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 @zhangjialong: RT @kielboat: 街头抗争的精髓在于聚集，集体克服恐惧，与镇压者面对面，以时间和意志和无畏迫使每一个面对面的镇压者感到恐惧而弃阵，然后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的开始瓦解。。。这是1986年菲律宾人民力量I的经验。 35 minutes ago via 推特中文圈
——引自推特网的@skywalker1984，他可能是中国家庭教会成员
问题 中国家庭教会在理论和行动上的新趋势。
结论 中国家庭教会在团结工会化。
分析
1. 2000年是中国家庭教会的转折点。这一年，中国家庭教会开始在中国的大中城市蔓延滋生。迄今为止，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参加人数最多、资金最雄厚、海外支持最广的不受Z.F管制的NGO。
1.1.家庭教会的海外资金流入，主要通过国外新教教会，特别是美国各种新教组. 织对华宣教基金，经各种家庭教会领导人之手，流入大陆（其中的腐败不言而喻，据某美国华裔基督徒观察，大量的中国家庭教会的领导人过着与他们的日常收入不相称的高水平生活，而大量家庭教会的牧师，是全脱产的，其收入来源相当可疑）。
2. 上个世纪80年代，现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小枫的著作（如《走上十字架上的真》）带动起了大陆的文化基督徒的潮流，造成大量的年轻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和倾向于基督教。
3. 经过535和90年代的沉淀，那些步入中年的倾向于基督教的知识分子开始正式加入教会。加入的理由如下：
1）为自由主义和民主宪政寻找更高的超越的依据；
2）改造中国的文化；
3）为了更好地理解基督教；
4）真正的皈依。
基于对中国知识分子基督徒的信任，第4类理由是前三类理由的最终结果，但是，途径不同，行动和表达都不同。其中，因为第一类理由而加入教会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最激进的、最具有政治欲望的，比如王怡、范亚峰、余杰等。而第二类理由，几乎是每一位加入教会的知识分子共同的意识。否定党的领导与否定中国传统从来是并行不悖的。回顾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几乎就是535的翻版——先有《河殇》，后有535。加入中国家庭教会的知识分子，重新再现了他们在535中曾经的经历。
4. 这些知识分子的加入，造成了中国家庭教会在理论和行动上的质的改变。这个改变的最终结果，就是中国家庭教会的团结工会化。
4.1. 团结工会化的特点：1）强烈的宗教背景；2）严密的组. 织和成文的章程；3）标榜为非暴力的运动模式；4）极端反共反zf；5）有强大的海外支持；6）公开但不合法。比如，轮.子，事实上就是一次在东北地区国企改制后造成大量工人下岗的社会不稳定的局面下，由海外势力大力支持，以国内一度公开开展活动的新兴宗教组. 织为核心，展开的一次以反对共. 产. 党的领导为政治目标的团结工会化的群众运动。
4.2. 中国家庭教会在团队式家庭教会（团契型）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城市为基础的地方独立教会（堂会型）。其标准的立场为：1）改革宗信仰；2）保守主义的政治观；3）清教徒的社会方式。比如，北京的守望教会、上海的万邦教会、成都的秋雨之福教会等，他们不再满足于小规模的家庭聚会，而是进入更加开放的、完全公开化的写字楼等空间，但同时，其依然具有秘密组. 织.hua的特点，要加入这些教会，必须有着可靠和熟悉的介绍人才得以成行。
4.3. 部分极具“政治情怀”的家庭教会成员为家庭教会的团结工会化做了的理论准备。如范亚峰的“异象”；王怡的“维权”及“宪政”；余杰的“人权至上”及反对暴政；杨凤岗的“公民不服从”；夏可君的“余”。都具有直接的或隐晦的要求改变共. 产. 党政权的政治目标。范亚峰的“党国”论和“异象”说，明确攻击了中国共. 产. 党的领导体制，并提出了改朝换代的号召；夏可君的“余”，明确提出了家庭教会的“先锋队”或“弥赛亚”性质，确认了家庭教会的自我认识的程度；王怡的“宪政”说，明确地将家庭教会和民运的目标联系起来，设置了具体的政治目标；杨凤岗的“公民不服从”说和余杰的“人权至上”及反对暴政，明确地在具体行动的层面上，呼吁基督徒以公民不服从的决心，抵制违背神圣原则的国家法律和行政命令（受其影响的某家庭教会的年轻成员，明确说出了：“非暴力不合作”这样的口号），而余杰的说法则更隐晦地提及了暴力的革命（诸如他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以呼应范亚峰和夏可君的激进的政治目标所需要的极端手段。2009年12月26日，中福圣山研究所在北京举行的“政权改革与政体革命”研讨会；2010年9月15日，中福圣山研究所在北京举行的”WJB与中国政治转型“研讨会，就是家庭教会政治野心的一个肆无忌惮的体现。
