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又称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大饥荒，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59–1961年间发生全国性饥荒的一段时期，也有学者将1958年、1962年划入饥荒时期[1][2][3][4][5][6]。据各方估计，三年困难时期间发生的大饥荒共造成了中国大陆1500万至55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被广泛视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也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之一[2][3][4][5][6][7][8][9][10]。
三年大饥荒类似于1932年苏联大饥荒的事件重演，主要成因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制度性问题以及外交困境等[1][2][3][4][5][6][7]。
名称
对于1959-1961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大饥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81年以前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1][11][12]。
- 中国共产党原本称此事件为“三年自然灾害”，而1962年初，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公开将大饥荒的成因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论点[13]。但此举引发毛泽东等人的不满（毛认为应当坚持三面红旗、成绩大于错误），并成为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批斗和迫害的原因之一[14][15][16][17][18]。
-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人为因素正式被指为主要原因，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其更正为“三年困难时期”，并将主要成因归结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1][19]。
中国大陆以外则常使用大饥荒[20]、三年大饥荒[21][22]。也有西方学者称为大跃进饥荒、中国大饥荒[23][24]。而事实上，大饥荒所发生的时期有不同说法、并不局限于“三年”。贾斯柏·贝克、巴兹尔·阿什顿（Basil Ashton）、文贯中[25][26][27]、杨继绳、冯客、周逊等人的著作均采用1958-1962年，还有一些情报机关（如美国中央情报局）也认为是从1958年开始的[28][29]。
历史背景
工业化及大跃进
从1955年开始，由于批判右倾思想的影响，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层层抬高经济指标的趋势，特别是基本建设规模越来越大，项目越来越多，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8）的指标。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发现很多计划超越了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指出现在“有急躁冒进的现象”[30]。1956年2月份，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等，决定把基本建设投资由原来要求的180亿元压缩到147亿[30]。1956年6月10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财政部提交的预算报告初稿，其中写道“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加重了反冒进的分量， 同时更进一步把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由147亿元进一步压缩到140亿元[30]。由于周恩来等人反“冒进”，暂时遏制住了经济建设大幅冒进的趋势，但是1956年经济还是有冒进的问题，以致财政第一次出现了10亿的赤字；在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957年经济计划时，周恩来等人还继续坚持反冒进，把一些过高的经济指标压了下来[31]。
1956年9月5日到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提到“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32] 同时提到“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32] 但是，毛泽东对此并不认可，认为1956年对经济工作中过急情况的纠正是“反冒进”，对此作了批评，并提出“反反冒进”[30][33][34]。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右运动”，对民主党派、学术界以及知识分子等各界人士造成了极大打击，自此中国大陆进入了由中国共产党实质性一党专政的时代，民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为大跃进埋下祸根[30][35][36]。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33]。从1956年9月的八大一次会议到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对国内基本矛盾的估计和对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开始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31]。但此后，1958年10月起，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一定转变，他在11月20日的武昌会议上说：“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明年的生产指标要降下来，不能总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否则，“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注：指广西饿死550人的事情），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37][38]
