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自：译者 原文：George Ayittey: How to Defeat a Dictator
作者：托尔·哈尔福森，人权基金会主席
发表：2011年6月24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今年5月，加纳经济学家乔治·阿耶提出席了奥斯陆的自由论坛。他和我在那里一起谈论如何打倒独裁者。
托尔·哈尔福森：在今天的非洲，独裁制度有多普遍？
乔治·阿耶提：跟其它大陆相比，非洲的人均独裁者占有率要高。在1990年，在54个非洲国家里，民主国家只有4个；21年后的今天，民主国家也只有15个。不到10个国家算得上达到了经济上的成功，只有10个国家拥有自由媒体。有人把这称作进步……我不这么认为。
【乔治·阿耶提出席奥斯陆自由论坛。在他身后的非洲地图上，红色表示的是独裁国家，民主国家则以白色表示。】
托：这意味着，至少还有39个非洲国家仍然在受独裁者的统治。
乔：而我们受够了。受够了！愤怒的非洲人民受够了，我们要让他们坐立不安。独裁者制造了这个世界最严重的问题：所有垮台的国家，所有崩溃的经济。所有乏味的腐败案，重大盗窃案，和赤裸裸的财富抢劫都是独裁者造成的，在他们身后留下肆意破坏，可怕的大屠杀和尸体碎片。
但是猜猜每次是谁在帮他们擦屁股？
数十年来，西方花费了数十万亿美元来劝告，哄骗，甚至贿赂独裁者们去改革他们糟糕的政治和经济系统。西方甚至使用绥靖政策来同他们进行和解。该停止了！
托：但是，难道西方不应当通过其它的手段，来向独裁者施压，比如切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和国际援助项目，或者威胁停止在外交上承认他们？
乔：西方必须明白，独裁者永远，永远都不会对改革感兴趣。他们对理性完全麻痹，无动于衷。决不！
独裁者对改革过敏，他们都是狡猾的幸存者。他们会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来保护他们的权力和财富，不管他们的双手沾满多少鲜血。他们是说谎大师和天才的操纵者，永远都不能相信他们会改变。
托：为了生存下来，他们需要哪些资源？取消西方的资助就一定能阻碍他们？
乔：在他仅仅四年半的任期内，已故尼日利亚独裁者萨尼·阿巴察就聚敛了50亿美元的个人财富。奥马尔·巴希尔从苏丹拿走了70亿美元。而胡思尼·穆巴拉克则设法积累了400亿美元的个人财富！所有这些钱都来自他们的人民。
让我这么来跟你解释。所有的美国总统，从华盛顿到奥巴马，一共43位，他们的净价值为27亿美元。这意味着每位非洲的神风土匪从人民那里偷来的财富都远远地超过了43位美国总统的净价值。
托：一位人权活动家如何同这400亿美元的贿款斗争呢？
乔：这正是发生在埃及和突尼斯的事情。受够了独裁者腐败的丑剧，愤怒的街头示威者开始把独裁者赶出去：本·阿里逃跑了，穆巴拉克让位了，还有更多人会下台。
但是请注意：光有吵吵闹闹的街头抗议是不够的。
一个大众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遵守下面三个主要原则。首先，一个反对派联盟是必须的。第二，必须要仔细研究独裁者的做事方法，他的强项和弱点。最后，实行正确改革的顺序十分重要；有几步必须严格按照顺序执行。
托：你刚才说到的顺序应该可以称作阿耶提定律。这个"联盟"，你指的是一个政治联盟吗？对这些大多遭受独裁统治或者一党制之苦的国家来说，这难道不是很困难的吗？
乔：一小群民主活动人士——把它称作长者会——起着神经中枢的重要作用，进行战略企划，协调各个反对组织，民间协会和青年运动的活动。比如1985年在苏丹的集会，1988年在匈牙利的多瑙河之环，1989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77宪章，1995年在加纳的改革联盟（我参加了这个联盟）。如果独裁者计划一次选举，议会必须把所有的政党捆绑成一个选举联盟。在2010年，因为反对派阵营的分裂，独裁者们"赢得"了选举。关于资金，委员会应当依靠自己的侨民社区，而不是西方的捐赠者。
托：为什么改革者应该依靠他们自己的社群，而不是西方的捐献者呢？
乔：改革必须从知识自由和媒体自由开始。它必须来自内部——由人民自己来完成，而不是西方政府或金融机构。内部发起的改革更加连续和持久。穆罕默德·布瓦齐齐的自焚点燃了阿拉伯之春。他的死是自由的终极和最极端的表达形式。
托：嗯，那么说，首先是一个联盟，再找到独裁者的弱点……
乔：所有独裁者的做事方式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除了议会（如果有的话），他们控制住6个国家核心部门（安全部队，媒体，内政，司法，选举委员会和中央银行），把自己的支持者塞进这些部门，唆使他们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一场大众革命要获得成功，它必须让独裁者失去对6个部门中的至少一个或多个部门的控制。当军队拒绝向平民开枪后，本·阿里和胡思尼·穆巴拉克就玩完了。跟前面一样，在1986年的菲律宾和2003年的格鲁吉亚，安全部队受到玫瑰的欢迎（"玫瑰革命"因此得名）。2004年11月在乌克兰的橙色革命赢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而巴基斯坦2007年的黑色革命得到了司法部的全力支持。我再告诉你三个攻破独裁者要塞的办法：