4.4. “非暴力抗争”成为家庭教会的主要行动模式。
4.4.1. 非暴力抗争的两种不同情形。一种是战略性的非暴力抗争，这种抗争直接挑战政权，并且要求政权有更迭。还有一种属于战术性的，比如说日常的一种挑战或者日常的一种公民不服从。战术性抗争实际上对政权本身并没有构成直接的挑战，更不想要更换政权，而是说他有具体的利益、具体的诉求需要满足。但是，战略性非暴力抗争是战术性非暴力抗争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一个自然结果。“535”最开始并不是战略性的非暴力抗争，其顶点处于战术性和战略性之间，因为它并没有要求推翻共. 产. 党政权。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要求结束党的领导。因此，家庭教会选择“非暴力抗争”的根本目的，依然在于政权更迭。
在战术性非暴力抗争之内，又可以分为技术性抗争和政治性抗争。家庭教会参与一般的社会维权运动，以及在《宗教管理条例》内部从事法律诉讼的行动，均可视为技术性抗争，这在体制内的空间里可以获得一定的合法性。而家庭教会拒绝Z.F管制，即拒绝进行登记，就是政治性的抗争，这是现行法律体系所不认可的，并且，对于家庭教会而言，余杰明确指出，拒绝登记是基于圣经的教会独立的原则，与Z.F的矛盾不可调和。
4.4.2.家庭教会意识到所谓“非暴力抗争”的低成本高收益的可行性。有人明确指出（张大军，大陆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技术性维权和政治性抗争都属于隐性的抗争。非暴力抗争之所以可取，原因在于它能够做到收益最大化。暴力抗争或者暴力革命付出的代价很大，非暴力抗争能够忍受的，这也是非暴力能够持续下去的很重要的原因。
家庭教会意识到，其成员的信仰可以成为“非暴力抗争”的有效武器。由于对采用非暴力抗争手段的人Z.F能使用的措施相当有限，家庭教会以其基督教信仰完全可以鼓励其成员与Z.F持续对抗。有人提出，要对进监狱、肉体折磨、被劳教，毫不惧怕（公盟志愿者，维权律师黎雄兵【列入2009年美国人权报告中国部分】），家庭教会的合作者冯正虎在2009年9月18日于中福圣山研究所举行的“抗争与和平”研讨会上提出，在与对手对抗时，心理素质很重要，如果耐心等待，对手会先于自己逃跑，而这需要信念。所谓“信念”，在教徒那里不言而喻即为信仰。
4.4.3．家庭教会与维权运动相结合，成为家庭教会所谓“非暴力抗争”的主要载体。并且，并不像于建嵘所说，维权运动仅仅出现在灵恩背景的团队式家庭教会中，大型的城市教会也开始直接以维护“信仰自由”的名义参与其中。范亚峰认为，这个非暴力抗争的模式，已经成为中国家庭教会处理政教关系的主要模式。因为，事实上，在家庭教会看来，维权运动就是宪政运动。北京的守望教会、上海的万邦教会、成都的秋雨之福教会，在2008、2009、2010年，都以“信仰自由”的名义，以法律的名义“维权”，甚至利用信徒的狂热，向Z.F展示“肌肉”。守望2008年和万邦2009年的户外聚会，秋雨之福在2010年耶诞，以Z.F阻挠为名，在户外散发传单，与官方产生冲突。所谓灵恩背景的团队式家庭教会，指如今层出不穷的，家庭教会成员参与进人民群众的信访、上.访、诉讼的事件中，并善于利用媒体炒作大小民事纠纷，特别是拆迁中的问题，无限放大官方责任，不顾及事件产生的前因后果。我们可以注意到最近温州的钱云会事件，在事件中出没的“公民调查团”，成员中就有著名的基督教维权人士，公盟负责人许志永。
4.4.4．家庭教会为维权运动提出了明确的理论基础。该理论基础即改革宗的圣约神学（北京大学法学院汪正飞），特别是诺克斯的圣约神学，一种清教主义的，具有反抗特色的圣约神学，并将之联系到宪政与人民主权。据此，家庭教会部分成员认为，中国教会有责任根据圣约来反抗。范亚峰号召中国教会要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处理中国的政教关系，并认为维权抗争模式就是诺克斯的圣约神学的体现。
