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15日 星期三

燕京风声闻鹤唳,神州十亿皆是敌 2

星期二, 14 六月 2011.

受难的人在思考,在思考的人横遭压迫,这些人的存在必然会使那饱食终日的、醉生梦死的庸俗动物坐卧不安。  ——卡尔-马克思

【本文是今年5月1日发行的《社会主义者》杂志第10期的社论,如读者有兴趣订阅《社会主义者》杂志,可点击此栏了解杂志详情或联络EMAIL: cwi.china@gmail】
从4月3日起,直言不讳的世界知名「三流艺术家」(中国官方《环球时报》用语)艾未未已经「被当局失踪」二周之久。北京的艺术家们为响应4月17日国际声援艾未未的「1001椅」活动(全球37座城市的二千余名抗议者携带椅子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大使馆或领事馆前静坐抗议)而组织「周末晒太阳」活动,但在警方「见一个抓一个」的打压下终未成行。不过,继香港街头的抗议与声援后,中国大陆的安徽省合肥市亦惊现喷涂的艾未未头像,追查这些基层草根的象征性反抗成为了中国国保部门与「公安化」香港警员的首要任务。

「被幸福下的」春寒料峭
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曾说过,「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但是这种幸福显然并不适合当下「被幸福的」中国和中国人。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北京当局开始了自1989年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一轮政治打压和拘捕浪潮。截至目前,遭北京当局刑拘或「被失踪」的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有确凿姓名者已经超过六十人,全国「被喝茶问话」的人数三百余人。而且,此轮打压的特点是「无差别、大规模、杀伤性」。
无论政治立场是右派民运还是左派社会主义者乃至毛派改良派,无论是未成年学生还是花甲老人、无论是健康的正常人还是重病缠身的残疾人士、无论是昂昂丈夫还是弱质女子、无论是政治异议还是上访维权。只要在「有关部门」的眼中是「别有用心的不稳定因素」,就一律「强力维稳」。亲美的要抓,反美的也要抓;支持私有化的要抓,反对私有化的也要抓,要搞资本主义的右派要抓,要搞社会主义的左派也要抓。
在去年重判《08宪章》起草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黑手」刘晓波十一年徒刑之后,春节后更将刘贤斌这样「死不悔改的八九民运余孽」(刘贤斌自1989年民主运动以来的二十二年中,三次被判入狱,在监狱外的时间加起来不足六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再次重判十年。与此同时,如「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和「中国马列毛主义工人党」这样的地下毛派组织成员遭到当局秘密逮捕和监禁,部分人员关押时间长达一年半以上,迄今未开始正式审理。
一方面,在北京身为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儿童家长的赵连海,只是因组织受害儿童家长集体维权,并帮助被强奸安徽女访民李蕊蕊申诉,就被官方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二年半有期徒刑。即使在广大舆论压力和港澳政治人物的声援下获得保外就医,但仍然处在官方十数人日夜严密监视下。另一方面,在西安,毛派维权律师赵东民则因为组织当地国有破产企业的数百名下岗退休工人,向本地工会反映索赔拖欠工资、退休金和医疗费,被当局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一审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并搞得家破妻亡。后因国内外左翼与工运维权分子的压力,二审改判为三年徒刑三年缓刑,虽得以回家侍奉病父,却还要时时向本地公安部门报导。与此同时,托洛茨基主义者,如《社会主义者》杂志的支持者们也遭到了当局的打压和威胁。本杂志长期关键的撰稿人,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英文编辑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自2009年以来也因中国官方指控他对国家安全有潜在威胁,在持有合法签证的情况下被拒绝入境,而迄今官方拒绝对此决定做出任何解释。
二个多月来,网络上由一些海外中国青年和民运分子复制中东革命而发起的「茉莉花革命」,虽然在中国内地民众中并无多少实际的回应,但暴力机关却以此为籍口,大量刑拘、软禁、监视居住民运右派,并以「避免社会撕裂引发内乱」为理由恐吓这些以资产阶级市场化改良为目标的民运维权人士要「顾全大局」。恐怕这也是为什么近日来,处于压力之下的赵连海和新近释放的江天勇等人一方面愤慨于当局的「乱捕乱抓」,一方面又一再呼吁要「和平理性」。与此同时,当局对于左翼力量包括托派和毛派在内的左派,则采取「悄悄进村,定点消除」的非常规作法。在长期以广场红歌会而著名的河南洛阳,当地警员为了消弭毛派分子不安定因素和阻止不符合上意的红歌会。不仅劳教处理了当地活跃分子,甚至盗窃抢走红歌会储存在私人家中的音响以绝后患。
镇压对于众多异议人士产生巨大打击,尤其是那些自由主义者和《08宪章》的支持者。他们一直幻想冀望于中共当局会自己逐步推动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但是正如社会主义者和本杂志长期以来所主张的,只有群众性革命运动,尤其是得到超额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参与,才可能终结专制统治。
