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3日 星期三

美缺网安人才 恐达4万人

修炼与历史: 美缺网安人才 恐达4万人:

权威网路专家警告,美国缺少有本领的电脑安全专家,使得美国难以在这个网路攻击愈来愈猖獗的时代,保护企业和政府网路。
美国赛门铁克公司(Symantec Corp)执行长沙列姆(Enrique Salem)在纽约举行的路透社媒体与科技高峰会上表示,他的公司正与美国军方、其他政府机构和大学院校合作,协助开发培训安全专家的新计划。
他今天表示:"我们缺少足够安全专家,这是个大问题。我要说的是,从国家安全观点来看,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超出大家所了解。"
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顾问的知名防骇专家莫斯(Jeff Moss)说,由于这种工作吃力不讨好,很难说服科技人才进入此领域。
"如果真要维护安全,就等于是要挑毛病。若能将安全维护好,没人会来跟你说'做得好',只有出差错时他们才会叫你。"
如今网路安全产业备受抨击,因为它们未能察觉设计得愈来愈精密、用来进行金融诈骗和间谍活动的恶意软体,因而没能防止珍贵资料被窃。
莫斯表示,他认为人才荒没完没了。
莫斯说:"没有任何看来正面的推估,我看到的数字是,未来几年似乎将短缺2万多至4万多名人才。"莫斯同时也担任网际网路名称与号码指配组织(ICANN)的安全主管。(译者:中央社张雅亭)

一位高级外交官眼中的苏联

明鏡歷史網: 一位高级外交官眼中的苏联: 在读《历届外交部长的命运》一书的过程中,我第一次知道了一位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苏联高级外交官叛逃美国的故事。不久,在学校的图书馆里,我偶然翻到了这位外交官的自传《与莫斯科决裂》(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 阿尔季卡·舍甫琴柯(1930-1998),出生于乌克兰,前苏...

在读《历届外交部长的命运》一书的过程中,我第一次知道了一位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苏联高级外交官叛逃美国的故事。不久,在学校的图书馆里,我偶然翻到了这位外交官的自传《与莫斯科决裂》(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


阿尔季卡·舍甫琴柯(1930-1998),出生于乌克兰,前苏联高级外交官。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学历。先后在苏联外交部国际组织司、驻联合国代表处工作。后任外交部部长顾问、联合国负责政治和安理会事务的副秘书长。1978年叛逃美国。

叛逃他国的原因一般有三种:一,受到迫害;二,逃避法律责任;三,受到金钱或美色的诱惑。舍甫琴柯的叛逃属于哪种情况呢?他家庭出身良好,父亲是一名有地位的医生,哥哥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他深受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赏识,43岁就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前途无量。

在他叛逃之后,苏联方面说他酗酒、好色。舍甫琴柯说这是造谣和中伤。他的同事维克多?伊斯拉俄良大使认为舍甫琴柯酗酒。(见《在冷战的战场上:一位苏联大使的自白》)即便此事属实,酗酒如果不误事,那也不是大毛病。似乎舍甫琴柯没有因为喝酒误事或在外交场合失态。显然,这些不是他叛逃的主要原因。

舍甫琴柯从小到大一直很顺利。他靠自己的才识和机遇进入了上层社会。“上层人物和芸芸众生不同,他们享有独特的广泛特权:高薪金、高级公寓、别墅、政府提供的由司机驾驶的汽车、火车上的专座和卧室、机场贵宾待遇、外人不得进入的游览场所和医院、专供他们子女上学的学校以及供应减价出售、数量充足的消费品和食品的商店。他们居住在远离平民百姓的世外桃源之中,只有破例外出才能和下等人相遇。事实上,高干系统的最高级人物和大多数群众之间,在心理上有一座高如中国万里长城的屏障把他们隔开。”(第205-206页)

“以葛罗米柯为例。他在近四十年中从未涉足莫斯科的街道。所有其他人几乎也都是如此。在克里姆林宫涂成金色的陈旧而寂静的走廊里隐藏着一座博物馆——一座思想的博物馆,肉眼可以看得见,但却象琥珀所包裹着的一只苍蝇一样,已成为化石。那些因保存这种古迹而飞黄腾达的人,企图强迫苏联人民相信一个以乌托邦神话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第22页)

