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埃及人展示如何在线组织的技术持不同政见者

 大卫沃尔曼

2011 年 2 月 4 日

4 月 6 日青年在埃及的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利用数字技术帮助建立势头，导致目前正在进行的广泛反抗

三年前的夏天，在亚历山大港一个散落着垃圾的海滩上，我和一群年轻的埃及持不同政见者一起进行了一些公民不服从。目标是放风筝，画上国旗的颜色，并分发支持民主的传单。他们还考虑唱一些爱国歌曲。

至少有十几名安全人员几乎立即破坏了聚会，其中大多数人穿着便衣，留着许多运动型小胡子。几分钟后，所有人都离开了海滩。

这些年轻男女现在正处于使穆巴拉克政权垮台的事件的中心，并可能在整个中东引发一波内乱和对政治问责的要求。现在是第 10 天，但很快，人们可能会谈论震撼世界的 16 天。当他们这样做时，他们会想要更多关于谁实现它以及如何实现它的详细信息。

一个幕后的齿轮是一位名叫艾哈迈德·马赫的安静的土木工程师。2008 年，Maher 和一位名叫 Israa Abdel-Fattah 的女性发起了一个Facebook 群组，以宣传计划于 4 月 6 日举行的抗议活动。在短短几周内，他们就有了 70,000 名成员。

他们称自己为 4 月 6 日青年。在穆巴拉克的流氓政权中，如果你没有许可证，五人以上的集会可以让你（或者可能让你被捕？）入狱。因此，年轻的活动家们在网上进行了集会，分享了他们毫无歉意的理想主义。他们想要公平的选举、言论自由、工作以及明天更繁荣的可能性。

在 2008 年 4 月 6 日的抗议活动中，Abdel-Fattah 被捕并被监禁两周。根据该国自 1981 年实施的紧急状态法，埃及当局有权根据“拘留令”无任何指控拘留公民。但当地报纸和外国媒体对这个故事进行了猛烈抨击——他们称她为“脸书女孩”——这次逮捕很快激发了新兵加入 April 6 Youth。几个月后，马赫也被捕了，并受到了酷刑。流行的反应大致相同：技术异见者的形象得到提高，他们的同行、他们的同行网络以及这些网络的网络更加沮丧。

El-Ghad 党的联合创始人 Wael Nawara 密切关注 4 月 6 日青年以及数字技术在建立导致目前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反抗的势头中的作用。“这是一条漫长而痛苦的道路，”他在昨天从开罗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现在许多人终于回到了网上。“但毫无疑问，技术——以及突尼斯的经验——帮助推动了这场革命。”

在 2009 年和 2010 年，当西方人争论互联网是伤害还是帮助政治异见人士时（当然两者都有），甚至推测社交媒体在实质性社会变革方面只能起到名义上的作用（显然是错误的）， Maher 和“4 月 6 日青年”躲在 Facebook 的各个群组中以逃避侦查，在 Twitter 上的别名之间跳来跳去，策划小规模抗议活动，与邻国志同道合的灵魂进行数字通信，并传播他们简单的信息：事情可能会有所不同. 然后突尼斯发生了。然后是 1 月 25 日。然后穆巴拉克关闭了互联网。

本周我通过电话与马赫谈过几次。他的一些朋友刚刚被捕，但他们仍在努力计划下一次和平抗议。想象他站在解放广场的混乱中，我看到他肩上的邮差包和太阳镜。也许他们和他那天在亚历山大海滩上穿的一样，那时我相信我正在目睹一些勇敢但最终是不切实际的孩子。他们相信他们正在为革命奠定基础。

David Wolman是《连线》杂志的特约编辑，也是 《煽动者》 、  《金钱的终结》和其他非小说作品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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