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诺曼·马内阿——比昆德拉更东欧的东欧作家
2008年03月12日13:42
梁禾
2008年03月12日13:42
去年夏末初秋，我们到达柏林的美国学院的头几天里，认识了一位老头，他也是该学院本期的成员，叫诺曼·马内阿（Norman Manea），是罗马尼亚文作家。初次谈话，便发现此人出口不凡，于是我就从学院图书馆专门排列他著作的架子上，随意抽拿了几本，作消遣翻阅。这一读，就放不下来。不想这位面容显苍白，体态矮小文弱的马内阿，是多年来在欧洲享盛名、当代最重要的罗马尼亚文作家。他的文字象沙漠里出现清泉，平庸中遇见非凡，无味中巧获情趣，是混沌里的灯光。诺曼?马内阿生于1936年罗马尼亚的布克维纳省。1941年纳粹执政期，他与全家一起被遣送到乌克兰的一个集中营。死里逃生：1945年春，二战结束时，他与家人返回罗马尼亚。从集中营回到罗马尼亚，马内阿万分珍惜正常环境的生活，他拼命学习，满怀激情地拥抱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建设，一直保持了最优等生和共产主义青少年积极分子的地位。高中毕业后，出于跟当年大陆中国许多知识分子避文从理工的同样原因，尽管热衷文学，他还是上了布加勒斯特的建筑学院，1959获工程硕士学位，但他从没有放弃文学创作。1966年，马内阿开始在罗马尼亚当时最有影响的文学先锋杂志上发表作品。74年起弃理工而全力从文。1974年至1986 年，到他第二次离开罗马尼亚时，马内阿已经发表了10部集子（长篇小说、散文、短篇故事等）。
对犹太人被大屠杀的悲剧和创痛，对自己和家族所遭遇的不幸，马内阿用生动的文字独创性地记载下来。马内阿的叙述提醒我们：在当代历史上，竟然因一小撮人的好恶而决定灭绝一个种族，犹太人因此而遭遇灭种大屠杀，这不仅是一个种族的悲剧，这是全人类的悲剧。
1942年，1月20日，一个冰天雪地的严冬日。希特勒手下15个纳粹最高级官员在柏林西南郊坊萃的一幢湖畔别墅里聚会，探讨所谓的“解决犹太人方案”，即如何最有效地在地球上灭绝犹太人种。这15个人全都是当时纳粹政党的精英——大都有博士学位，均出生于医生、律师、政治家、军事家，并全都在第三帝国各个要害部门任头目。会议由盖茨太堡头子兼纳粹党卫队头目海德瑞希（Hyderich）主持。在这个历史上著名的“坊萃会议”（Wannsee Conference）上，这伙纳粹官员们在仔细研究了各种可能性后——包括将所有犹太人遣送到中欧各国的集中营，使其终身奴役致死的可能，以及如何在处死它们后处理成堆的尸体问题在内，——终于达成了大屠杀的方案，即举世闻名的“最终决案”（Final Solution）：将所有的犹太人逐批遣送到集中营处死——用苦役，或用毒气。
坊萃会议后，对犹太人的大逮捕遣送首先从德国开始了，纳粹当局用的是“紧箍咒”法：首先逼迫他们穿上专门标记犹太人的号衣，固定并逐渐与以压缩他们在公共场所的活动范围和时间，拒绝向他们出售任何洗涤用品，掐断他们的生活用品来源，剥夺他们的受雇用机会，掠夺他们的所有财产，等等。一步步地将犹太人的人貌人气剥夺铲除尽，使他们沦为蓬头垢面、污秽不堪的生物而遭人嫌弃唾弃。然后，夜深人静时，一一将他们全部抓捕拿获，塞进运送牲畜的火车厢里送往中欧各国的集中营地，在那里他们被分成有劳动力的苦役劳役致死，或等着被送进毒气室毒死。
最终决案成形后的仅几个月之内，屠杀犹太人的毒气室在德国和波兰设立起来了，成千上万的老弱幼少犹太人首先被送进了毒气室遭杀。这也就是耸人听闻的“大屠杀”（原文Holocaust：希腊文，祭鸟敬神的意思）的开始。