但是,这些物质上的享受不能抵消精神上的不安。他认清了社会主义的虚伪面目。党和人民的利益只是幌子,所有官场上的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在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已丧失信念的情况下,却还要每时、每事、每地弄虚作假——这不是人人都能忍受的。”(第20页)

舍甫琴柯厌倦了这个虚假的制度,无处不在的克格勃,以及无事不管的党组织。于是他决定离开这个丑恶的地方。他说:“我一贯热爱俄国,今后仍将永远如此。……我所‘背叛’的只是这个政权以及支撑它的那个社会制度。”(《前言》)因此,他说自己是“决裂”而不是“叛逃”。

1973年舍甫琴柯向美国官方表达了离开苏联的愿望。不料,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求他做间谍。次后三年是舍甫琴柯一生最惶恐、最痛苦的一段时间。叛逃是他的愿望,但是做间谍却不是他情愿的。他的自传的第一部分就是“并非甘愿当间谍”。

《与莫斯科决裂》透露了苏联外交系统的一些见不得阳光的黑暗面。例如,外交官(包括外交部长)利用出国的机会购物,甚至走私物品挣钱。苏联驻外使馆中的工作人员有相当比例的克格勃或军事情报局成员。苏联甚至把间谍大量安插进联合国。

此书也有较多关于中苏关系的内容。在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中,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在政治局会议上积极主张对中国无限制地使用核武器。(第194页)这个记载可谓耸人听闻。如果所载属实,当是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目前,这一记载尚缺乏官方档案的印证。

叛逃后,舍甫琴柯在美国过着公开的生活。他的妻子始终蒙在鼓里,回到苏联后不久就自杀身亡。他的一对儿女受到牵连,所幸没有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这比斯大林时代好了很多。他在外交部的一些同事被连累。舍甫琴柯在美国再婚,20年后病死。

《与莫斯科决裂》记载了舍甫琴柯一生亲历的大事,透露了苏联的外交政策和制度鲜为人知的一面。尽管他对某些人物的姓名做了处理,但是措辞相当直率。他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能在不受任何人控制的情况下发表自己的看法,也无需惴惴于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是否能被人接受。”(《前言》)

此书对叛逃前后的心理历程描写得非常详细。把那种变节者的恐惧、焦虑和期望的心态描写入微,看起来比较真实。伊斯拉俄良认为舍甫琴柯在此书中有自夸的成分。我无意评论舍甫琴柯与莫斯科决裂的对错与否。但是,他的行为最大的受害者是他的亲人和朋友。

甄鹏,共识网 

揭大陆人权黑暗 新书《遭遇警察》在港出版 (图)

中国茉莉花革命: 揭大陆人权黑暗 新书《遭遇警察》在港出版 (图)


讲述21名维权人士遭警察暴力对待,被大陆列入黑名单的新书《遭遇警察》,已在香港出版。《遭遇警察》由大陆学者徐友渔及旅美作家华泽联合主编,发行商指中国已成警察国家,新书中揭露当局打压人权的黑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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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徐友渔及华泽主编的新书《遭遇警察》,讲述21名大陆维权人士、网民等遭打压的亲身经历。图为该书的宣传单张。
该书由香港开放出版社发行,周日起在书店销售。杂志执行编辑蔡咏梅对本台粤语组表示,自2008年《08宪章》后,中国的人权状况恶化,对异见人士的打压频繁,滥用警权。编者希望把有关的真相呈现,让外界正思及关注。

她说:“受到警察的骚扰、羁押、殴打、绑架,本来中国的警权就过大,就滥权,现在问题非常严重,所以他们认为要把这个现象披露出来,中国已成为警察国家,要把这个黑暗面公诸于众,也是对这个国家镇压机器的挑战。”

蔡咏梅表示,该书是编者自行组稿,两位主编愿意为此承担全部的风险。据悉,该书在未出版之前,已经被列入黑名单。

该书讲述滕彪、王荔蕻、冯正虎、刘沙沙、何培蓉等,21名大陆维权人士、网民等受公安机关打压的亲身经历,其中还包括两名编者,学者徐友渔及旅美作家华泽的遭遇。

徐友渔是《08宪章》首批签署人,是中国自由派代表学者之一,在北京异见作家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他本人亦受到当局的打压,被限制自由及禁止接受外媒采访。