4.4.5. 家庭教会维权，直接的对立面是三自教会，直接针对的是宗教管理法规（《宗教事务条例》），并基于具体的诉求，一般善于运用法律的手段，如举行宗教活动场地的购买等。王怡的秋雨之福教会就曾经与其业务上的主管单位，成都市青羊区民政局开展过诉讼活动。但是，实际上，家庭教会在这些行动背后所要求的已经是整个政权的改变。余杰明确说：“中国整个大的政治架构不发生变化，就不可能单独的在宗教信仰自由、家庭教会这个问题上发生变化。”通过维权，他们的期待在于，能通过各个层面的维权运动不断造成持续的街头化事件而促成大的政治危机，以造成政治的转型和改朝换代。
4.5. 对照台湾民主化的基层选举和杂志宣传的模式，家庭教会已经有意识地提出，中国大陆的“民主化”模式为以维权运动与家庭教会为核心，辅助以民运势力和中文笔会。家庭教会要成为中国的团结工会。家庭教会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争夺各派反zf势力的领导权，有意识地力图整合海内外的反共势力，这与团结工会在波兰的作用是一致的。范亚峰明确说：“大陆的民主转型有三种传统可供总结。第一种模式是苏东的模式；第二个是大陆本身的传统暴力革命模式；第三种是台湾模式。我把这三种传统扩展为五种要素。
苏东传统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苏联模式，第二种是捷克的七七宪章模式，第三种是波兰的团结工会和天主教会结盟的模式……第三种是波兰团结工会和天主教会结盟的模式。这种模式在中国大陆已经具有了实质性的形态，此前它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在波兰团结工会与天主教会结盟的模式中，天主教会不把教会政治化，天主教会永远秉持着教会的独立立场。波兰的一个特殊条件是，波兰团结工会的领袖有30%以上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占波兰总人口的60%以上，这形成了波兰模式的背景。在苏东转型的三种模式中，波兰模式对于中国大陆维权运动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大陆的维权律师中，30%左右是基督徒，特别是新教徒，形成了维权运动和家庭教会事实上的结盟。因此，中国家庭教会和维权运动的关系非常类似于波兰天主教会与团结工会的结盟。这个模式是未来中国社会转型转型的最主要模式……”。
——引自推特网的@skywalker1984，他可能是中国家庭教会成员
问题 中国家庭教会在理论和行动上的新趋势。
结论 中国家庭教会在团结工会化。
分析
1. 2000年是中国家庭教会的转折点。这一年，中国家庭教会开始在中国的大中城市蔓延滋生。迄今为止，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参加人数最多、资金最雄厚、海外支持最广的不受Z.F管制的NGO。
1.1.家庭教会的海外资金流入，主要通过国外新教教会，特别是美国各种新教组. 织对华宣教基金，经各种家庭教会领导人之手，流入大陆（其中的腐败不言而喻，据某美国华裔基督徒观察，大量的中国家庭教会的领导人过着与他们的日常收入不相称的高水平生活，而大量家庭教会的牧师，是全脱产的，其收入来源相当可疑）。
2. 上个世纪80年代，现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小枫的著作（如《走上十字架上的真》）带动起了大陆的文化基督徒的潮流，造成大量的年轻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和倾向于基督教。
3. 经过535和90年代的沉淀，那些步入中年的倾向于基督教的知识分子开始正式加入教会。加入的理由如下：
1）为自由主义和民主宪政寻找更高的超越的依据；
2）改造中国的文化；
3）为了更好地理解基督教；
4）真正的皈依。
基于对中国知识分子基督徒的信任，第4类理由是前三类理由的最终结果，但是，途径不同，行动和表达都不同。其中，因为第一类理由而加入教会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最激进的、最具有政治欲望的，比如王怡、范亚峰、余杰等。而第二类理由，几乎是每一位加入教会的知识分子共同的意识。否定党的领导与否定中国传统从来是并行不悖的。回顾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几乎就是535的翻版——先有《河殇》，后有535。加入中国家庭教会的知识分子，重新再现了他们在535中曾经的经历。
