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宜三
一，新中國到底有多少殺人農場？
收到丁抒教授寄來的《北京市送853农场右派分子名录》影印件很久了，這幾天才用小蒙恬把它抄到電腦裡去；《北京市送853农场右派分子名录》是前右派分子杨崇道先生在1959年11月根據853农场档案室数据制作而成的，一共收集了當年被送徃北大荒853农場實行強迫勞动改造的489個右派分子的姓名。
1957年，中共和毛澤東一共抓了120萬左右的右派分子、极右分子、中右分子、右言分子、疑似右派；另外還有60萬以上的工人、店員、农民被打成“反社會主義分子”和“壞分子”，中共和毛澤東在這場比秦始皇焚書坑儒還要酷烈的文字獄寃案中，至少給180萬人戴上各種各樣“分子”的帽子(丁抒：《陽謀》)。把他們當作賤民，千方百計地加以侮辱、迫害、摧殘，把他們活活地累死、凍死、餓死、病死、鬥死、關死、打死、逼死，甚至处以极刑一槍斃命。但經中共“糾正” 的僅有55萬，而且還不肯向受害人道歉，不肯作彻底平反，不肯对受难者的伤害作出物质和经济的赔偿。对于二千多名右派分子及其遗属的索偿要求，中共当局不但不予正面响应，反而采用跟踪、盯梢、剥夺出境权、取消表达权、限制自由行动权等卑鄙下流的手段对付他们之中的活跃分子。
中共对180万受害人，除极个别如章伯钧、章乃器等头面人物采取养起来，极少数如冯雪峰、陆侃如等留原单位改造外，绝大多数都被强行送到边疆、山区、农村及沙漠、寒冷、贫瘠地带等气候恶劣、生活和生产条件都极为艰巨的地方去服苦役。设立在这些地方的劳改农场，收容了绝大多数右派分子；这些劳改农场，美其名为“劳动改造”，实际上是中共集体屠杀知识分子的集中营、是对中国人民实行群体绝灭的屠宰场。
这样的杀人场，在新中国的土地上到底有多少？至今仍被视为党国最高机密，被严密地封锁着。但把滔天罪行一概遮掩，也不是太容易。例如甘肃省，现在已经知道的，就有酒泉县夹边沟劳改农场、酒泉安西农场、酒泉边湾农场、饮马农场、小宛农场、酒泉十工农场、酒泉四工农场、酒泉城郊农场、敦煌棉花农场、玉门黄花农场、下河清农场、丁家坝农场、长城农场、新华农场、武威黄羊河农场、宁县子午岭农场等，达十六处之多。
黑龙江省則更多，从1950至1960年的十年间，就建了38个劳改农场。1955年和1956年经周恩来批准，北京市先后在密山县建立兴凯湖农场，在甘南县建立音河农场。当年为了安置浙江、辽宁两省的大部分罪犯，又在黑龙江省西部地区德都、嫩江、北安等县新建了23个劳改农场；同年又建七星泡劳改农场，还有龙门、格球山、门鲁河、科洛河、尾山、引龙河、襄河等。1956至1960年，該省又陆续创建永丰、依安、莲江口、北安、长水河等劳改农场，使黑龙江全省劳改农场总数达38个。850、851、852、853、854、855一直到8511十二个农场、兴凯湖、白城子、青山（黑龙江省第九劳改管教队）、密山、梧桐河、笔架山、鹤立河、音河、七星泡、山河、嫩北、花园、福安、龙镇、华山、永丰、长水河、襄河、莲江口、依安、香兰、老莱、海伦、绥棱、岔林河、泰来、凤凰山等都是当年受难者闻名丧胆的地方，是多少受难者家属的苦难记忆，至今仍是許多人的梦魘。
北京市除在东北有兴凯湖、白城子劳改农场外，北京有北郊清河农场(后因被劳改者迅速增加，无力容纳，遂迁往天津宁河县附近之茶淀，也叫“茶淀农场”，或茶淀清河农场，有场部、一分场、二分场、三分场---南场与北场、于家岭---西村与东村、畜牧队、园艺队、北砖窑、造纸厂、化工厂、陶瓷厂、581、582、583、584、585---后6处系专为劳教右派而建，据说可容劳改人员5、6万人或10万人)，還有良乡机械厂、北苑农场、煤矿、团河农场、天堂河农场、三畬庄和在天津市的宁河劳改农场、茶店第七勞改農場等。還有大量的北京右派送往山西省的晋城、曲沃、西山、普山等煤矿和太原、大辛庄、永济伍姓湖农场等处去劳改、劳教和劳改就业（二劳改）。
上海市的劳改农场几乎全是“飞地”：有在江西的铅山农场、马当采石场、彭泽芙蓉农场(何济翔：《沪上法治梦》)，有在江苏省大丰农场、滨海东直农场；有在安徽省的花凉亭水库工地、临淮岗蓄水工地、白龙井水利工地(叶思九：《生死沉浮》)、军天湖农场、白茅岭农场。
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415劳教筑路支队，属正团级编制，共有27个中队，4个直属队，不少于8000人，其中右派分子占70%，十六年时间，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死于工伤、饥饿、逃跑、自杀、判刑、枪决的不少于3000人。四川省還有峨边沙坪农场、雅安地区卢山县苗溪农茶场、江津县永川新胜茶场等。