网名为"灵魂飘香"的华泽,同样在刘晓波获奖后,遭警察戴上"黑头套"及殴打,被秘密羁押两个月后获释,她于2011年1月初写成《飘香蒙难记》,揭露在此期间警察对她进行囚禁、殴打及死亡威吓等行为。

曾被非法关押及判刑的北京维权人士王荔蕻表示,她在2010年因庆祝刘晓波获奖被关押,是她首次经历失去自由,其后有因关注福建三网友案被判刑,期间遭到酷刑,令她身体及证神都受到很大的伤害。

她说:“10年10月第一次被抓进去,拘留了八天,因为刘晓波的事情。那是我第一次,对我的打击,心理上非常震撼。后来就在朝阳拘留所关了9个月,里面非人性的东西,例如要人坐著几小时不能动,我认为这就是酷刑。”

王荔蕻对书本揭露当局打压人权的真相表示支持,并希望藉此让外界更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

目前被软禁的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表示,警察所采取的各种非法手段,羁押、殴打、虐待等他都经历过,最让人感到恐布的不是肉体的虐待,而是警察有法不依。任何人随时都可以被侵权。

他说:“不是以对你肉体伤害的大小来衡量,最大的伤害是一个国家有法不依,反而去侵犯人权,不仅是对我个人的伤害,而是对整个社会的威胁。今天发生在我身上,明天也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冯正虎希望透过这本书,可以让领导人正视这个问题,从而作出纠正。

冯正虎因长期维权受打压,当局不满他近日参与上海访民为抗议司法不作为,发起的“我要立案”运动,他从2月底被软禁至今。在过去两年内,他的住所被查抄10多次,被扣押电脑13台,列印机、手机无数。RFA

自由的赎金_东西德之间的人权交易

 

《看历史》文芮虎

人权交易所得的赎金并没有成为东德政府的救命钱,反而成了他们的“棺材钉子”。

在现代历史上发生了一次长达26年的赎金交易,这就是在冷战期间,东德与西德之间的秘密人权交易——西德用外汇和物资赎买在东德监狱里的政治犯。赎买人数也堪称历史之最,有33755名东德政治囚犯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自由。

当年,所有媒体与当事人都对此事三缄其口。直到去年,这次秘密交易的主要操盘手,德国政府前联邦德国内部关系部国务秘书、法律议员的瑞林格尔(Ludwig Rehlinger)出版了他的回忆录——《赎身——1963-1989年间东西德政治犯交易实录》,才让这段东西德之间冷战时期鲜为人知的历史浮出水面。

两德之间的这次人权交易开始于1962年的圣诞节,距今已经50年了。这次人权交易赎金成了国库空虚的东德政府一座挖之不竭的金矿:从1963年到1989年之间,西德政府为东德的政治犯赎身,向东德政府支付了数十亿西德马克的现金和货物。

瑞林格尔,这个在交易过程中显得严谨冷静的谈判代表,1927年出生在柏林。从1963年开始主持东西德政府间的这种特殊的非官方交易,他不仅通过谈判和交易,赎买了大批东德的政治良心囚犯,还成功地在柏林墙修建之后,完成了使近2000名儿童回到西德父母身边的善举。另外,他还负责操办了不少东西方之间的间谍交换事务。

铁幕后面的黑暗

上世纪50年代的东德,其政治体制完全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对于政治异议人士,采取镇压手段,毫不手软。

在全东德大大小小上百个监狱中,包岑(Bauzen)第二监狱臭名昭著,被称为东德斯塔西(Stasi:国家安全部)的特别监狱,专门囚禁来自全国各地的政治犯。

这个监狱位于德累斯顿东北部50公里的地方,大门上的横幅上写道“实现党的教导,改造每一个人是值得的!”监狱建筑的墙体全是一米多厚。这座五层楼高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直接隶属于国家安全部,是东德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整个监狱只有一道沉重的铁门通向“遗忘的角落”。每一个到这里来的政府异议者都会被监狱当局宣布:“从此,您在画面上消失了。”

包岑监狱里有一排特别的牢房,2.5米长,1.5米宽,被囚犯们称之为“老虎笼子”或者“防空洞”。是专门用来惩罚那些违反监狱纪律的犯人的。按照东德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监狱使用铁镣不能超过21天。可是,包岑监狱管理人员非常“灵活”,他们把犯人套上20天,然后,间歇一天之后,又继续给他们戴上铁镣。