特供体制
中国共产党为保障其高级干部的食物、肉类及烟不虞匮乏而批示“特需供应”的报告，依官员级别满足所需，造成特权供应[39]。1960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高级干部实行食品特殊供应[40]。1961年2月起，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经济工作5人小组组长陈云按照老婆于若木的建议，又对高级干部以下级别的其他干部，供应定量的白糖和大豆[41][42]。在大饥荒时期，按照中共中央制定的政策，在全民计划配给体制中，城市居民的食物供应比农村好得多，机关干部又比一般平民好，干部又按照级别高低获得不同的饮食待遇。以下是部分人士对饥荒时期特供的回忆：
- 高干韦君宜回忆三年困难时期特供：“后来，中央终于决定实行干部食物补贴。大概因为有些年老的民主人士吃不消这样的苦，有的已经病倒了。补贴办法是十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43]。”
- 当时中共甘肃省委书记汪锋向毛泽东写了一份调查报告：1961年4月27日至29日，汪锋同志带了五个人在甘肃临夏州新集公社新1号生产大队调查农村食堂时对妇女病和妇女生育情况作了深入调研，发现甘肃大饥荒三年里农村出现了比较少见的妇女病，如子宫脱垂和闭经。子宫脱垂为饥饿造成的营养不良和过重的体力劳动等因素所致，过度饥饿引起闭经，只有干部妻子经期正常[44]。
-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潜的女儿程丹在接受《国家人文历史》杂志专访时回忆：“北戴河即便是困难时期，供应一直不错[45]。”
- 历史学家王曾瑜忆三年困难时期：看到高干身份的北大校长脂肪丰富的腹部就来气[46]。其并回忆说：“在寒冬腊月，北风成天呼啸的时候，村里三天两头死人嚎丧。死的都是老人，其实是在饥寒交迫之下，得了感冒，便成不治之症[47]。”
对于毛泽东本人的特供及生活情况，存在着不同描述。一方面，1968年后担任毛泽东伙食管理员的吴连登说：“大家都知道，毛主席爱吃红烧肉，但在最困难时期，毛主席的餐桌上没有了红烧肉，鸡、鱼、肉、蛋都没有了，全是素菜。举个例子，毛主席特别爱吃鱼，但在那个时候，他连鱼都不吃了”[48]。卫士封耀松则说1960年毛泽东在生日那天，正倚枕看文件。“半年多来，封耀松帮他按摩时，他脚背和小腿的肌肤失去了弹性，按下去一个坑，久久不能平复。这是浮肿。老人家已经六七个月不肯吃一口肉。青黄不接的季节，他二十多天不吃一粒粮，常常是一盘子马齿苋（一种野菜）便充一餐饭，一盘子炒菠菜，便能支撑着一天工作”[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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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有与此类描述大相径庭的说法：1954年秋天起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经常陪他吃饭，并为1960年毛生日餐当事人之一的秘书林克为此专门打电话询问了毛泽东当时的保健医生、护士长。大家一致表示：“根本没有这种事，如果我们使毛泽东得浮肿病，那我们就犯了大错误，是严重的失职，中央也不会允许”[51]。1960年12月26日，毛泽东给被派到农村搞调查的身边工作人员林克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亦可见中南海的高干食品特供部门北京市食品供应处34号供应部并不像中国其它地方一样物资缺乏[52]。
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53][54]。经常陪毛泽东吃饭的卫士张景芳回忆称，大饥荒时期有一次陪毛吃红烧海参，毛看他不吃，给他夹海参，太滑掉在桌上，为了节俭，毛把它捡起来吃掉[55]。
毛泽东在1961年7月的伙食费开支654.82元，另有水果费86.65元，一般杂费54.22元，小孩生活费47元，首长杂费17.04元，房租费86.80元，澡费3.6元，汽车费2.70元。按1961年的黄金价格3.04元/克算，折合黄金243.9克，换算成2012年的价格在8万元人民币左右。同期北京市民一个月生活费13元左右。1961年10月，公债开支私人客饭59.84元和115.11元两次[56]。有报道指，毛泽东在三年大饥荒时期，烟酒肉茶一直没有间断，生活待遇相对于其他中国人是优越和奢华的，譬如，许多省、市大兴土木，为毛以及其他高阶官员建造行宫[50][57][58][59]。
饥荒情况
产粮下降
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大幅度下降，1959年中国大陆粮食产量较1958年下降15%，而1960-1961年产量只有1958年的70%[60]，全国各地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相应1951年的水平[61]。具体数字上，全国粮食产量由1958年的4000亿斤，下降到1959年的3400亿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亿斤，低于1951年产量，1961年略有回升仍只有2950亿斤[62]。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62年出版的文件中称，1961年，中国大陆粮食产量出现下跌，有工厂关闭，教育和科学的发展被扰乱，数以百万的人严重营养不良。并且出现广泛的饥荒(widespread hunger)[29]。在另一份中情局于1962年9月24日出版的《共产中国的上升死亡率（THE RISING DEATH RATE IN COMMUNIST CHINA）》中，文件第1页中称，自1958年以来，死亡率（中国大陆）由于营养不良、对疾病抵抗力减弱和食物短缺而快速上升，此外中国大陆在1959年到1961年的年粮食产量也低于1957年的水平[28]。
死亡人数