第一：让媒体摆脱他们的控制：建立海盗电台，使用社交媒体。这种办法会启动我们十分珍视的改革，而不是西方的传道，制裁或者姑息政策。
第二：用他们的宪法来打击他们。比如，中国《宪法》的35条就保证言论，媒体，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在加纳，我们使用《宪法》和法院来取消对波段的控制，导致了调频广播台的大量涌现，而这在2000年推翻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通过拉长政府军队在地理上的战线，我们就可以利用独裁者的弱点。关掉行政部门，所有的军政府都会倒台。它将没有足够的士兵来填补整个国家的公务员职位；这种情况发生在1978年的加纳和1989年的贝宁。在突尼斯和埃及的街头抗议爆发的同时，同样的情况也发生那里的几个城市和乡镇，安全部队受到了牵制。
托：但这并没有完，对吧？推翻独裁者只是个开始。
乔：摆脱独裁者只是建立一个自由社会的第一步。独裁制度也必须被瓦解掉。在1960年代的非洲，我们没有这么做。我们赶走了白人殖民者，但是他们却被黑人新殖民者，瑞士银行社会主义者，鳄鱼自由主义者，冒牌革命家和公文包强盗们所取代。
非洲人民会告诉你，我们通过艰难的斗争，把一只蟑螂从权位上赶走，结果来了一只老鼠，做的却还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拆除独裁制度。要拆除独裁制度，我们要有顺序，有步骤地来做一些事。就像给一辆汽车大修，修理也要有个顺序：如果电池坏了，你不能修变速器，或者电池坏了，装一套新的音响系统没什么用处。
拆除独裁制度，首先要进行知识改革（推动言论和媒体自由）；第二，进行政治改革（民主多元化和自由，公平的选举）；第三，宪法改革（限制行政机构的权力）；第四，机构改革（司法独立，选举委员会，高效的行政部门，中立且专业的武装部队）；第五，经济改革，或者自由化（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
托：如果革命不按照这个顺序来发生，会出现什么情况？
乔：因为改革的进程乱了程序或者毫无计划，革命的大逆转曾在几个国家发生过。比如，不成熟的经济自由化——像在波兰，捷克和俄罗斯1990年代进行的"休克疗法"——制造了吸血鬼一样的资本家。取得经济自由化成功必不可少的宪法改革和法律框架都没有开始。权贵们仍岿然不动，这也给改革造成了困难。运用内部消息和政治关系，少数（8个）寡头以最低价侵吞了国家财富，立即成为坐拥数十亿的巨富。
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灾难是因为经济自由化跑在了所有其它改革的前面——像华盛顿共识。诚然，经济自由化可以带来繁荣，但是独裁者们绝不会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他们只会实行那些使他们自己，他们的家人和亲信受益的改革形式。那些追求经济自由化的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埃及，科特迪瓦，肯尼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和津巴布韦，最后都在政治测试中失败，并最终崩溃。在埃及，把胡思尼·穆巴拉克赶下台的街头抗议者现在在寻求把穆巴拉克的自由市场改革推倒重来，让其受益者负责。而曾经被描述成"经济奇迹"的科特迪瓦现在是一片废墟。中国现在也处境艰难。如果它实行政治开放，共产党就会被扫地出门；如果不开放，它可能会像前苏联那样解体。
托：那么，你在奥斯陆自由论坛的演讲中，你会提出一个如何打倒独裁者的三条原则，五个步骤的路线图吧。
乔：是的。戈尔巴乔夫启动了开放；非洲也需要启动它的开放。
我将把我的演讲献给以下各位，我在即将出版的《在非洲》里也提到了他们：猎豹一代——他们在非洲一次收复一个村庄——他们已经收复了突尼斯和埃及，还将收复更多的非洲国家；被邀请前来奥斯陆演讲的巴林人阿里·阿卜杜勒马；白俄罗斯的奥列格·贝贝宁；中国的刘晓波；伊朗的内达·阿哈·苏尔坦；俄罗斯的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突尼斯的穆罕默德·布瓦齐齐；委内瑞拉的玛丽亚·劳尔德斯·阿芙妮和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埃塞俄比亚，利比亚，叙利亚，乌干达，也门，津巴布韦和其它地区的民主活动人士。
我这么做的原因是表明独裁制度不仅存在于非洲，是为了展示我和其他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之间的团结——而这也是奥斯陆自由论坛令人钦佩地展示出来的立场。我们一起努力，相互学习，万恶的独裁者一定会被我们打败！
托：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