被送到这里的政治犯的罪名五花八门,有“煽动敌视国家罪”、“背叛国家传递情报罪”(包括把学术文章发到西德,比如哲学家巴若(Rudolf Bahro)在西方出版了《选择》,被判8年监禁。)、“危害国家和社会稳定罪”和“叛逃罪”等等。

东德政府执政40年间,共逮捕判罪的政治犯达20万人。至少有160名政治犯被判处死刑。其中,有66名是因为反对国家罪,比如间谍、破坏、泄密以及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事件”的主要参加者。东德执法人员执行死刑的方式是枪击后脑勺。死者不被埋葬,大多是送往莱比锡的南城墓地火化,其骨灰被混在建筑沙石里用作建筑材料。

1961年,东德修建了柏林墙,以阻挡逃往西方的公民。有不少人在越境时被枪杀,没有偷渡成功的人都受到5年以上的监禁处罚。德国著名电影摄影师施密特·莱特维因(Schmidt Reitwein)就是因为偷渡失败,被关押在这里。

东德的人权状况受到西方的关注,特别是作为同一个民族的西德人,对于东德同胞所受到的政治迫害和自由限制感到十分同情,觉得帮助他们责无旁贷。

慈善事业

从1962年开始,西德政府由德国内部关系部部长巴策尔(Barzel)负责,成立了与财政部统一协调的援救小组,对外的称呼叫“教会事务B组”。瑞林格尔就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是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秘密交易的创始人和掌控者。

今天,这个退休法学家成了那次交易中硕果仅存的少数证人。虽然,他不太喜欢用“赎身”(freikauf)这个词,而更喜欢用“联邦德国特别慈善事业”来定义这次历史事件。他认为,这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说法,并不带什么感情色彩。不过,这次交易确实是一次人的买卖,所以,回忆录书名还是使用了这个使人感到非常敏感的词。

那么,这种交易怎么会发生呢?1962年,东德的人权问题受到联合国关注,东德政府首脑为了修饰自己在国际上已经受到损毁的政治形象,并能够使国家财政起死回生,就产生了这个一箭双雕的主意,私下向联邦德国政府提出以政治犯交换赎金的意愿。

尤尔根·斯坦格(Jürgen Stange)是西柏林的一位律师,他持有联邦德国身份证,可以在东西柏林活动,并且与东柏林的同行关系密切。于是,东德通过他向西德政府传达了这个消息。于是,西德派出瑞林格尔负责进行这笔交易。

开始,交易好像是在黑手党之间进行,双方没有协议,也没有签署什么可能泄密的文件。如果表示认可,就通过握手来表示,好像在牲口市场做成了一次买卖。

灰色的命运游戏

瑞林格尔说,“我们有道义上的责任,帮助这些人。”对他来说,最棘手的问题还是,应该让谁获得自由?

“制定赎买对象名单是一个折磨人的过程。”他必须用一个星期的时间研究那些在东德监狱里坐牢的近1.2万名政治犯,要不断地把上面的名单筛选划去,他认为,那简直是一次命运的游戏。他努力要做得公正,对所有的人都公正。因为,“每一个档案后面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现在想来,真是太令人恐怖了。”

1963年,东德政府给西德的第一批交换囚犯的候选名单有1000人,可是,后来东德政府将人数逐渐减少,减少到500人,后来又减到100人,10人,最后只剩下8人。

现在,双方要讨论的问题,是非常令人不愉快的:这8个人的赎金究竟应该是多少?也就是联邦德国政府愿意出多少钱来交换他们,每一个政治犯要付多少钱?归根到底,这是一个怎样来衡量一个人价值的问题。当时,东德提出赎金金额的依据是,一个普通工人,只要3万马克;而教师比较贵,要4~5万马克;但是,一个医生的培养费,国家要付出15万到18万马克,这个培养费用就应该是赎金的额度。当然,双方都知道,这不是明码实价,大家还得讨价还价。

这个讨价还价是在瑞林格尔和他的东德谈判对手佛格尔律师(Vogel)之间进行的。他对记者说,“当然,我要尽量把赎金压到最低。”