安徽省有庐江县的白湖农场、芜湖专区门口塘农林牧场，新疆區有塔克拉玛干农场、马宗山煤矿、伽师县劳教农场、柴达木马海劳教场、农二师劳改营，河南省有万胜山林茶场、新密劳改农场，河北省有邢台专区隆尧县唐家庄劳改农场、河北省公安厅沙河农场，辽宁省有锦西煤矿劳改队、凌源新生焦化厂，贵州省有羊艾劳改农场，浙江省有十里坪劳改农场，云南省有思茅劳改农场、东风劳改农场(汪作民：《农场春秋》)、马豆沟劳改农场(冉云飞：《一群可敬的“右派”老人》)，山西省有郭堡水库工地(俞梅荪：《海军反右五十周年》)、晋普山煤矿，广东省有三水农场、白云山农场，广西省有柳江新兴农场，青海省有黑石头农场、祁连农场，湖北沙洋劳改农场，湖南省福田劳改农场等。
二，劳改农场到底囚禁和杀害了多少右派分子？
遍布国中的每座右派屠场都關押了數百至數千的右派分子，安徽省白湖农场经常保持着五万劳改犯人；江苏省大丰劳改农场面是大陆八大劳改农场之一，由上海市、江苏省创办管理，占地20多万亩，是由当年江苏、上海、浙江、安徽、山东等省的右派分子开发的，高峰时有右派分子4万多人在这里服着暗无天日的劳役。但現在搞到名單的却寥寥無幾，一是《四川省峨边县沙坪劳教茶场右派名錄》，一是《黑龙江省八五0农场右派名錄》，一是《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墓地、京郊清河农场墓地、京郊北苑农场墓地部份死者名錄》，《雲南省彌勒縣東風農場右派分子名錄》(待公布)以及今天这份《北京市送853农场右派分子名录》。
究竟死了多少人？也是党国最高机密，农场和公安部门始终不肯公布。但据在勞改队里当過统计兼文书的杨崇道先生说，光是他所在的那个队百十来名右派中，经他的手写了《死亡报告》的就有三十余人，几乎占这一个队右派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勉强活着的也都已到了灯枯油尽的地步，随时随地都可能魂归西天。“我们的生命如此不值钱，连畜生都不如！”“猪和牛马都喂得饱饱的，我们却挨饿！至于荷兰种牛的待遇，更不知比我们的要高出多少倍！不定什么时候，我们也会被饿死！”
辽宁省锦西煤矿劳改队，经过大跃进后的饥饿岁月，1,200名右派、犯人已饿死了一千人，还没有饿死的 200人中的198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地卧床不起，成了还剩一口气的殭尸；另两个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动走动。(戴煌：《九死一生》)
四川省415筑路支队，五千名右派分子到文革前便剩下不足一半；而一半多的右派分子，不是死于饥饿、就是死于工伤，不是自杀、便是逃跑，不是被杀掉、便是被判刑。著名右派分子铁流先生是少数的生还者之一。直至今天，他仍心有余悸，常有恶梦相伴。(铁流：《铁流文集》)
甘肃省夹边沟劳改农场，从1957年10月开始羁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分子，但到1961年所谓要“抢救生命”的时候，被抢救出来的只有六百来人了，而这些人在抢救过程中又死掉了不少。(赵旭：《我的右派情结》)
三，对《北京市送853农场右派分子名录》的初步分析
这份《北京市送853农场右派分子名录》的最大特别点，就是男女性別的极大悬殊。489个右派分子中，只有12名女性，僅佔2.45%；難道中國共產黨特別惜玉憐香乎？當然不是。刘宾雁曾给丁抒讲了两个故事：其一，是一位中学校长看上了本校体育教员的妻子，将那教员定为右派送去劳改，进而将其年轻貌美的妻子弄到了手；其二是一位中学教员，因偶而撞见校党支部书记与一个女人的奸情，被扣上帽子后送去劳改。
刘宾雁的故事绝不是孤证。当年我看《天云山传奇》，就对仲星火扮演的吴遥恨得牙痒痒。中共天云山特区党委书记吴遥把天云山考察队政委罗群打成右派分子后，就向其女友宋薇施加压力，逼令分手，再后代而娶之。毛泽东死后，任中共地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的吴遥，又千方百计地阻挠对罗群冤案的纠正，以维系自己的婚姻和其它既得利益。可想而知，在477个男性右派分子中当有不少因为有漂亮的妻子或情人而落难的；也有不少是撞破领导人好事的倒霉蛋。
名单中有大名鼎鼎的吴祖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美艳亲王、評剧皇后新凤霞非“神童作家”吴祖光不嫁，也不知得罪了多少拜倒在她裙下的老干部、老党员、老革命，新凤霞甚至于对杨尚昆老婆李伯釗这样级别的“媒婆”也不稍假辞色。请问，在党天下、权天下的新中国，吴祖光不当右派，还有天理吗？当吴祖光被打成戏剧界最大的右派分子时，有多少人劝新凤霞离婚，垂涎已久的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更以为水到渠成、可以乘虚而入了；但正气凛然的新凤霞，想都不想就给予回击：“他是好人，我等他”，“薛平贵从军，一去十八载，那么我等他二十八年。”于是新凤霞也成了右派分子。