受政治因素影响，各方对于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的估计，均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63][64]。中国大陆官方在1953年和1964年进行了两次全国人口普查[65]。此外，1950年代中期，中国建立了基本完整的经常性人口普查制度，每一年，户籍管理部门都对人口总数、出生、死亡、迁入、迁出等项目作出统计，并且层层上报汇总[66]。在中国出版的各省人口资料和各地县志中，大多都可找到当年统计的死亡人数和其他人口数据[67]。《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
从1949年到1957年，每年都增加1000多万人[68]；1960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1000多万人，扣除出生率下降因素，死亡人数应在1000万以上。这还仅仅是1960年一年的数字[68]。中共官方出版社出版的很多著作也承认大量人饿死，如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前夜的中国》和《曲折发展的岁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年自然灾害长篇纪实》等，中共官方主办的各种报纸杂志和网站亦有大量的文章承认了大规模饿死农民的历史事实。
中外研究人员估计的数字大多在1500万到5500万之间，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村的农民[2][3][4][5][6][7][8][9][70][71][72]。
- 2011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编辑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人口数”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的“全国人口状况”两份统计报表得出，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净减少1000万；同时引用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中国的人口》的说法：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73][74][75][76]。
- 2011年，徐州师范大学的数学教授孙经先作出的死亡人数估计为学界最低，他认为三年困难时期的“营养性死亡”（饿死的粉饰性说法）人数在250万以下，并同杨继绳、曹树基、洪振快、蒋正华等人发生了激烈的辩论；2020年，孙经先称其论敌均已采用“鸵鸟战术”，不回应质疑或是退出争论，可证“饿死三千万”一说的虚假。[77][78][79][80][81][82][83][84][85][86]
- 2010年12月，北京大学学者孙尚拱根据国家人口年鉴的总人口数据估算，认为1961-1962年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4400万人[87]，但他没有区分出生人口的减少和死亡人口的增加。
- 2010年9月，荷兰历史学家冯客（时任伦敦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香港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出版《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指出，他用了四年遍阅全国解密档案，认为1958年初至1962年底的大饥荒至少造成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至少250万人（占总体6%-8%）死于酷刑或直接处决[88][89][90][91][92][93]。但冯客的数字受到爱尔兰经济史学家科马克·格拉达的批评和质疑，认为该书使用的人口粗死亡率过低，因此高估非正常死亡人数[94]。
- 2008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列举各方观点，结论是从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144万，如果从1958年算起，那总数接近3000万[95][96]。
- 2006年，哈佛大学再版费正清的《中国新史》认为1958-1960年饿死人数是2000-3000万[97]。
- 2005年，前中央党校教师、独立学者余习广经过约20年的档案研究，出版《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认为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达5500万，该数字获得历史学家冯客、陈意新（北卡罗来纳大学威明顿分校）等人的引用[10][89][98][99][100]。
- 2005年，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的研究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在3250万人左右[101]。曹思源根据中央档案馆解密档案，算出饿死3756万，与曹树基的结果相近[102][103][104]。
- 2000年，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披露，饥荒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达4000万[105][106]。
- 1999年，《大英百科全书》称中国大跃进饥荒为“二十世纪两次最大饥荒”之一，“造成了多达两千万人丧生”。《共产主义黑皮书》也称之为“史上最大饥荒”[107]。
- 1996年，赵紫阳幕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表示，该所根据中共党内文件所写成的秘密报告，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300万-4600万[108][89]。另一份提供中共中央领导参阅的资料认为人数达4000、5000万：河南780万，安徽800万，山东750万，四川900万，青海90万，江西640万，湖南470万[108]。据《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英文版第272页，此数字于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前曾得到包括赵紫阳在内的中共高层确认[108]。
- 1993-95年，金辉、丁抒等人则提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4000万以上[109][110][111]。