最后,双方同意用平均每人4万马克的赎金达成这笔交易。于是,东德的8个囚犯,西德要付32万马克赎金,而且是现金。

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那是1963年秋天,东西方冷战时期的冰峰时代,东西德之间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一个西德政府的官方代表不可能就这样简单地带着如此巨额的现金走到东德。为了使这笔交易不致告吹,对于媒体和海关都必须保密。佛格尔把几个囚犯从东德监狱接出来,同时,瑞林格尔要把全额赎金交给他。

于是,瑞林格尔和自己的助手,律师斯坦格(Stange)坐车去邻近东柏林的勒尔特尔(Lehrter)地铁站。在车上,他和斯坦格坐在一起,让斯坦格提着那箱马克。瑞林格尔回忆道,当火车来到东柏林边境时,“我耍了一个伎俩,让边境检查员没有注意,才让赎金安全地进入东德。”佛格尔在东柏林的下一站等候,从斯坦格的手里拿到了那一箱子马克。这样,8名政治犯才获得自由。简直就像一部侦探小说里的情节。

在这8名囚犯获得自由之后不久,东德政府又提出了新的交换名单。于是,西德政府让瑞林格尔又从一张长长的囚犯名单里做出筛选,并讨价还价、拍板、制订交换日程。

就这样,瑞林格尔一年又一年地重复着这种交易,使东德政府向西方释放了一批又一批的政治囚犯。直到1989年秋天,东德柏林墙倒塌,有33755名政治囚犯通过这种形式获得了自由。而这些人的家属则多达25万人随之迁往西德。

瑞林格尔说,“这些被赎出的人,都是良心囚犯,没有刑事案底,在道德上也是清白的。我们的目的是帮助这些人重新开始生活。在道义上,我们站在正义的一方。而我的谈判对手,比如东德的律师佛格尔,他自己就很清楚,是代表了非正义的一方。不过,他通过这些交易,成为东德最富有的人之一:住豪华别墅,开昂贵的金色奔驰轿车。有人问他为什么会这么有钱,他可以骄傲地回答,为什么搞社会主义就不能富有呢?不过,我认为他还是一位诚实的谈判对手。他答应了什么,一般都会兑现。在我们之间,从来不谈政治,也许我们都很清楚结果会是什么,不愿为此而产生争论。”

佛格尔在东西德统一后,由于他在东德斯塔西机构里扮演的角色受到司法机关收审。后来,鉴于他在救赎东德政治犯的交易中所做的贡献,获得释放。他于2008年寿终正寝,终年83岁。他曾经评价自己道:“我的人生道路不白也不黑,应该属于灰色的。”

瑞林格尔的回忆却常常带着欣喜。他在《交易实录》中回忆道,多年后的一天,当他骑车穿过柏林布兰登堡森林,突然,后面有人在叫他,是一对夫妇。瑞林格尔停下车,一个老者站在他面前,紧紧地拥抱着他,说“瑞林格尔先生,是您救了我的命!”他就是赛德尔(Seider),是前东德著名的自行车赛车手。在1961年柏林围墙修建好不久,他就尝试往西边出逃并帮助别人从地道里偷越边境,奔向自由。后来,他被东德斯塔西的线人出卖,被判处无期徒刑。是瑞林格尔在1966年用一轮船玉米的代价,把他从东德监狱里赎了出来。交易快成功的时候,东德政府却出尔反尔,要将赛德尔的名字从释放者名单上划去。是瑞林格尔威胁将运往东德的玉米轮船停在不来梅港口,坚持要对方释放赛德尔才发货。东德政府被迫让步了,赛德尔才终于获得自由。

神奇大巴

赎救出来的人员被一辆特别的大客车送往西德。这是一辆带卫生间的豪华大巴,外形奇特,车身用蓝白相间的条纹装饰,特别醒目。大巴一出现在东德,就有不少政治犯获释。很快,东德人就给这部大巴起了一个外号,叫“神奇大巴”。

这部“神奇大巴”属于西德黑森州的客车营运商莱西尔特(Reichert),客车上还有一个小秘密: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车主特别为客车制作了双面的可以翻动的车牌。当客车要过境的时候,司机就会按一下按钮,将要去的国家的车牌翻出来。在西德境内行驶的车牌号是HU-X3,在东德境内则是IA-48-32。

