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共解體的分析角度很多，但我經過多年思考，收斂至一個終極指標：中共是個以權力骨架支撐的政權，而且權力骨架已經走到了末期，指標就是它的財政收支能力。所以，我們可以很簡單的以中共統治下各省各區的財政能力，作為其是否解體的判準。
2022年，在各種國際形勢以及中國內部政治鬥爭之下，大概只有上海市、廣州市和廣東省等極少數地區，在財政上達到收支平衡，所有其他的省區市，都是入不敷出。中共的中央財政，也已經沒有辦法支撐地方的財政。改革開放以來，向香港學習的土地財政，以及向台灣學習的工業區進出口外貿財政，都走上了不同程度的崩壞。土地財政，由於竭澤而漁，肌肉及血管都已經壞死。工業區外貿財政，在美國圍堵以及國內疫情清零政策下，已經接近停擺。即使今天開始決定重新恢復，我判斷至少也需要5年的時間，而中共內部的政局，已經沒有穩定5年的時間了。
因此，一個政權的倒塌固然需要多方面的因素，但是中共這個政權，我們可以用其財政能力作為生死的指標，就像判斷一個人是否還活著，可以用是否還有神經反應作為指標一樣。
因此這裡對「後中共」下一個定義：當中共這個政黨，把中國的財政弄到80%以上的省分、直轄市和自治區無法維持財政收支平衡的時候，並且狀況持續了2年，就能稱為「後中共」了。無論導致這個狀況的原因是戰爭、經濟，還是社會因素。
以上雖然提出了一個可量化的定義，但是事實上，它是難以測量的，因為中共官方不會提供真實的數據，一旦數據不好看，官方就「蓋牌」。因此，當看到「財政解體」時，多半是像看到「中風」一樣，前一分鐘人看起來還好好的，「突然」就不行了。我們必須記住這點！
這裡不排除「後中共的中國」以一種殭屍的型態存在，比如說與國際脫軌鎖國，人民吃草活著。如果是這種型態，所有中國內部的動力脈絡，以及國際動力脈絡，都會開始對我們稱為中國的這塊地方發生作用，而這些作用正是我們企圖去預見及分析的。
｜財政解體的定義
現在，我們來回答問題。財政結構，就是中共集權統治的脆弱點，而錢的財務流轉，就是流動性的傳導應力。
「財政」是個現代經濟、現代國家的體系性觀念，中國的古老王朝，只有「度支」和「歲入歲出」等簡單概念。在傳統統治體制下，地方秩序有地方鄉紳、長老、家族來予以維持，朝廷命官基本上只負責地方不出大事，還有處理跨地方之事。
因此，如今日中共中央集權貫穿全國大小地方的稅收和支出，收入集中中央然後再「統籌分配」的計畫經濟機制，對中國統治方來說還屬於新鮮事物，一方面藉諸當年蘇共之共產體制，另方面求諸秦代前後的法家「商鞅之術」，再加上改革開放後，由西方學習來的財務技能，乃形成現今這一套不三不四、矛盾多端的財政體制，跌跌撞撞的走到今天。其間，各級官僚「雁過拔毛」的自肥習性，以及後生的「民營企業」與權貴家族的「分潤分贓」各種路數，使得現代國家的「財政體系」窒礙難行。
事實上，稱呼其為「財政」，也是一個不得已的說法，因為它是一個雜交的妖怪體制，其實值得研究者為這個「新物種」命名。本書用了「財政」一詞，實在是不得已之舉，望讀者明察，並期待日後有高手能夠以生物學、經濟學的語境予以正名。
中共治下的中國，經濟體排名已經是世界第二，這點無人否認。反共甚至倡議滅共者，也都無法反駁諸如「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之類的道理。
武力上，中共在迅速累積噸位及技術。狂造核彈頭、能打衛星、能發洲際導彈、造軍艦像下餃子一樣。若它穩重一點，不在六塊肌完全成型之前就忙著脫衣秀肌肉，搞不好再給它10年，它真能造就一段時間的霸業。
但中共等不及。等不及的壓力不是別人施加於它的，因為全世界的「別人」，包含當前還是世界霸主的美國，自身都也問題重重，忙著解決自身的問題都還嫌時間不夠用。