- 1989年，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提出，“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1500万人”（《生存与发展》第39页，科学出版社，1989年）[105][112]。
- 1987年，美国人口学家、美国人口普查局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朱迪丝·班尼斯特（Judith Banister）在其著作《变化中的中国人口》一书中估算非正常死亡人数在3000万人左右[113]。
- 1986年，西安交通大学蒋正华教授接了国家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下达的课题，以生命表的纯统计学方式计算出死亡1700万[114]。这项结果收入《中国人口年览·1987》、《中国人口·总论》，被视为官方承认的死亡下限。
- 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认为蒋正华的1700万死和美国人口学家安斯利·科尔（Ansley J. Coale）的2700万死最为可靠，两者综合考虑取2200万人死[115][116]。
- 1984年，巴兹尔·阿什顿（Basil Ashton）等人的论文估算非正常死亡人数3000万人，与此同时出生减少3300万人[26]。
- 1984年，作为第一位研究大饥荒死亡人数的学者，美国人口学家、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安斯利·科尔（Ansley J. Coale）在其出版的《1952-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中，认为中国大跃进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2700万人左右[26][117]。
- 1962年9月24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刊发的一份名为《共产中国的上升死亡率（THE RISING DEATH RATE IN COMMUNIST CHINA）》的文件的第1页中称，自1958年以来，由于营养不良、对疾病抵抗力减弱和食物短缺而造成了（中国大陆）死亡率快速上升[28]。又另一份中情局1964年7月31日出版的文件的82页称，在1960到1961年有超过500万人“非正常死亡”（unnatural deaths）[118]。
虚假宣传
1960－1961年，包括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曾对来访外宾保证说中国人有足够的粮食[119]。中国政府甚至下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买食物，以免泄露国情[120]。1961年9月，退役的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来访中国，从9月6日开始，蒙哥马利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参观访问。在延安访问期间，蒙哥马利受到蒙骗，误以为中国没有闹饥荒。其访问中国期间，和党主席毛泽东见面谈话2次，亦与总理周恩来和外长陈毅等中共高级干部多次见面[121][122]。除了蒙哥马利，后来担任法国总统的法兰索瓦·密特朗也被宣传欺骗[123][124]。
进入1980年代后，随着有关资料逐步解密，饥荒情况方才为外界所知[125]。
各省情况
- 四川：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曾经表示，大饥荒四川“死了1000万人”，并直接导致四川省经济衰退，退出比较发达省份的序列，成为和湖南、江西、湖北一样的中下等经济省份[126][127]。这个数字与载《中国人口科学》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的研究结论940万相吻合[128]。根据官方的《四川省志》，四川人口从1958年到1961年连续四年负增长，1960年人口死亡率达到了最高的53.97‰，当年全省有65个县人口负增长超过 50‰，17个县超过80‰，7个县超过100‰[129]:458。1961年底全省人口为6459.2万人，比57年的7081万人，减少约621.8万人[130]:102。
- 记者惠文在成都平原简阳县进行整社时写下了日记，在题名为《无声无息的代价》的一则日记中，他写石盘公社的六合、中和两个大队1958年转为公社时人口为2580人。但到了1962年11月，死去590人。石盘公社的大石、边界两队，1958年转公社时人口为246人，到1962年11月份，只剩下132人，死去46.47％。普安公社人口也由12000人左右下降为6900人左右。青龙公社的人也死了40％以上。”[131]
- 安徽：当时安徽副省长张恺帆在回忆录中表示，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实际死亡人数是548万，除去正常死亡数、逃亡及失踪数等，安徽饿死500万人[132]。而依据地方志，可以推测大饥荒期间安徽非正常死亡应有400万人，最低估计也不应少于350万人[133]。中共中监委农村处处长李坚调查安徽截至1961年3、4月间饿死人的总数，将生产队、公社，再到每个县的统计数字逐级汇总，安徽全省饿死人总数350万，正式上报为300万。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在文革后表示：核实结果，安徽饿死350万没错[134]。根据丁人卜的《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录》，无为县1958年到1960年三年，全县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饿死了320,422人，百分比为32.5%[135]。
- 河南：依据地方志，1958－1960年河南共死亡325.9万人，其中1960年死亡193.8万人，粗略估计非正常死亡约150万人，主要发生在1960年，达135万人[133]。
- 山东：根据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援引山东省一位领导1960年的大会讲话内容“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136]。”
