面臨的統治安全,或者說他個人的政治地位安全,已經不是單單武警就可以應付的了,必須隨時動用正規部隊。習近平知道,當「錢」(財政)的政治、社會潤滑作用走到盡頭時,剩下的就是暴力了。經濟被砸爛使得中國沒錢這件事,究竟起因於他的奪權策略,還是大勢所至?這問題留待後面章節來分析。
 
1989年6月4日天安門事件,是自70年代末期改革開放以來的一次分水嶺。元老們定調—改革開放的路線不能變。

鄧小平死後,江澤民基本上把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個路線,退化詮釋成「悶聲發大財」;中共的權力骨架,也由原來的與武裝力量相映射,逐步形成與財政力量、金融力量相映射的局面。
 
中共權力架構的要素順序,從原來的「槍桿子」第一、「筆桿子」第二,增加了「銀根子」這個要素,形成「人人向錢看」,也就是「銀根子掛帥」這個中共自創黨以來,沒有發生過的局面。
 
習近平的接班統治過程,大致上的順序是,先搶筆桿子、再爭槍桿子、最後收拾銀根子。在他本人的意識形態以及個性、經驗、能力的局限下,將中共機器統治下的中國,搞成今天這個尾大不掉的局面。
 
公平的說,習近平接手的,是個已經半爛尾的樓盤。早在習近平接班前,胡溫時代的溫家寶就明白的公開指出,如果政治不作變革,所有過去的經濟改革成果都會得而復失,導致亡黨亡國。
 
換句話說,鄧小平賴皮的把問題丟給下一代:一部分的人富起來了之後怎麼辦?溫家寶以及其他許多看見問題但權力不夠的人,指出了問題其實就是:當一部分人已經富起來的時候,必須得改革政治權力結構,否則難以為繼。
 
而中共另外一股力量,也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的支持習近平意識形態的那股力量,認為中國有自己的道統:中國只有走自己的路才行。
 
對他們而言,鄧小平所提出的改革開放路線、讓一部分人以及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路線,已經走到氣數盡頭了,再不回到權力集中的老路,那才會真正的亡黨亡國。
 
我們今天看到中國各種光怪陸離的現象,從政府財政到社會問題,都反射出中共這個以權力為骨架的幫派式組織,在路線的反反覆覆下,已經很接近解體的臨界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