马内阿的短篇故事集《十月，八点钟》，是他以自己童年在集中营的非人生活为开始的自传性短篇小说。与众多关于二战时犹太受迫害的记载和叙述不同，马内阿叙述的特点在于：他并不直接指控法西斯纳粹对犹太人虐待和屠杀的残暴，而是从成为囚徒的犹太人挣扎和求生的角度，从人的本能和生存的最低点，来揭示恐惧、遭害、无望的含义，来重现非人化的遭遇。该集子的首篇“毛线衣”这样开头：
星期一离去，星期五回来。每次走的时候她都哭，像是永别。下一次，她也许不再会丢下我们不管—— 一个星期内是可以发生许多事情的。或许，下次她回来的时候，奇迹会出现：她不必再离去，不必再与我们分离；那时苍天突然会向我们打开，我们都会坐进一个带真正车厢的火车里——不是那种把我们装运到这个世界尽头的荒地，犹如把畜牲运载到屠宰厂的那种车厢。我们将坐的，是一种有暖气的，灯火通明的，带软座的火车……在那种火车上，和蔼可亲的女士们为大家端上每人最喜欢的饭菜，犹如犒劳从天边归来的行者。要不，甚至还不到星期五她回来的那天，就让这无边无际的灰色天空——我们惧怕地等待着被它全盘纳入，永久地一了了之，——终于倒塌，淹没我们，或拯救我们。 每次，她都这样屈身驮着沉重的口袋——里面装满了为我们而日夜劳苦的所得，急急忙忙地回来，焦虑不安。 她像一团阴影，越发灰白、晦暗。我们趴在窗前等着她从雾蒙蒙的荒原尽头冒出来。我们看见她拼命地朝前走来，虚幻恍惚。我们都知道：因为她拼命哀求，他们才终于让她去周边陌生的邻村讨活，因为只要我们留在这里，她既不会也无法逃走。爸爸干的活，他们一天只付他一小块面包。要不是她，我们早就从一开头就熬不下去了。总之，他们准许她出去。他们对她的哀求做出让步，表现出一种残忍的仁慈，似乎是在玩弄一种值得一试的儿戏，只要最终能以突来的残忍和快意将它一下子捏碎罢了。
显而易见，叙述人是个孩子，这个“她”是孩子的母亲；“他们”则是指纳粹集中营的看守卫队。母亲为求生而外出讨活的垂死拼命——如同一只不顾一切的母兽，似幽灵，为维护自己的雏仔，在荒原上觅食 。这个“她”，母亲，并非故事中心，但作为故事的开场形象，生的唯一希望和根子，不仅把当时的绝望境地简练地勾画出来，而且，也贴切地反映出“犹太性”（犹太教主要由母系血缘传递：母方有犹太血统的话，孩子便自然而然是犹太人。若仅是父亲有犹太血统，孩子可以不是犹太人）。马内阿对形象含义的运作非常自如且深奥含蓄。而用“他们”来概指纳粹军官们，除了对其表示绝对的轻蔑以外，更重要的是：作者不想在此与其算政治道德账。道德、政治和战争毕竟是建立在人性人道之上，属于高等次的人的理性行为与活动。马内阿的叙述，欲从更基本、更深的角度来揭示犹太人所遭受的非人迫害。 “毛线衣”这样结尾：
荒原上的风逼近了，它们肆意地在我们中间寻找靶子。那撕裂的风声遮盖了所有的恐惧，听不见凄惨窒息的抽泣，无论那是因为罪过，还是由于羞愧。
每一天都在威胁我们。我们忘记了一天天：我们等待着。我们倾听黑夜咬牙切齿的疯狂。时间在追逐我们，一切都无济于事。连时间也染上了瘟疫。而时间，我们全都处于它的魔掌之中。
什么叫“熬”？熬就是等着出头日。人在熬的时候，时间就成了关键：谁熬得下去，谁熬得时间长，往往就有出头的希望。一个集中营的孩子，面临死亡的威胁，快熬不下去了。这里，对当时处在死亡逼迫下的煎熬、对垂死挣扎、对恐惧，马内阿用悲壮的语言真实地记载下来。那时，一点一滴的时间，都成了对生的威胁。要活过下一分钟，便是当时唯有的希望与最大的努力。死，在那种场合下，是一种解脱；而生，需要更大的勇气与挣扎。
在这篇自转性故事里，作者通过小主人公，用童心、童声，独创地将“内疚意识”形象化，具体化了。这种意识心态，是二战后有关这方面文学、文献记载的重要主题之一。因为它是二战后幸存下来的犹太人的普遍创痛心理：他们对大批遭杀的亡者怀有永久的、无法克制的内疚，对自己的幸存无法感到庆幸；在所有家眷亲友同族人被杀戮的事实面前，他们下意识地自问：为什么偏偏独我存活下来？这也是一些相当有成就的犹太知识分子、职业家在战后自杀的原因之一。