这部车从东德运送被政府贩卖的人口,必须尽量避开热闹,中途休息在车辆稀少的停车场或是森林里,这样,这些特别的人物才能悄无声息地从东德卡尔-马克思城的集中营出发,穿越萨克森森林,送到西德法兰克福附近吉森的接待营。

迪特里希·科赫博士(Dietrich Koch)就是其中一个获得自由的幸运者。在多年后他回忆到,自己是怎样从东德监狱被运送到西德的吉森收留营的。在那里,他重新获得了自己的高中和大学的毕业证书。这些都是东德国家安全局通过律师佛格尔转交给西德有关部门的。抵达收留营那天是周末,办公室休息,他没有西德钱币,就在街上向人要了点钱,去邮局买邮票给他父母寄了一封报平安的信。

和他一起获得自由的还有一位东德人民军士兵,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被判处无期徒刑。也坐上了“神奇大巴”,进入自由世界。

还有一位叫基尔希(Uta Giersch),在东德监狱里坐了7年牢,于1984年被赎出。后来创建了“斯大林主义受害者协会”并成为主席。

显然,这些获得自由的东德人都曾经被要求保持沉默。若干年后,被西德赎救的鲍伊尔斯菲尔德(Alexander. W. Bauersfeld)在1998年接受瑞士《新苏黎世日报》记者的访问时,还能记起当年佛格尔律师在他和别人被送往西德的时候说的话:“你们肯定会认识我,我是律师佛格尔。你们要开心,因为你们坐在这辆巴士上,这里不需要去柏林东站或者库档大街的车票。你们将直接去吉森,那里等待你们的不是宪法保护委员会,而是跟我合作的律师。……你们不要去斯普林格尔出版社,不要让人知道还在这里坐牢的人的名字并让他们出现在报纸上,如果那样我将保护不了你们。那时就会有人来找我,他们手里拿着红色铅笔,在我眼前笑着把那些坐牢的人的名字划掉。”

瑞林格尔从来没有乘坐过这辆“神奇大巴”,因为他害怕会与自己赎出的人之间产生太重的感情。

赎金去了何处?

瑞林格尔从来没有感到与东德政府做这样的交易有什么道德问题。“谁违反了道德律呢?是那些要钱才放人的人呢,还是那些付钱帮助受到政治迫害者的人?”

瑞林格尔经手的前4次交换,使798名东德政治犯获得自由,都是通过这种现金交易进行的。从1964年10月之后,西德方面就再没有用皮箱交付赎金了,而是以货物形式支付赎金,以缓解东德粮食和原材料的缺乏。比如咖啡、可可、水果、谷物、化肥等物资。以后,还用了石油、工业金刚石以及铜材等工业原材料。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货物使那边的兄弟姐妹的生活好过些。”然而,这些货物却被东德政治局官员在国际市场上变卖了,以充实他们羞涩的银行账户。

通过这种方式,波恩政府给东德政府输入了多达34亿西德马克的现金与货物。有人计算过,以当时的东西德马克的实际比率,以及交易过程中的不少灰色费用,西德政府的人权赎金实际上至少支付了80亿西德马克。

赎金存入了在东柏林的德意志商贸银行开设的东德政府的两个账号,一个是昂纳克“总书记”账号0628,另一个是斯塔西(国安部)部长米尔克的账号0528。有时,在昂纳克的账号上存款多达1亿马克。

其实,这笔钱没有成为东德政府的救命钱,反而成了他们的“棺材钉子”。因为,东德政府出卖囚犯的事实逐渐从监狱传到社会,使人民更加认识到了政府的真实面目,并在制度里和心中埋葬了自己曾经有过的信仰。

瑞林格尔对记者说,“我们都知道,东德政府崩溃是迟早的事情,我总是期待着两德统一。不过,却没有料到会来得这么快。在1989年11月9日,我在柏林,经历了柏林墙的倒塌,和东西德的同胞在一起,和别的所有人一样,高兴得号啕大哭。”

自由的代价

直到东德政权结束,两边对秘密赎买政治犯的许多细节都讳莫如深。主要是为了不惊吓昂纳克、米尔克他们,以致影响到后来的赎买自由行动。对于东德当局而言,他们只是需要钱。还有那些间谍交换的过程细节,涉及到许多现在还活着的人,所以在今天都不能透露。