- 甘肃：1954年5月张仲良调任甘肃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兼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是三年大饥饿时期，治下饿死人最多的五个地方最高长官之一。三年困难时期该省饿死的人口达100万[137]。甘肃定西地区的通渭、会宁、定西等县，以及平凉地区的静宁县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这一带县皆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138] 。特别的是，甘肃酒泉境内的夹边沟农场曾爆发过“夹边沟惨案”[139][140]。
- 贵州：1960年6月，贵州省江口县农民大量饿死，一说全县不足10万人却饿死了4万人；而经查证，《江口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1961年三年合计死亡5105人，占全县人口的4.6%[141]。
- 浙江：浙江的非正常死亡14.1万人[142]。
- 陕西：2013年，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在陕西省委党报《陕西日报》上发表文章，纪念父亲习仲勋诞辰100周年，其中提到陕西也发生了饥荒[143]。
- 湖南：据湖南省统计局公布的《湖南统计年鉴—2021》数据显示，1959年-1961年间，湖南省出现了死亡人口剧增，出生人口锐减的情况。具体见下表。
具体事件
1958年4月至8月在河北景县，曹朴庄、白王柯枝和沈家李志窑三个村就因粮食虚报，加上有关部门和上级拖延应对，造成粮食供应困难，导致共8人饿死、另1人自杀。事后地方当局关注，而组成省、地、县三级联合调查组到当地查明情况，但中共河北省委是在过了两个半月后，才转发调查组已上交的报告给中共天津市委等其他机关[145]。
吃人事件
于是各个农村的公共食堂粮食短缺，导致了严重的饥荒，有许多人因此被饿死，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146]。艾塞克斯大学历史系讲师周逊（时任香港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冯客的助手），从中国官方档案中节选出121个，2012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档案汇编《中国大饥荒，1958-1962》，档案中包括饿死与人吃人的记载[147][148][93]。1988年，作家沙青的《依稀大地湾》获大陆“中国潮”报告文学一等奖，其中纪录了大饥荒时期的真实片段：“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149]
- 四川：前四川泸州中共地委书记邓自力说：“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长宁（县）是个烂摊子，20多万人口就饿死了7万多。肿病流行，省委调拨了些粮来，社员又无钱买[150]。
- 安徽、甘肃：三年困难时期任甘肃临夏州委书记的李磊在她的自传体著作《悠悠岁月》一书中提及临夏市所属的十个公社中，“588人吃掉337具尸体。例如红台公社小门沟生产队共吃掉尸体125具，活人五名。小门沟生产队8个作业队，有六个发生吃人的情况。23户吃掉57人。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8个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李尕六吃了自己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肖正志吃了。”2013年11月20日，美国劳改基金会在华盛顿的国会山庄向媒体公布了安徽和甘肃两省人吃人事件的中国官方调查文件[151]，根据该文件，临夏和和政两地共有75人被吃掉，其中11人是被杀死后吃掉[137]。
- 2008年10月，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主办的《炎黄春秋》杂志以《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为题报道了甘肃通渭“人吃人”的惨状[152]。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安徽省委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当中提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1289起（吃人事件）”， “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中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该报告送到安徽省委后，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只让少数人知情，并指示安徽省公安厅要严格控制知情范围，并且要销毁有关档案[153]。此外，退休干部梁志远回忆三年困难时期：安徽亳县每公社都有人吃人[154]。
- 山东：时任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赵健民在一次发言中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这一年半时间内，全省非正常死亡65万人，外流109万人，人吃人的现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没有文字但有口头汇报的还有十多起[155]。
- 青海：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156]。
刘桂阳案
1960年7月，湖南籍女工刘桂阳为反映民众的困苦，在国务院北门外请愿、张贴标语，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案件。
信阳事件
信阳专区地委书记路宪文禁止信阳专区农民逃荒，派出多队巡视员拦截逃荒者，并禁止当地信件外流。
中国劳动党
在饿死20余万人的安徽无为县，1960年由原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黄立众（1956年考入北大，因说农村有人饿死，被校长陆平开除）看到众多乡亲被饿死组织而组建了“中国劳动党”，并针对当时的情况制定了《惩治官僚主义腐败分子临时条例》，准备在1961年春节期间发动暴动，后被两个连的部队剿灭。1982年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给予部分平反[157][158]。
