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民主党历史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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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由民主党是中国民主运动中公开提出以“推翻一党专制，建立民主政体”为宗旨的革命民主政党。她是一九八九年波澜壮阔的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产物。
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运动被中共残酷镇压下去以後，被激怒了的海外留学生开始在各个学校中串连，蕴酿组建政治态度鲜明的政治组织。当时，在纽约领导“中国民主化联络组”的倪育贤先生与陈军、吴牟人等民运朋友为此已经联络了一批志同道合者，为了给组党作理论准备，同年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倪先生连续三天在美国《世界日报》发表了“民主运动与中国共产党”______“我们能不反对共产党吗”一文，指出“民主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公开鼓吹“打倒共产党”的革命纲领。这篇文章在留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各校学生自治联合会自动翻印和散发，并且召开了各种的座谈会进行讨论。如马里兰大学学生会就自行复印了三千多份传单，在学生中传播。九月份，维吉尼亚理工大学学生会的负责人时和平、贺保平、王建安等邀请倪先生到该校演讲关於“打倒共产党”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可行性问题。倪先生在演讲中提出“要组建一个民主革命政党”来承担“推翻一党专制”、“建立民主政体”的历史任务，这个倡议得到与会留学生代表们的热烈赞同。当时，“全美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主要骨干陈兴宇、董其奇等人与倪育贤共同探讨了建立第一个民主政党的有关事宜，并且取得一致的意见。於是由“全美学自联”和倪先生领导的“中国民主化联络组”开始秘密着手制定组党的具体方案，学生代表推举倪育贤先生按照《民主运动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阐明的理论思路起草一份组党倡议书，并商定凡是认同此倡议书宗旨者即成为此次组党活动的参与者。学自联干部中，韩联潮、汤本、刘晓竹、杨建利、陈厚琦、胡姚弟等人都参与了筹组政党的活动。民运人士方面，除了倪育贤、陈军、吴牟人之外，又有郑为民、王兴、夏雨、唐兴、黄虎、刘修才等人相继参与这一活动。倪育贤先生是这两股力量的协调者与联络人。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上旬，上述两股力量经协商推举石和平、王建安、倪育贤三人为组党活动的联络人，开始积极安排召开第一次组党会议有关代表及其政治文件的准备工作。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中国民主运动中的第一次组党代表会议在维吉尼亚黑堡山区的一个教堂内隆重而秘密召开了。为了防止中共的破坏，所有中外媒体都未获准与会。
参与大会的一百多名代表中，有大约三分之二代表是当时全美学自联的留学生骨干，另外的三分之一是老的民运组织的骨干，会议严格按无计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会议的主席团。倪育贤、董其奇、刘修才当选为主席团的执行主席。倪育贤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倪育贤起草的“组党倡议书”（见原件影印件）。在组党倡书上签名的代表就自动成为这个党的创党党员。在第二天的会议中，倪育贤提案的“中国自由民主党”的党名，以最高票数得到了通过（当时党名提案中还有“自由党”、“民主党”、“绿党”、“蓝党”、“工党”等十多个）。会议责成倪育贤起草《中国自由民主党政治纲领》。
会议的最後一天，选举产生了党的三名召集人倪育贤、时和平、陈厚琦，负责准备和召集中国自由民主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还通过了倪育贤起草的“中国民主党政治纲领”。就在圣诞节这一天，倪育贤代表全体创党党员庄严宣布：中国自由民主党正式成立了。
一九九零年七月，中国自由民主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哥伦堡市召开，王炳章先生也提出请求并被批准与会，但不竞选主席。“全美学自联”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也在同地同时举行。这两个会议的不同代表几乎都拥有相同的代表权，这也是说，全美学自联二大的代表同时也是自民党一大的代表。这个事实充分说明了初生的自民党与广大的留学生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自民党在创党之始，就拥有如此众多的留学生骨干，这是任何一个民运组织都不曾有过的强大优势。 “一大”排除万难，顺利召开了。学生代表陈厚琦与民运代表倪育贤作为主席候选人，参加了大会的选举。陈厚琦以一票之差胜选，倪育贤当选为首届自民党联委会的负责人。
“一大”之後，陈厚琦与倪育贤就联袂在美国巡回演讲活动，宣传自民党的主张和发展党的组织。半年之後，随着“八九”民运高潮引起的学生激动期的回落，原来积极参加组党的大部分学生骨干，重回学校，逐渐淡出了民运。陈厚琦当选主席未满半年，就自行退出党的领导岗位。其他学生党员也陆续淡出或回国。自民党处在组织运作基本瘫痪的困境中。倪育贤组织了自民党访台代表团，为党募捐。