马内阿的故事叙述极其精炼，结构也很独特。其情节发展、叙述人独白与作者的旁白，内在地交织为一体。在这里，生的沉重黑暗，死的逼迫，囚徒的无卫，通过夜的黑暗、刺骨的寒冷、被剥夺践踏的生存、棺材、坟地这些形象，活生生地一一展现在让读者面前，其情景物等各个部分的声音，最终成一股呐喊的巨流，嘶吼着从他的文字里迸发出来，产生强大的感召力。这是马内阿创作的特长，他还尤其擅长运用时间和空间。
回到罗马尼亚，马内阿重见光明。在那段阳光日子里，他以超人的激情、奉献，来投入当时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建设。从少先队、共青团，到共产党，他一路做先锋，争当积极分子，在70年代初便成为当时有影响的年轻作家、公共知识分子。他后来写下的多篇文集，是对那段生活和社会现实批判性的反思。在那些篇章里，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共鸣与同慨。而中国的作家们，在经历了文革这类历史大悲剧后，更多的似在文学的虚构里求新生。马内阿则力求创作的记录性，力求在真实与艺术创造结合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反思性文体——传记性散文故事。更罕见的是，他的叙述并不带有他所经历过的政治社会话语痕迹，他的叙述超越了历史话语的局限。在他的作品中，读者不易看出历史境遇对语言修辞的局限。这是马内阿在一开始进入创作就刻意追求的效果。
我们一度豪言壮语，说：要“敢于直面人生”。自然，这是指直面艰难痛苦、尴尬、阴暗丑陋的人生面。然而，我们看到的往往是，直来直去，尽是直的是他人阴暗面的文人和作家，极少看见能够直面自己的作家。马内阿却真的能够直面自己心灵残骸——残骸中更见真谛。在他最近出版的回忆录小说《流氓的归来》里，他对自己内心世界的揭露，对自己经历——包括对人生最隐私的部分：性恋、恋母情结、婚姻这些方面的刨析，坦诚深刻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
其中的“青春少女的伤痕”篇，讲的是作者青春恋爱的一段经历。1959年夏天，23岁的作者回到当年的高中参加校庆，认识了一个年龄18岁，叫朱丽叶的该校应届毕业女生。两人一见钟情，并向相约了去郊外度周末。为此，作者决定去拜访已经结婚生了孩子的旧情人（他们因为她母亲的阻拦——认为男情人的犹太窟背景高攀不上她女儿医生家庭的门第，而未能最终结合），以了解那段情结。这场拜访成了这两人在肉欲上尽善尽美、登峰造极、超越以往任何一次偷情的通奸（作者原话）。旧情人婴孩的“纯洁摇篮”与他们作孽的大床连放在一起，“整个情境包含着种种刺激”。这之后，从基本礼貌讲，男主人公起码应该给旧情人去个电话之类的。但他什么也没做，因为这时的他已经处于新的开端，那页情史已经被他彻底翻过去了。而且，他意识到这场通奸之所以能够达到如此高潮，是因为其中不乏报复性和偷吃禁果的快感。接下来，与朱丽叶恋爱，从如火如荼势不可挡，从私奔，到被迫堕胎受辱、家庭反对、遭人闲言恶语攻击，到最终因嫉妒性、占有欲、不忠诚。在整个篇章中，作者从头到尾持赤裸的真实客观，毫无心理鞫绊地分析了自己莽撞、冲动、易变、无责任感的青春期，以及时代价值观念在感情领域里的具体体现。更重要的是，马内阿敢用供自己的经历来揭示人的成熟过程与其中付出的代价，其中读者不难发现自己熟识的记印。