自从三十多年前中共当局走上资本主义复辟道路以来,特别是在1989年镇压民主运动的枪声之后,「独裁镇压之血」加上「野蛮资本之蜜」终于培育出极右专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曼荼罗之花」。以一党官僚集团专制统治疯狂地推行贪婪的新自由主义市场专制。虽然中国维持了近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但是经济发展是以牺牲数亿底层劳动者血汗、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成果并没有普惠性地为工人阶级所分享,反受盘剥重重,而大资产阶级独享大部利益,制造出惊人的贫富悬殊。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的中国人口控制着41.4%的社会财富,与此同时中国日均生活费用低于1.25美元的人口仅次于印度仍有2亿多人。旧有的虽然不平等和欠丰裕的普惠性的社会保障,如住房、教育和医疗等转而成为压在广大工农底层乃至部分中产基层肩上的「新三座大山」。群众既失去了斯大林主义的「伪平等」,却也没有赢得资本主义的「假民主」。
经济现实与政治意识形态间出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错乱与矛盾,——即「资本主义做得,而说不得;社会主义说得,而做不得。」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今年召开人大会议期间声嘶力竭地宣布中国「不搞私有化」,当局同时以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打击右翼民运人士。但现实中,中国以美元计算的亿万富翁数量稳居世界第二位,这数千名著名的或隐形的亿万富翁,或本身就是红色权贵太子党,或与党国高官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国家名义上仍是「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但是《国际歌》和马克思主义已成官方独家垄断的禁脔,名义上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成为了实际上的弱势群体,宪法规定的经济主义的公有制经济比重远远落后于私有制经济。
今天中共官僚当局在抛弃了旧的专制计划经济的同时,也抛弃名义上残存无几的政治理想和意识形态合法性。庸碌无能、贪婪卑鄙的专制统治集团以暴力镇压明确昭示,他们只需要俯首帖耳与乖乖听命供其驱使的奴才。
根据官方资料,中国30年来非法外逃官员超过4000人,抽逃资金4000亿元;而预测「裸官」(配偶和子女在海外定居、学习与工作,只有本人单独留在国内)的总人数超过118万。假如不是因为对于未来的恐惧,一个国家的统治集团和社会精英为何会如此惶惶不可终日要逃离「幸福的和谐盛世」。因为,他们深知在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如此尖锐的中国,社会犹如蓄势已久即将爆发的火山;而为了维持统治,他们除了暴力与恐吓的手段已经一无所有。
愤怒的地火在熊熊燃烧
镇压与恐慌是一对天然孪生子,越是草木皆兵,越是外戾内色。在最近这一轮的打压中,取消了官方原定4月中旬举行的共青团和政协支持已筹办大半年的北京十六所大学学生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辩论会,取消了4月份由商业集团赞助的北京市区大学生长跑赛,取消了五月举行的北京第八届中国纪录片节,并封闭众多甚至非关政治的网站。就连前期在南京发生的数百群众「集体散步」反对砍伐百年树木的普通环保事件。也被地方当局定为「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要追查其背后的黑手。
但是,对民众不加区别的暴力恐吓只是扬汤止沸,反给统治集团自身制造出更多的敌人,创造出今天「神州满街皆是敌」的局面。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数量1990年代末一年不足万起,2010年已经达到27万起,而且群体事件越来越趋向「规模化、激烈化、持久化和组织化」。
如近日在中国最大城市的上海,不过一周时间,就连续出现两起涉及数千群众的群体事件,由于政府的暴力工具城管肆意殴伤市民,导致数千市民骚乱与警方发生冲突;而在上海港区内数千集装箱货车司机因为抗议通胀导致油价飞涨和官僚政府与垄断资本滥收费用,而发动大罢工已经持续3天,虽数十人被警方逮捕,但也迫使政府妥协,取得阶段性胜利。
现实与历史就是如此具有嘲讽意义,八十四年前的1927年,同样在三、四月间春天的上海,当时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率领80万上海工人阶级发动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第一次工人阶级在中国凭自己的力量成功推翻了专制而腐败的军阀政府。而今天,这个暮气沉沉仍然盗用「共产党」名义的专制官僚集团,却早已站到工人阶级和历史的对面,动用其暴力机器对工人阶级的抗争进行无耻而凶残的镇压。
当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指责群众为「群氓、民智未开、没有现代公民素质」的时候,却似乎很少有人肯反省一下,为何他们如此激烈地「宣传自由民主」,群众却反应寥寥。是的,中国人民当然需要民主。就如上海的工人阶级通过激烈抗争以争取自己的权益,这就是民主的真谛。「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是被中国人民所珍视的。它不应是一种仅仅由少数学生和知识分子所执有的观念。」(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邓小平时代》)
社会性的革命才是民主的真正保证。革命从来不是少数人的事,更不是几个菁英份子的英雄义举或暗室密谋的结果。革命是众多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共同地有意识参与的一个不间断的社会发展过程。历史事实已经显露无遗,没有革命与群众的压力,没有一场改良能得以实现。改良,真正的改良,从来只是宏大革命的副产品。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 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狄更斯《双城记》)
那么,什么是我们的任务?

马克思:「至于要前进,那末只有抛弃这个世界的基础,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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