一九九一年，自民党的倪育贤、民联的于大海、民阵的杨建利等组团到达台湾。倪育贤在马树礼先生主持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讲“我们一定能够打倒共产党”。台湾各界代表极表赞同。当场给自民党认捐了三万美金。自民党就用其中的一半款项，出版了党的机关刊物《自由论坛》。自民党中央发出通知，最大限度的接纳和欢迎一切认同“推翻中共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政体”的自民党人。
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中国自民党的特别代表大会在纽约长岛召开。王炳章当选为主席，倪育贤、岳武当选为副主席。在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倪育贤当选为党中央的秘书长。在党的长岛特别代表大会上，有自各大洲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大洋洲代表潘晴先生受中央与倪育贤先生的委托，作为党的全权代表，赴澳洲组建党的分部，在短短半年的时间中，在潘晴先生的领导下，澳大利亚自民党从无到有，迅速的发展成由十几个支部和一千多党员的最大的“自民党”分部组织，从此以後，潘晴、李清等作为“自民党”的重要骨干，在“自民党”的发展壮大中，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一九九一年九月，倪育贤组织了党的回国闯关活动失误，提出辞呈，经王炳章先生极力挽留后，改任中央理论部部长。
一九九二年三月，王炳章因为筹措活动经费而从事不正规移民业务而在美国辛辛那提海关被捕，写信宣布辞去党的一切职务并退出自民党。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自民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成功举行，民联、民阵等兄弟组织的负责人于大海、徐邦泰、杨建利、郭平、薛伟、项小吉、张伯笠、白梦、吕京花等人到会祝贺。《探索》杂志主编司马璐先生在会上讲了话。会议宣读了王若望先生的亲笔贺信和刘宾雁先生给大会的录音贺词。天安门学生领袖之一熊炎当选为党的执委会主任，陈兴宇当选为党的监委会主任，倪育贤当选为秘书长。
“二大”以後，由熊炎与倪育贤组成了“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央访澳代表团”，在澳洲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巡回检查。澳洲外长也会见了代表团成员。这次访问确定了把澳洲作为“自民党”重要发展基地的布局。
在海外民运舞台上，同时存在四大组织：倪育贤领导的“自民党”、于大海领导的“民联”、万润南领导的“民阵”以及王策领导的“民联阵自民党”。从政治光谱的排列来分析，“自民党”高举“推翻中共一党专制”的旗帜并主张“保留人民自卫抗暴的权利”，属於“激进派”；“民阵”与“民联”主张“结束一党专制”在策略上以“和平、理性、非暴力”为原则，属於“中间派”；“民联阵自民党”的王策公开提出“同意共产党继续执政三十年的方案”，“争取与共产党达到双赢的目标”，属於“温和派”。之後，王炳章另组正义党。
一九九三年，胡石根、刘京生、康玉春等同志，在北京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国内组织，被中共破获，并在一九九四年被判处二十年、十五年、十年的重刑，这是中国自由民主党人为中国民主运动而付出的重大牺牲。与此同时，党在国内各地也先後建立了中国自由民主党的地下组织，对推进中国大陆的民主进程作了很多宝贵的贡献。
一九九五年四月十六日，党在纽约法拉盛喜来登饭店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熊炎先生因为报名从军，将远赴海外，故辞去了执委会主任的职务。各兄弟团体的负责人及著名民运活动家于大海、王若望、胡平、项小吉、严家其、郑义、薛伟等作为大会贵宾莅临会议致贺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徐邦泰、张伯笠、汪泯等分别向大会发来了贺词和贺电。美国民主党全国新闻广播联网总裁、中国自由民主党美国人民後援会主席乔.西古（JOEL SEGAL）、美国众议院立法委员会助理，中国自由民主党美国後援会副主席史蒂夫.维什费尔特（STEVENS WESTFELD）在会上作了“美国人民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讲话。美国国家安全事务会议副主席，英顿.郝尔普林，美国助理国务卿凯塞尔，分别向大会发了贺电。国际援助西藏干事阿沛.晋美先生也应邀出席了会议，并向大会介绍了西藏人民斗争的情况。倪育贤主持了这次大会。
潘晴、叶宁、方能达、越品潞、连盛德、陈军、张永利、周勇军等九人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倪育贤当选为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为了表彰胡石根同志对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功绩并抗议中共对他的迫害，大会决定授予他“中国自由民主党名誉主席”的称号。
一九九七年一月，“自民党”在纽约与“民阵”、“民联”联合举办了“民运前途讨论会”，这次会议深入地研究了一系列有关民运策略的重大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自民党”提出了“武装自卫是人民不可放弃的权利的革命原则”。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九日，在纽约希尔顿饭店召开了“自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倪育贤再次当选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潘晴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历史证明“自民党”已经成长壮大并确立了稳固的领导集体。
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倪育贤先生为民运联席会议起草了《新世纪宣言》。这个宣言阐明了民主运动的重大理论原则。