饥荒成因
大跃进
大跃进时，出现了“浮夸风”和“大炼钢铁”，大炼钢铁浪费了大量人力，农村大量人口去大炼钢铁，导致无法及时收割粮食。例如四川《巫山县志》就记载：“农村青壮劳力上山炼钢铁，田间生产仅依靠老妪妇孺，成熟粮食多烂在田里，丰收未能归仓”[159][160]。而浮夸风也是导致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期间知名的口号包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161][162][163]。
此外，大跃进及其后的“农业学大寨”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对农业生产造成负面影响[164][165][166]。
人民公社
大跃进时期起，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粮食被浪费，而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又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极端的平均主义下，人民生产积极性低[167][168]。
打麻雀运动
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十七条》）过程中，决定将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列为必除的“四害”[169][170]。1956年1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最高国务会议正式通过扩充版本的《纲要草案》，其中第27条规定：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169][170]。“打麻雀运动”正式兴起后，1956年包括朱洗在内的一批生物学家提出反对意见，但未起作用；1957年1月18日《北京日报》发表了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周建人的文章《麻雀显然是害鸟》，提出“社会已经改变了，但旧社会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观点仍然会残留着”，并断定“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169]。
大跃进初期，大规模的“除四害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兴起，1958年3月-5月间，毛泽东在数次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八大二次会议上，都号召要消灭麻雀[169][171]。据不完全的统计，1958年全国捕杀麻雀2亿多只（一说约21.1亿[170][172]），结果到了1959年的春天，中国许多城市街道两侧的树叶几乎都被害虫吃光了[169][173][174]。当时流传着一首民谣《擂鼓鸣金除四害》[175][176]：
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幸福搞破坏。千家万户快动手，擂鼓鸣金除四害。
1958年4月21日，《北京晚报》发表了郭沫若所作的《咒麻雀》诗一首[169][175][177]：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歼灭麻雀的结果使农田当中的害虫几乎没有天敌，而让次年的粮食严重欠收，发生极为严重的饥荒问题[170][178]。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所长朱洗、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德培、张香桐等科学家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170][174]。1959年11月27日，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就麻雀问题写了一份报告，并附上了这些科学家和国外科学家的看法，两天后获得毛泽东批示：“张劲夫的报告印发各同志。”[170][174] 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170][174] 消灭麻雀运动终于得以正式停止。
制度因素
统购统销
农村除了口粮、种子、饲料以外的粮米全须上缴，而粮食则交由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负责，农民不能储粮。当中央派员到地方征收粮食时，是以地方干部上报被严重夸大的粮食产量来计算征收量的。征收量超出实际粮食产量，地方干部为了填补缺口，逼迫农民将口粮、种子、饲料也全都上缴。经济学家孟昕、钱楠筠研究大饥荒的制度原因，发现1959年大饥荒开始的时候，粮食产量是食用所需的三倍以上。而人均粮食产量高的地区，反而饿死的比率比较高。他们认为这是中央计划经济下，政府难以搜集产量新资讯并且作出调整的结果[179][180]。
1956年初，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普遍建立，正在大批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变。同年10月6日，国务院出台《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统购统销的规定》，施行粮食统购和农村统销。“不论高级社或初级社，一般以社为单位，根据一九五五年分户，分社核定的粮食定产、定购、定销数字，统一计算和拟定。归社统一计算的结果，粮食有余的为余粮社，粮食不余不缺的为自足社，粮食不足的为缺粮社。”合作化后，国家不再跟农户发生直接的粮食关系。国家在农村统购统销的户头，就由原来的一亿几千万农户简化成了几十万个合作社。《规定》提出：“国家对粮食丰收地区的余粮社，可以在定购数量以外，适当增购一部分，但增购部分不得超过余粮社增产部分的40%。”1957年10月11日，国务院又作出补充规定，根据一九五六年的经验和供销矛盾的新发展，提出在坚持“三定”的基础上，实行以丰补歉的方针。对超过粮食“三定”的余粮社、自足社，必须增购一部分粮食，对缺粮社必须减销一部分粮食。
