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革命是一局斗地主

　　这篇影评很早写了，应在电影刚上映那一周；很晚才发，先应一家报纸约稿，结果不敢发。后来给了《东方艺术》。此文之立意，与《十月围城》的影评相呼应，那篇标题是“革命的粉末”。
　　若我打分，可给此片打70分，它不差，却也不好。只因近年大陆电影鲜有佳作，才成就了其煌煌盛名。论品质，远不如《阳光》与《鬼子》。这里推一下此片的四川话版，可惜葛优的配音不大好。
　　《让子弹飞》：对革命的稀释 　　
“让子弹飞一会儿。” 这句呼应电影之名的台词，在片中响起了两次，恰好在一头一尾。其间，不管革命者的枪还是恶霸的枪，子弹仿佛永远打不完，漫天飞舞，遍地开花。这种子弹消费的豪奢盛宴，只适合出现在两个地方，一是暴力至上的中国革命，二是将暴力革命粉饰为一种残酷美学的中国电影。
　《让子弹飞》兼具二者。这是喜剧，却是革命的喜剧；挂娱乐的羊头，卖革命的狗肉。主角张牧之的身份是土匪，他的前身却是松坡将军（蔡锷）的手枪队长与同志，这自然是根正苗红的革命者无疑。他去鹅城，初衷是为了发财，中途将口号改成了为死难的兄弟报仇，其结局，不正是打土豪分财宝的阶级革命？自然，革命与发财、报仇可以并行不悖，这是每一个革命领袖都事先晓得的革命大义。
　　张牧之的革命道路，走不出中国革命史的一亩三分地。总结起来，三字经而已，一是拉，二是骗，三是打。打赢了，革命成功；打不赢，再回山里当土匪，有机会，出来再打。张牧之们并不以土匪的身份为耻，用他的话讲，县长就是土匪，土匪就是县长。土匪当了县长，还可能保留一丝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体面；县长当了土匪，相当于从白道坠入黑道，再无体面可言，于是公权力一路杀伐，所过之处，寸草不留。
　　拉是拉民众。一种是用利益拉，一种是用精神拉。后一种实在不好使。张牧之冒名出任鹅城县长，百姓高呼青天大老爷，匍匐跪拜。张县长曰，这是民国，不是清朝，不必跪。无人起身。他怒而开枪，百姓才迅速站起；枪响过，则继续跪倒。这充分说明，要唤醒奴隶沉睡的膝盖，自由民主之流的观念力量，远远小于子弹的力量。
　　另一例是在电影后段。张牧之重回鹅城，给百姓钱，给百姓枪，号召他们挺身革命，击杀恶霸黄四郎。“枪在手，跟我走，杀四郎，抢碉楼”，这口号，张牧之和他的兄弟喊了整整六遍，嗓子都喊哑了，才有一群畏畏缩缩的百姓探出了赤裸的身体。队伍走到半路，张牧之回头一看，百姓不见了。革命者屁股后面，摇摇摆摆的是一队鹅。鹅隐喻愚蠢、懦弱（正呼应鹅城之名）。这是在批判民众，还是反讽革命者？
　　张牧之对手下的弟兄解释，百姓在观望，我们和黄四郎之战，谁赢了，他们跟谁。然而，这并非民众怯懦、狡诈，革命本来就是一笔看风使舵的生意，一笔尔虞我诈的骗局：张牧之何尝没有欺骗鹅城的百姓，他用一颗假黄四郎的头颅，点燃了在百姓心头郁积如山的仇恨与斗志；更不必说革命者欺骗阶级敌人，《让子弹飞》的叙事主线，就是张牧之、黄四郎与汤师爷之间勾心斗角、诈取豪夺的三人转——这种骗，在革命的正当性旗帜之下，叫“战术”。
　　确切讲，革命更像是一场赌局。我们什么时候见过，土匪打劫，脸上的面具是麻将里的筒子，从一筒到九筒，换牌如变脸。假设张牧之是一方，黄四郎是一方，鹅城百姓是一方，《让子弹飞》就是这三方的斗地主。革命者与土豪恶霸都想黑吃黑，老百姓则无所谓，他们本来穷得只剩下裤子，输无可输，便陪你玩到底。他们的观望，相当于看牌风出牌，谁家牌大，就跟谁一伙。最后，连赢家屁股下面的椅子都搬走了。
　　依照中国文学与电影的革命叙事之传统，结尾必须是革命者的胜利，差别仅仅在于那是全胜，还是惨胜。《让子弹飞》的结局则介于两者之间。张牧之牺牲了两个兄弟，就推翻了黄四郎的反动统治，解放了受苦受难的鹅城百姓。革命成功了，张牧之们却并未留在鹅城，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他的革命同志骑上自行车，带上花姑娘，去上海享受生活。这是革命者的一种归宿。张牧之选择了另一种，他腰跨白马，满面风尘，伫立荒野，孑然一身，他目送革命同志弃他而去，自己却像一匹孤独的狼决然留守。两种革命者从此分野，后一种革命者往往更危险。他投身革命，不为名利，不为权色，他是为革命而革命，搞完了政治革命，还要搞灵魂革命——有一句台词叫“杀人诛心”，正有所指。
　　事实上，《让子弹飞》不同于试图重建革命叙事的《十月围城》，与其说它在鼓吹革命，不如说它在稀释革命。因为喜剧的力量，从不在于建构，而在于解构。《让子弹飞》正是这样的喜剧——如鲁迅所言：“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子弹飞了一百多分钟，鲜血淋漓流淌了数千年，白骨堆满天山，权谋化作灰烬，观众眼目所及，乃是革命的虚无。
　　领袖却不管虚无与否，只问革命成败。所以他老人家大手一挥：“让子弹飞一会儿。”
　　同志们点头如捣蒜：“了然，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