“三大”以後，“自民党”在倪先生为主席的中央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在历次反抗中共暴政的斗争中，“自民党”始终不屈不挠的站在民运的最前线。例如，每年美国的“六四”纪念，都是由倪先生主持，由“自民党”搭台。抗议李鹏、胡绵涛来访，都以“自民党”为主力。二零零零年，江泽民访美，在纽约林肯中心，面对三千亲共势力的围攻、殴打，“自民党”八勇士巍然不动，捍卫了民运的尊严，“自民党”挑战中共恶势力的坚定立场，赢得了广大中国侨民衷心称颂。在众多民运组织当中，“自民党”始终是冲锋陷阵的先锋。魏京生先生曾在民运会议中肯定“自民党”“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中流砥柱”。“自民党”的英勇斗争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光荣。
二零零四年六月五号，“自民党”与其他兄弟组织联合召开了“中国民主运动世界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络处”。
二零零四年六月七日，中国自由民主党在纽约帝国大厦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推动大陆民主运动的六项政策，把“废除中共一党专制”作为党的主要政治诉求，会议确定了“废除党独，重建共和，保守人权，张扬自由，还政予民，还产予民”的政治纲领。倪育贤又一次当选为党的主席，潘晴再次蝉联党的秘书长。
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九日中国自由民主党与中国民主党联合举办了“中国民主运动世界代表大会”，倪育贤与潘晴先生主持了这次大会，倪先生发表了“民运三十年反思”，总结了民运三十年以来的经验。大会通过了“自民党”与“民主党”两党融合统一运作的决议。鉴於中国民主党与中国自由民主党秉持同一民主理念和认同相同的宗旨和政纳，大会决议，自本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之日起，两党的中央委员会格式保持现有机制独立动作，党的基层组织逐步进行合併运作。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规范党的组织运作，会议还通过了重建党的监察委员会的决议，
在大会上，中国自由民主党与中国民主党分别举行了两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全会按照党章规定对两党的中央组织架构进行了选举和调整，之後，又举行了两党中央委员会广大的联席会议。
由於创党人倪育贤先生被选为“中国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所以，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央委员会重新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潘晴先生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陈维健先生当选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高健、李清、王国兴、相林当选为党的副主席，倪育贤先生当选为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
这次大会是中国民主运动历史上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里程碑，中国民运从此确定了能够保证引导运动达到成功的与群众利益相结合的道路。
综上所记，可以证明中国自由民主党是中国民主运动中历史最悠久的三大民运组织之一，我党是在以坚决反共的大陆留学生和民运骨干组建的“以废除中共专制，建立民主政体”为目标的民主政党。经过十八年的努力奋斗，中国自由民主党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已经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大陆在内建立了十多个分部，正式登记党员二千五百多人。中国自由民主党与其他民运组织有重大的区别：
首先，我党具有坚定的反共立场和鲜明的民主理念。中国自由民主党的领导骨干都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与中共专制暴政进行过长期的、艰苦的抗争，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与中共特权阶层没有瓜葛牵扯，这些领导骨干既不会被中共的专制高压所屈服，也不会为中共的欺骗利诱所软化。
其次，中国自由民主党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独立的政治组织，党的活动不受国外任何政治势力的左右与干扰，党的领导层和基层组织能够自觉尊循民主规范进行工作，党的组织在团结和谐的气氛下日益巩固，稳步发展。
中国自由民主党提出了一整套符合大陆实际情况的、深受国内广大民众拥护的，关於中国大陆如何完成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为推动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进程作了必要的准备。可以预见中国自由民主党在未来的大陆政坛上将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中国自由民主党因为坚决反共而被中共及其代理人极为仇视，遭到各种卑鄙伎俩的企图破坏，但都及时彻底粉碎了。胜利一定属於“坚持推翻中共暴政”，“建立民主政体”的中国自由民主党！
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央委员会
党史编写组
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中国自由民主党历史简介（附件）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资料：