等不及的壓力，來自中共自身內部，或說是集權體制的必然。30餘年來，它搭上「美國秩序」（Pax Americana）的便車，以幾乎半價的收費、滿臉堆笑的在車上向其他乘客送水倒茶賣點心，著實的為自己博得了名聲及財富。
因此，如今日中共中央集權貫穿全國大小地方的稅收和支出，收入集中中央然後再「統籌分配」的計畫經濟機制，對中國統治方來說還屬於新鮮事物，一方面藉諸當年蘇共之共產體制，另方面求諸秦代前後的法家「商鞅之術」，再加上改革開放後，由西方學習來的財務技能，乃形成現今這一套不三不四、矛盾多端的財政體制，跌跌撞撞的走到今天。其間，各級官僚「雁過拔毛」的自肥習性，以及後生的「民營企業」與權貴家族的「分潤分贓」各種路數，使得現代國家的「財政體系」窒礙難行。
事實上，稱呼其為「財政」，也是一個不得已的說法，因為它是一個雜交的妖怪體制，其實值得研究者為這個「新物種」命名。本書用了「財政」一詞，實在是不得已之舉，望讀者明察，並期待日後有高手能夠以生物學、經濟學的語境予以正名。
中共治下的中國，經濟體排名已經是世界第二，這點無人否認。反共甚至倡議滅共者，也都無法反駁諸如「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之類的道理。
武力上，中共在迅速累積噸位及技術。狂造核彈頭、能打衛星、能發洲際導彈、造軍艦像下餃子一樣。若它穩重一點，不在六塊肌完全成型之前就忙著脫衣秀肌肉，搞不好再給它10年，它真能造就一段時間的霸業。
但中共等不及。等不及的壓力不是別人施加於它的，因為全世界的「別人」，包含當前還是世界霸主的美國，自身都也問題重重，忙著解決自身的問題都還嫌時間不夠用。
等不及的壓力，來自中共自身內部，或說是集權體制的必然。30餘年來，它搭上「美國秩序」（Pax Americana）的便車，以幾乎半價的收費、滿臉堆笑的在車上向其他乘客送水倒茶賣點心，著實的為自己博得了名聲及財富。
中共能夠半價博市場，是因為其集權體制使得它可以「割韭菜」，補貼出口企業、養育高級牲畜般的企業家。十幾億的韭菜，經濟學上稱為「人口紅利」，馬克思學上稱為「剩餘勞動力」，社會學上稱為「低人權優勢」。但市井小民、販夫走卒對自身處境的直覺最接地氣， 那就是「韭菜」—耐旱耐寒、每周都可長三吋，周周、月月、年年都可割。
這樣的狀況得以持續30 年，靠的是中共的統治結構—中國特色的權力集中骨架，即以暴力威嚇為基礎，橫向的網格化威權管控，綜向的一竿子插到底的威權指令。當這部黨營機器運作有效時，中共可以「舉全國之力」指哪打哪。中共近年來發跡的過程，可以總結為一句話：以無知的順民韭菜為底氣，以抱有幻想的中層菁英為工具，實現權力高層的千秋大夢。
｜習近平的加速期
中共集權統治的骨架，歷經了三個階段。初期以暴力支撐，中期以財政支撐，到了當下，藉以統治的財政收支能力已達臨界點。
前期，一直到鄧小平過世，維護權力的核心方式都是暴力。1989年6月4日天安門事件，代表了一個明顯的分水嶺，由暴力轉向財政力。2012年習近平上任後，第三階段開始顯現，統治骨架的支撐點由財政力又逐步回到暴力。
天安門學運中，鄧小平拍板送軍隊進北京維穩演變為開槍殺人，事後的衝擊力道，令中共意識到國內維穩鎮壓不能用軍隊，其對民心以及國際視聽的影響後座力太大，因此在天安門事件之後成立了武警部隊，也就是改以武裝警察維護內部統治。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2022年6月12日，習近平以軍委主席身分發表了一項軍委令—非戰爭軍事行動準則令。這個動作，有對內對外的意義。但可看到，習近平所面臨的統治安全，或者說他個人的政治地位安全，已經不是單單武警就可以應付的了，必須隨時動用正規部隊。習近平知道，當「錢」（財政）的政治、社會潤滑作用走到盡頭時，剩下的就是暴力了。經濟被砸爛使得中國沒錢這件事，究竟起因於他的奪權策略，還是大勢所至？這問題留待後面章節來分析。
1989年6月4日天安門事件，是自70年代末期改革開放以來的一次分水嶺。元老們定調—改革開放的路線不能變。