4. 这些知识分子的加入，造成了中国家庭教会在理论和行动上的质的改变。这个改变的最终结果，就是中国家庭教会的团结工会化。
4.1. 团结工会化的特点：1）强烈的宗教背景；2）严密的组. 织和成文的章程；3）标榜为非暴力的运动模式；4）极端反共反zf；5）有强大的海外支持；6）公开但不合法。比如，轮.子，事实上就是一次在东北地区国企改制后造成大量工人下岗的社会不稳定的局面下，由海外势力大力支持，以国内一度公开开展活动的新兴宗教组. 织为核心，展开的一次以反对共. 产. 党的领导为政治目标的团结工会化的群众运动。
4.2. 中国家庭教会在团队式家庭教会（团契型）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城市为基础的地方独立教会（堂会型）。其标准的立场为：1）改革宗信仰；2）保守主义的政治观；3）清教徒的社会方式。比如，北京的守望教会、上海的万邦教会、成都的秋雨之福教会等，他们不再满足于小规模的家庭聚会，而是进入更加开放的、完全公开化的写字楼等空间，但同时，其依然具有秘密组. 织.hua的特点，要加入这些教会，必须有着可靠和熟悉的介绍人才得以成行。
4.3. 部分极具“政治情怀”的家庭教会成员为家庭教会的团结工会化做了的理论准备。如范亚峰的“异象”；王怡的“维权”及“宪政”；余杰的“人权至上”及反对暴政；杨凤岗的“公民不服从”；夏可君的“余”。都具有直接的或隐晦的要求改变共. 产. 党政权的政治目标。范亚峰的“党国”论和“异象”说，明确攻击了中国共. 产. 党的领导体制，并提出了改朝换代的号召；夏可君的“余”，明确提出了家庭教会的“先锋队”或“弥赛亚”性质，确认了家庭教会的自我认识的程度；王怡的“宪政”说，明确地将家庭教会和民运的目标联系起来，设置了具体的政治目标；杨凤岗的“公民不服从”说和余杰的“人权至上”及反对暴政，明确地在具体行动的层面上，呼吁基督徒以公民不服从的决心，抵制违背神圣原则的国家法律和行政命令（受其影响的某家庭教会的年轻成员，明确说出了：“非暴力不合作”这样的口号），而余杰的说法则更隐晦地提及了暴力的革命（诸如他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以呼应范亚峰和夏可君的激进的政治目标所需要的极端手段。2009年12月26日，中福圣山研究所在北京举行的“政权改革与政体革命”研讨会；2010年9月15日，中福圣山研究所在北京举行的”WJB与中国政治转型“研讨会，就是家庭教会政治野心的一个肆无忌惮的体现。
4.4. “非暴力抗争”成为家庭教会的主要行动模式。
4.4.1. 非暴力抗争的两种不同情形。一种是战略性的非暴力抗争，这种抗争直接挑战政权，并且要求政权有更迭。还有一种属于战术性的，比如说日常的一种挑战或者日常的一种公民不服从。战术性抗争实际上对政权本身并没有构成直接的挑战，更不想要更换政权，而是说他有具体的利益、具体的诉求需要满足。但是，战略性非暴力抗争是战术性非暴力抗争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一个自然结果。“535”最开始并不是战略性的非暴力抗争，其顶点处于战术性和战略性之间，因为它并没有要求推翻共. 产. 党政权。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要求结束党的领导。因此，家庭教会选择“非暴力抗争”的根本目的，依然在于政权更迭。
在战术性非暴力抗争之内，又可以分为技术性抗争和政治性抗争。家庭教会参与一般的社会维权运动，以及在《宗教管理条例》内部从事法律诉讼的行动，均可视为技术性抗争，这在体制内的空间里可以获得一定的合法性。而家庭教会拒绝Z.F管制，即拒绝进行登记，就是政治性的抗争，这是现行法律体系所不认可的，并且，对于家庭教会而言，余杰明确指出，拒绝登记是基于圣经的教会独立的原则，与Z.F的矛盾不可调和。
4.4.2.家庭教会意识到所谓“非暴力抗争”的低成本高收益的可行性。有人明确指出（张大军，大陆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技术性维权和政治性抗争都属于隐性的抗争。非暴力抗争之所以可取，原因在于它能够做到收益最大化。暴力抗争或者暴力革命付出的代价很大，非暴力抗争能够忍受的，这也是非暴力能够持续下去的很重要的原因。