1992年6月3日,德国联邦议会就这次持续了26年的秘密进行了一场公开听证会,迷茫的历史才得以清晰起来。瑞林格尔在会上作为证人,报告了人权交易的全部重要数据:最少赎出的人数是1966年,不到500人;最多赎出的人数是1985年,达2500多人。

在1963年,平均每位政治犯的赎金为4.5万马克,到了1982年,赎金达到9.57万马克。如果是带家属的人,每人得支付的赎金为10万马克。

在交易过程中,西德政府公开支出的赎金为34亿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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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中文笔会关于会员秦永敏失踪的呼吁声明

独立中文笔会关于会员秦永敏失踪的呼吁声明
(2012年6月12日)

独立中文笔会严重关切,本会会员、2011年度“刘晓波写作勇气奖”得主秦永敏先生与其新婚妻子王喜凤女士自6月1日以来与外界失去联系,至今已超过10日,其亲友均无法联系秦永敏夫妇,有朋友至其武汉住处探望发现住处无人。鉴于秦永敏自2010年11月获释以来,一直处于中国当局严密监视之下,并仍处所谓“剥夺政治权利”附加刑期间,本会有理由担忧他因批评写作遭至报复而被当局强迫失踪,因此呼吁有关当局查明或公布其失踪真相,尽快使他们夫妇恢复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并释放包括本会荣誉会长刘晓波等四名会员在内的所有因言获罪者。

秦永敏现年59岁,他于1979年民主墙运动期间创办民间刊物《钟声》,1981年因“编辑出版非法刊物”被捕,后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8年。出狱后于1993年发起起草《和平宪章》,提出平反“六四”和释放所有政治犯等要求,随后被判处劳动教养两年。1997年秦永敏发表致江泽民的公开信,要求中共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宪政。1998年在武汉创办《中国人权观察》通讯,同年公开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北省筹委会”,并到湖北省民政厅申请注册,由是于1998年11月30日被捕,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2010年11月底刑满获释后,他无惧当局的高压和尚处被剥夺政治权利3年附加刑的监控风险,继续坚持写作并报道国内维权动态,并于2011年5月加入独立中文笔会。秦永敏先生在中国的极权制度下始终坚持独立思考,勇敢表达,不屈不饶,保持了一个中国自由作家的良知和勇气。独立中文笔会于2011年11月15日国际笔会“狱中作家日”宣布授予其2011年“刘晓波写作勇气奖”,并于上周末在香港举行颁奖礼,但因当局的阻挠,秦永敏本人及家属均无法到港出席颁奖礼。

同时独立中文笔会注意到,本会会员范燕琼因上街打横幅支持温家宝总理实施政改、要求平反六四,自6月初至今被福建省福州国保围困、封锁家中,并被切断网络;包括本会副会长蒋亶文、理事莫之许、野火在内的多人被当局阻挠出境参加上周末本会于香港举办的文学交流活动。此外上海维权作家、“护宪维权网”和民刊《督察简报》主编冯正虎自今年2月27日以来被软禁在上海家中,至今已超过3个月,期间多次被传唤、搜家。鉴于中国言论自由状况的持续恶化,鉴于包括本会荣誉会长刘晓波等四名会员在内因言获罪系狱的现状,独立中文笔会严重关切会员秦永敏被失踪和范燕琼等被骚扰、打压的现状,担心他们同样因批评言论遭至报复,为此呼吁声明如下:

——要求湖北有关当局尽快查明或公布秦永敏夫妇失踪真相,尽快使他们恢复人身自由、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
——要求福建有关当局尽快解除对范燕琼的骚扰围困,上海有关当局尽快解除对冯正虎的非法软禁,使他们恢复人身自由、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
——如秦永敏夫妇因言论而遭关押,有关当局应纠正以言论罪的错误做法,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在其被关押期间应确保其人身安全和人道待遇,及其联系家人和获得法律代理的法定权利;
——要求有关当局取消对本会会员和其他公民依法享有的自由出入中国大陆的所有限制;
——国内外各界密切关注中国言论自由和人权状况的持续恶化,督促中国有关当局尽快释放包括本会会员刘晓波、师涛、杨天水、朱虞夫在内的所有因言获罪被关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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