1959年4月，国务院秘书厅把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缺粮的情况上报给毛泽东，又把15省多达2500万人缺粮挨饿的情况上报。面对这样大面积的灾情，毛泽东没有采取任何全面措施，反而在1960年初继续“大跃进”。1958-1960年期间，向农民征购的粮食年度量一直保持增加状态。1960年4月，大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国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假如当时能够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最终，1959到1961年平均征购数占粮食总产量的34.4%，超正常年份的20%左右近一倍。[181][182]
户籍制度
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实行，取消了农民自由迁徙权，这样事实上的农村隔离封锁政策使得信息传递以及逃荒成为不可能。而1958年又正是中国农村大饥荒的起始年。
大饥荒出现以后，饥民逃荒开始增多，但各级政府对流动人口严加控制。一方面要求各地阻止农民外逃，另一方面，对逃荒农民严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窜犯”的名义加以拘留、拷打、游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1962年10月19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披露，1960年流动人口曾经达到600万，1961年1月－8月，全国收容207万人，1962年1月－8月全国共收容140万人，全年估计收容近200万人[183]。
中共党营媒体人民网——《国家人文历史》则总结指出：在户籍制度严格执行的时代，“禁止农民流动求生”，农村人无法离开土地，只能在家等死。并称“按保守估计，农村有上千万人饿死[184]。”
高压管控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蒂亚·库马尔·森认为，绝大多数饥荒的起因，不仅是因为粮食减产，也因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粮食分配，而且通常结合着对于问题严重程度认识的匮乏甚至是被有意的误导[185]。在中国这场59－61年的大饥荒中，城镇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粮。与此相对比的是，因为新的集体经济，农村的下级官员因抢着虚报他们公社收获产量，而留给当地农民很少剩余。阿马蒂亚·库马尔·森认为导致饥荒的自然原因，比如天灾，在导致包含中国大饥荒在内的现代饥荒的各种原因中是相当次要的，因为这些自然因素很容易通过合理的政府经济政策来应对。而当时的中国在毛泽东的经济政策每年饿死百万计人的情况下，却没有在议会或者报纸出现批评的声音。因为缺乏反对党和新闻自由，经济政策持续三年而没有得到校正，从而造成了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饥荒。
《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冯客教授查阅了中国官方的档案后发现，“非正常死亡人口”中，不仅仅包括了饥饿所导致的死亡，还有一部分死于阶级斗争。在大饥荒中饥饿的人，很多是因被减少给予食物的量而导致的。因为人们的住房被拆，财产归公社所有、不能自己烧饭，所以人人都需要被公社“喂养”，不能劳动的病、弱者被视为负担，他们所分得的食物也会因其劳动量的减少而缩减。
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于中共党办的人民网刊文《“大跃进”后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记载了安徽省当时，有近几十万农民在饥饿死亡面前逃往山区去找野生动、植物充饥而被公安机关等暴力武装机关抓回打成“反坏分子”，其并明确指出：“大跃进”时期安徽饿死了那么多人，同不断进行以“镇压反革命”为名而野蛮进行社会控制，密切有关[186]。
历史学家宋永毅则据中国公安部的一个绝密报告披露，仅1957年就有过数百起中国农民的要饭吃的所谓叛乱，甚至遭到正规军队使用机关枪进行武装镇压[187]。由宋永毅主编，哈佛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包含七千多份档案资料，二千多万字，其中有三千多份中共内部档案[188][189]。宋永毅在总导言中表示，大饥荒的本质，是中共对中国农民进行的一场的“粮食战争”[188]。
外部因素
对外出口
中国为了体现国际主义和加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大举对外援助，也加剧了经济困难的程度[192]。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的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中国政府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换取工业原料、机械及技术，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致使粮食问题更加严重[193]。1960年1月，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
就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外援激增。古巴的切·格瓦拉1960年11月访华，中国给予对方6000万美元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1961年1月，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希望阿尔巴尼亚持反对赫鲁晓夫的立场，赠予五亿卢布，并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194]。此外，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记载[195]：
- 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还有支援阿尔巴尼亚15000吨小麦，援助刚果5000吨至1万吨小麦和大米[196]。
- 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政府决定援助15吨。
- 1965年5月10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表示，截至去年，建国14年来，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而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为集中。