這樣的狀況得以持續30 年，靠的是中共的統治結構—中國特色的權力集中骨架，即以暴力威嚇為基礎，橫向的網格化威權管控，綜向的一竿子插到底的威權指令。當這部黨營機器運作有效時，中共可以「舉全國之力」指哪打哪。中共近年來發跡的過程，可以總結為一句話：以無知的順民韭菜為底氣，以抱有幻想的中層菁英為工具，實現權力高層的千秋大夢。
｜習近平的加速期
中共集權統治的骨架，歷經了三個階段。初期以暴力支撐，中期以財政支撐，到了當下，藉以統治的財政收支能力已達臨界點。
前期，一直到鄧小平過世，維護權力的核心方式都是暴力。1989年6月4日天安門事件，代表了一個明顯的分水嶺，由暴力轉向財政力。2012年習近平上任後，第三階段開始顯現，統治骨架的支撐點由財政力又逐步回到暴力。
天安門學運中，鄧小平拍板送軍隊進北京維穩演變為開槍殺人，事後的衝擊力道，令中共意識到國內維穩鎮壓不能用軍隊，其對民心以及國際視聽的影響後座力太大，因此在天安門事件之後成立了武警部隊，也就是改以武裝警察維護內部統治。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2022年6月12日，習近平以軍委主席身分發表了一項軍委令—非戰爭軍事行動準則令。這個動作，有對內對外的意義。但可看到，習近平所面臨的統治安全，或者說他個人的政治地位安全，已經不是單單武警就可以應付的了，必須隨時動用正規部隊。習近平知道，當「錢」（財政）的政治、社會潤滑作用走到盡頭時，剩下的就是暴力了。經濟被砸爛使得中國沒錢這件事，究竟起因於他的奪權策略，還是大勢所至？這問題留待後面章節來分析。
1989年6月4日天安門事件，是自70年代末期改革開放以來的一次分水嶺。元老們定調—改革開放的路線不能變。
鄧小平死後，江澤民基本上把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個路線，退化詮釋成「悶聲發大財」；中共的權力骨架，也由原來的與武裝力量相映射，逐步形成與財政力量、金融力量相映射的局面。
中共權力架構的要素順序，從原來的「槍桿子」第一、「筆桿子」第二，增加了「銀根子」這個要素，形成「人人向錢看」，也就是「銀根子掛帥」這個中共自創黨以來，沒有發生過的局面。
習近平的接班統治過程，大致上的順序是，先搶筆桿子、再爭槍桿子、最後收拾銀根子。在他本人的意識形態以及個性、經驗、能力的局限下，將中共機器統治下的中國，搞成今天這個尾大不掉的局面。
公平的說，習近平接手的，是個已經半爛尾的樓盤。早在習近平接班前，胡溫時代的溫家寶就明白的公開指出，如果政治不作變革，所有過去的經濟改革成果都會得而復失，導致亡黨亡國。
換句話說，鄧小平賴皮的把問題丟給下一代：一部分的人富起來了之後怎麼辦？溫家寶以及其他許多看見問題但權力不夠的人，指出了問題其實就是：當一部分人已經富起來的時候，必須得改革政治權力結構，否則難以為繼。
而中共另外一股力量，也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的支持習近平意識形態的那股力量，認為中國有自己的道統：中國只有走自己的路才行。
對他們而言，鄧小平所提出的改革開放路線、讓一部分人以及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路線，已經走到氣數盡頭了，再不回到權力集中的老路，那才會真正的亡黨亡國。
我們今天看到中國各種光怪陸離的現象，從政府財政到社會問題，都反射出中共這個以權力為骨架的幫派式組織，在路線的反反覆覆下，已經很接近解體的臨界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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