倪育贤，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生于上海浦东，一九六一年入伍，在上海警备区六十八团当无线电通讯兵。在随军去安徽、浙江驻防期间，目睹农村饿殍遍地，上书毛泽东，要求中共改变农村政策，准许农民包产到户，被定为军内的小修正主义份子，遭到批判，并被清洗出部队。一九六四年后在川沙工具厂当搬运工。
一九六五年以高分考入海运学院远洋系。旋即因公开主张思想自由而被定为“反动学生”。六六年文革暴发，倪积极投入学运。在上海组织有四十万人参加的“上海工农学”公社，倪任副主任，起草宣言，第一次提出了人民要有选举执政者的权利，因此被四人帮张春桥，王洪文通缉。倪逃入苏南农村，秘密编成一本反“毛泽东语录”的小册子<列宁语录>，鼓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此书发行一万册，震动上海。因此被上海市委定为反革命，秘密关押“隔离审查”达两年之久，受尽酷刑。
一九七零年，倪育贤被海运学院开除，押送农村批斗改造。林彪事件后，倪被送入浦东花木五金厂监督劳动。这时倪开始组织地下工人学习小组，在上海吴松，扬浦等区曾发展了一批地下异议团体，倪领导地下小组成员鼓吹民主，密谋推翻中共暴政。
一九七五年五月五日，倪第二次上书毛泽东，要求民主改革，提出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就会变成法西斯主义。信发后，倪即被拉到大街小巷批斗。
一九七七年，倪起草了中国“七七宪章”，在上海，南京等地散发，强烈要求人民普选和言论自由。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倪在上海淮海路车站张贴有关天安门惨案的大字报“清明愤”，接着又在上海最高建筑，南京路“国际饭店”张贴长达十公尺长的巨幅抗议诗“我不信--- 纪念天安门惨案一周年”，忿怒声讨中共的法西斯暴行，公开号召人民起来反对暴政，上海当局为之震怒。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苏振华（中共海军政委）亲笔批示“反动透顶，恶毒至极”，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判倪死刑。倪在死囚牢里备受煎熬。在等待执行期间，倪坚持狱中斗争。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五日倪在一张手纸上写上诉书给叶剑英，当时恰值天安们事件牵涉中共权力斗争，死刑得以延宕。一九七九年华国锋垮台，天安门事件平反，倪侥幸生还。出狱后回海运学院图书馆工作，在校园内鼓动民主选举，并投入上海民运。一九八四年底，大陆名作家刘宾雁得悉倪的情况后，以倪为主人公写成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这篇文章发表后曾轰动海内外，但刘和倪却受到中共保守派的围剿。
一九八六年一月，在美国友人帮助下，倪逃出中国大陆。赴美后协助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教授研究中国问题。美国作家 ANNE THIRSTON根据倪的经历写成长篇传记“一个中国的奥德赛”，由美国麦克米兰公司出版。
倪到美国就积极参加民主运动。一九八七年二月在纽约多次主持支持大陆学生运动的集会，发表支持国内民主运动的宣言，发起了大陆留学生千人签名运动。中共人民日报曾多次发表文章批判倪在海外的所谓“反动”活动。一九八八年二月倪在纽约发起“促进中国大陆民主化联络组”，起草了“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改革宣言”。中共政治局委员李锡铭和陈希同在关于“八九民运”的报告中，曾两次提到该宣言为八九民运的先声。中共人民日报在批刘宾雁的长文中，再次点名批判倪为所谓的“反动份子”。
八九民运期间，倪与陈军，吴牟人等在纽约组建“支持大陆民运办公室”，直接与天安门广场刘晓波等联系。倪在五月四日，六月五日先后组织了纽约市声援大陆民运的千人游行，还组织了联合国总部前的绝食示威。倪在八九民运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民运的方向和方法提出了很多重要意见。在八九年八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发表的“民主运动与中国共产党”一文对主张民阵不反对共产党的观点进行了驳斥，反响很大。倪是海外民运人士中最早投身民主运动的代表之一。
胡石根先生是江西人，生长在农村，后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82年初毕业后留校任 教，后来又转到北京语言学院担任讲师。８９年的大屠杀之后，全国一片肃杀的气氛， 正是极端黑暗，镇压十分严厉，人们纷纷躲回家里以自保。８９年时轰轰烈烈的北京街 头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就是在这严冬一样的气氛中，仍有一些勇敢的年轻人悄悄地在 地下进行着活动，为严冬过后的春天进行着准备，胡石根先生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
他们总结了８９年的民主运动失败的教训，认为造成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三，没有一个政 党或反对派组织，不能形成有效的反对派势力，不能起到制约政府的作用。二，没有明 确的纲领和口号，使运动参与者无所适从，运动本身停滞不前。三，运动的领导者明显 落后于形势，也落后于群众。
在１９９１年，胡石根联络了刘京生，王国棋等人秘密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反对党--中国自由民主党，之后又和康玉春等同志组建了外围组织，中华进步同盟和中国自由工会筹备委员会，作为维护人权和工人权益的工作机构。不久，因为计划用航模飞机在天安门广场撒传单纪念六四惨案的活动被叛徒告密而被捕，被判20年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