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尚长风分别在中共党办刊物《中共党史资料》 2009年03期发表了《1961年中国粮食进口研究》[197]、《百年潮》 2010年04期发表了 《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粮食进口实情》[198]，公开了当时的粮食进口和外国援助情况。1959年的粮食产量比1957年度减少了2500万吨，而1959年的粮食出口却增加到415.75万吨，为历史最高[190][191]。大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继续出口粮食272.04万吨，同时还出口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珍贵的食品[199]。直到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开始紧急调运和进口粮食，并开始采取大幅度减少粮食征购、提高粮价等紧急救灾措施。[62]
苏联债务
1960年底，苏联体谅中国的国情，提出“还债的事可以延缓”。1961年初举行的中苏贸易会谈中，双方同意延期还债[196][200][201]。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则在其回忆录里叙述其曾向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当面提出支援，周恩来答复说：领导上已经讨论过了，决定对苏联同志表示感谢，但对援助表示拒绝，说会自行解决[202]。在中国官方与民间舆论中，将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撤走专家、逼债”归咎为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因素之一[1][203]。沈志华表示：传闻的苏联在与中国关系恶化后曾追逼还债，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204]。
中美关系
1962年，美国肯尼迪政府尝试通过粮食援助改善两国关系，但美国拒绝从台湾撤军，而中国坚持要求撤军，并因此拒绝了援助[205]。基于中国支持东南亚共产主义夺权以及中印战争等因素，肯尼迪政府最终放弃了对华政策调整和援助提议[206]。
自然灾害
对于自然灾害在大饥荒中扮演的角色，存在一定争议[2][4][7]。一方面，据《中国灾情报告》记载，1958年，“1-8月，全国大面积旱灾……冀、晋、陕、甘、青与西南川、滇、黔及华南粤、桂等省区。春旱时间长，波及面广，严重影响农作物播种、生长。河北省中部、东部连续200多天无雨雪……5月中旬……西南、华南及冀东持续干旱。入夏，华东、东北800多万顷农田受旱。吉林省266条小河、1384座水库干枯，为近30年未有的大旱。年内，旱灾波及24个省区2236万公顷农田。”[208] 1959年，“1-4月，冀、黑严重春旱。”[208] 1960年的旱灾期间，“1-9月，以北方为主的特大旱灾”、北方地区60%的农业耕地未有任何降水[208]。1961年，旱情持续，但气候环境有所缓和，其中“1-9月，全国范围的特大旱灾。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3784.6万公顷，成灾1865.4万公顷。”[208] 1962年，“1-9月，全国大面积旱灾。”[208]
另一方面，据杨继绳研究，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薛暮桥于1958年曾说道“我们汇报上级想要的任何数据”以夸大自然灾害、减轻官员对饥荒死亡的责任[209]。许多国外的观察家也持有相似观点，认为自然灾害的程度和影响力被夸大了[210]。 一些学者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气象日志研究指出，气候最恶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难时期[211]。杨继绳调查了全国范围内350个非政府气象站的气候数据，结果显示1958-1961年的气候属正常，并无特大旱灾、特大水灾或异常低温[209]。历史学家冯客也指出，大饥荒时期的许多水灾并不是由于异常天气所致，而是大跃进期间大规模地不合理修建灌溉工程所致[212]。
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份1964年7月31日的文件中称，自然灾害本身无法解释的整个事情，而当时中国大陆的领导层要为这次事件负上主要责任[118]。还有学者指，“根据当年的气象资料，1958年无论从官方的记载，还是老农的回忆来看，都是风调雨顺的一年。...... 至于1959年到1961年气候方面的负面影响，最多也只是局部性的，绝对不是蔓延全国且长达三年之久的大饥荒产生的主要原因。况且，受灾面积不等于成灾面积。在粮食供应充沛的条件下，即使发生大灾，农民也有体力和积极性将灾害损失控制到最小。”[7] 此外，在1949-1983年间，其中31年的年均受灾面积为3273万公顷，32年的年均成灾面积为1295万公顷，几乎年年都有自然灾害，但除了1959-1961年大饥荒期间，中国的粮食产量几乎都处于年年增长的状态[213][214]。
- 1960年降水量距平均值百分率约为负30％、属一般干旱，其干旱幅度与1955、1963、1965-1967等年份比，并非特别突出[215]。作为对比，1978年的旱灾远比1960年严重，而且恰处于文革结束不久的“经济濒临崩溃”的时期，却没有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
- 1959、1961年降水量距平为约为80％、属一般涝年，但其涝程度远远低于1954、1973等年份；此外，1958年黄河中下游发生了水灾，但防汛工作相对成功[216][217]。涝灾分为一般涝、大涝两个等级，1954年长江有大涝，有人死在洪水之中，但也没有出现大规模饿死的现象。4－10月是农作物生长期，这个时期的降水量直接影响农作物的产量。从总的趋势上看，1959－1961年的生长季降水量距偏离幅度是40年来较小的，这三年是常态年份。
- 气温对农作物的生长同样有重要影响，1958年－1961年的气温同历史平均水平的偏差比较正常。1959-1961年气温偏离也不算大，没有出现超常低温。[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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