《北京市送853农场右派分子名录》的第二个特点是：这些来自国务院各部委，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民主党派中央机關和军队的489人中大部分是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中专毕业生，也有初、高中生，还有个别低至初小的；489人中几乎全部是低级干部职务以技术员、办事员、科员为多数，少数为科长、付科长，标明付处长的只有两个，甚至有几个是工人。
这说明这批右派分子基本上是“指标”、“任务”和“补课”的牺牲品。1954年重庆大学地质系毕业的黄治中，主动要求到柴达木青海石油管理局地质研究所工作，鸣放、反右时，他正在北京石油学院进修；由于石油管理局没有完成抓右派的“指标”，便把剛结业回到戈壁滩的他给“补”上了；尽管他“一张大字报没写，一句话没说”(黄治中的女朋友也因为不肯揭发黄的“罪行”，而成了右派分子)。这是因为在大知识分子和大干部中的右派，该抓的都抓了，剩下的不是自己人，就是上边要保的；所以只好让刚来的、关系不深的、还未成帮入伙的、无权无势的小人物来当替死鬼。以至这批右派分子中，有不少是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科员、办事员、通信员、保管员、制图员、工人；有只有高小文化程度的司机、服务员、保管员，其工资有低至每月32元、25元的；军队中的右派分子更可怜，全都是初中、小学教育程度的尉级连、排长，甚至还有下士付班长、列兵战士。地方上这种现象也极普遍，四川、安徽、广西等省都在中小学教员中抓了大量的右派分子。辽宁省锦西县153名右派中，百分之七十是教员；山东省庆云县114名右派中，百分之七十二是教员；吉林省延吉县169名右派中，教师和医生占了百分之九十二。(丁抒：《阳谋》)
本来中共中央规定不在工人、农民中抓右派，但当权者想要将工人、农民中不顺眼的人定为右派时，也还是有“办法”。例如，《中国青年报》社副总编辑、团中央候补委员钟沛璋的妻子陈敏，本是工人，就是通过更改她的出身和成份，而把她和钟沛璋一起划为右派分子的。
四，谭耀宗、曾钰成们且莫得意忘形
《北京市送853农场右派分子名录》的第三个特别点是：绝大多数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50岁或以上的只有3个。
中国共产党所有罪行中，最罪大恶极的有两件，一是扼杀知识和知识分子，一是扼杀年轻人。1949年中共席卷大陸之时，许多科学家、学者是要离开中国的，但共产党却千方百计地劝他们留下来；许多教授、博士在外国过着极滋润的日子，但共产党要千方百计地把他们骗回来。但留下来、骗回来后干什么呢？一是把他们送进牢房、劳改场，二是叫他们去见闫罗王。上海法学教授杨兆龙除懂法律之外还懂得八国语言，在中华民国最高监察长位置上，救过数以千计的中共党人；但忘恩负义的中国共产党不但把他打成了右派分子，还派特务以“偷渡去美国”的圈套企图引他上钩，结果把他关了二十多年(何济翔：《沪上法治梦》)；钱学森为两弹立了汗马功劳，结果仍然是“内控右派”。因为轻信中共谎言而留在大陆或从海外回去的，如果不在土改、镇反、三五反、肃反、反右、文革、六四清算等各种运动中被被肉体消灭，也要被整得焦头烂额、九死一生，這些苟免的也就只有“像狗一樣夾着尾巴”的份兒了。
对青年的摧残、扼杀更是不遗余力，思想改造、又红又专、反右、文革、上山下乡、教育市场化、伪造历史、箝制思想和言论，中共的一举一动没有一个不是与中国的未来相为敌的。中国共产党是以毁灭文化、毁灭未来为己任的卖国特权团伙，这已为无数历史所证实。
看到最近香港区议员选举后，谭耀宗、曾钰成之流因暂时的胜利而张狂和得意忘形的样子，又让我想起张学良、黄炎培、龙云、傅作义等当年为虎作伥、为狼前驱、变节从匪后的不幸、悲惨结局。即使谭耀宗、曾钰成真是“自己人”如潘汉年、沙文汉、彭真、刘少奇，又如何呢？最终仍逃脱不了当右派、当特务、当内奸、当工贼、当叛徒，当反革命分子的命运！
谭耀宗、曾钰成之流及跟其瞎起哄而大撈稻草、大揩其油者，也请看看这份《北京市送853农场右派分子名录》，别忘了历史的教训！
(2007,11,23首发《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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