家庭教会意识到，其成员的信仰可以成为“非暴力抗争”的有效武器。由于对采用非暴力抗争手段的人Z.F能使用的措施相当有限，家庭教会以其基督教信仰完全可以鼓励其成员与Z.F持续对抗。有人提出，要对进监狱、肉体折磨、被劳教，毫不惧怕（公盟志愿者，维权律师黎雄兵【列入2009年美国人权报告中国部分】），家庭教会的合作者冯正虎在2009年9月18日于中福圣山研究所举行的“抗争与和平”研讨会上提出，在与对手对抗时，心理素质很重要，如果耐心等待，对手会先于自己逃跑，而这需要信念。所谓“信念”，在教徒那里不言而喻即为信仰。
4.4.3．家庭教会与维权运动相结合，成为家庭教会所谓“非暴力抗争”的主要载体。并且，并不像于建嵘所说，维权运动仅仅出现在灵恩背景的团队式家庭教会中，大型的城市教会也开始直接以维护“信仰自由”的名义参与其中。范亚峰认为，这个非暴力抗争的模式，已经成为中国家庭教会处理政教关系的主要模式。因为，事实上，在家庭教会看来，维权运动就是宪政运动。北京的守望教会、上海的万邦教会、成都的秋雨之福教会，在2008、2009、2010年，都以“信仰自由”的名义，以法律的名义“维权”，甚至利用信徒的狂热，向Z.F展示“肌肉”。守望2008年和万邦2009年的户外聚会，秋雨之福在2010年耶诞，以Z.F阻挠为名，在户外散发传单，与官方产生冲突。所谓灵恩背景的团队式家庭教会，指如今层出不穷的，家庭教会成员参与进人民群众的信访、上.访、诉讼的事件中，并善于利用媒体炒作大小民事纠纷，特别是拆迁中的问题，无限放大官方责任，不顾及事件产生的前因后果。我们可以注意到最近温州的钱云会事件，在事件中出没的“公民调查团”，成员中就有著名的基督教维权人士，公盟负责人许志永。
4.4.4．家庭教会为维权运动提出了明确的理论基础。该理论基础即改革宗的圣约神学（北京大学法学院汪正飞），特别是诺克斯的圣约神学，一种清教主义的，具有反抗特色的圣约神学，并将之联系到宪政与人民主权。据此，家庭教会部分成员认为，中国教会有责任根据圣约来反抗。范亚峰号召中国教会要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处理中国的政教关系，并认为维权抗争模式就是诺克斯的圣约神学的体现。
4.4.5. 家庭教会维权，直接的对立面是三自教会，直接针对的是宗教管理法规（《宗教事务条例》），并基于具体的诉求，一般善于运用法律的手段，如举行宗教活动场地的购买等。王怡的秋雨之福教会就曾经与其业务上的主管单位，成都市青羊区民政局开展过诉讼活动。但是，实际上，家庭教会在这些行动背后所要求的已经是整个政权的改变。余杰明确说：“中国整个大的政治架构不发生变化，就不可能单独的在宗教信仰自由、家庭教会这个问题上发生变化。”通过维权，他们的期待在于，能通过各个层面的维权运动不断造成持续的街头化事件而促成大的政治危机，以造成政治的转型和改朝换代。
4.5. 对照台湾民主化的基层选举和杂志宣传的模式，家庭教会已经有意识地提出，中国大陆的“民主化”模式为以维权运动与家庭教会为核心，辅助以民运势力和中文笔会。家庭教会要成为中国的团结工会。家庭教会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争夺各派反zf势力的领导权，有意识地力图整合海内外的反共势力，这与团结工会在波兰的作用是一致的。范亚峰明确说：“大陆的民主转型有三种传统可供总结。第一种模式是苏东的模式；第二个是大陆本身的传统暴力革命模式；第三种是台湾模式。我把这三种传统扩展为五种要素。
苏东传统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苏联模式，第二种是捷克的七七宪章模式，第三种是波兰的团结工会和天主教会结盟的模式……第三种是波兰团结工会和天主教会结盟的模式。这种模式在中国大陆已经具有了实质性的形态，此前它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在波兰团结工会与天主教会结盟的模式中，天主教会不把教会政治化，天主教会永远秉持着教会的独立立场。波兰的一个特殊条件是，波兰团结工会的领袖有30%以上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占波兰总人口的60%以上，这形成了波兰模式的背景。在苏东转型的三种模式中，波兰模式对于中国大陆维权运动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大陆的维权律师中，30%左右是基督徒，特别是新教徒，形成了维权运动和家庭教会事实上的结盟。因此，中国家庭教会和维权运动的关系非常类似于波兰天主教会与团结工会的结盟。这个模式是未来中国社会转型转型的最主要模式……”。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