“陌生女”篇叙述作者陪母亲到外地看眼病旅途上发生的事：在火车上，双目近盲的母亲，以不带感情色彩的口吻，平静地向儿子叙述了自己多年前的离婚。其实，这之前，作者/儿子已无意中在地方档案管里，阅读到了这一让他震惊的记载——他从来不知道也没有想到母亲曾经离过婚。面对儿子的质疑，母亲用极平常的口吻予以坦率叙述，这更让他感到哑口无言，更感到沉重，象是个刺激、受伤害的情人。这里包含着复杂的感情因素，也涉及到母亲-儿子之间潜在错综的情结：
v母亲年过75，儿子年过45岁。他们在去巴考的路上，那里距离苏切瓦镇约两小时的火车路程，去那里看眼医。近年来随着她因疾病和痛楚而每况愈下的体弱，她的视力也越来越差。儿子专门从布加勒斯特赶来陪她去看眼医。他们没有行李箱，仅带了一个装有隔夜换洗用品的袋子，旅馆的房间事先预订好了。他殷勤地搀扶她下火车。慢慢地，他支撑着她的胳膊，他们出了火车站。旅馆就在附近，他们的房间在三楼，很干净。她把吃的从包里拿出来，放进冰箱里。然后，她从包里拿出睡裤，睡衣，内衣。她脱了衣服，只剩衬衣，裸露着双腿。一个卑微的时刻。他很不自在，她则似同谋。瘦小的躯体，弯曲，苍老，耗损了的，手和脚都显太大。而他的恬不知耻，历来如此！冻结了的记忆又开始重现，青春期可疑的困惑，错误的后果，出生前的居地……这女人，只要为了儿子好，会在任何时刻献出自己身体的任何部分。
跟许多次一样，他困惑不堪，走开了。他走到窗前，把视线挪开，转到街上去。他听见，背后，她缓慢的行动，衣服的窸挲声。慢慢地，她把内衣套在忧伤的身体上，然后，先穿进一个袖子，再另一个。停顿。自然，她在扣内衣的扣子。[……]在火车上坦白的意外仍持续着，然而，这一天的和谐，却没有因此而被打扰。她拿出铁针准备织毛衣，他离开了房间。
从这些文字里，读者不难领会我所指的马内阿“直面自我”的意思。
对被夺去的生命与时间，马内阿认为唯有文字能予以再现而使其永存；对于生命的意义，文字能做不断的探索与表达，并将其凝聚升华为结晶。他说：我写作是因为我须寻找生的意义，我在文字里寻找人作为个体存在的意义。正因为如此，马内阿的创作得以超越通俗意义上的是非褒贬，最终超越自我，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代表人性，得以升华至非凡。
1986年，马内阿因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不得已离开罗马尼亚：那年他在西柏林获得一个德国文学基金后，在那里居住了一年多。
人问马内阿：“你为什么要离开罗马尼亚？”
他说：“我离开这个国家，是因为它太有意思了。而我愿生活在一个比较平静的地方，在那里我不必老得捉摸何事的背后是何人。”
有位罗马尼亚女诗人对他说：“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得生活在这里，我们要在自己语言环境里，坚持到最后。”
马内阿回答：“但是为了写作，我们首先得活着。坟地里满是不能再写作的作家。他们留下来了，在坟墓里，他们不再能写了。”
1988年，马内阿因获美国福伯特奖学金，便离开德国去了华盛顿特区，从此在美国起定居，并以执教、写作为生。
移居美国的马内阿，在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独权制度后，又进入了第三种社会制度生活，他的创作主题也从历史的悲剧创痛、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反思，扩展到对后现代化的探索，对人存在的意义的寻求，对自我的追究，以及放逐作家的属性问题等。
《流氓的归来》中有一篇题为“最后一天：1997年5月2日星期五”的短文，叙述作者重访罗马尼亚后回美国归途中的复杂感想：美国给他提供一个舒适便利的生存空间，但在那里他没有认同感，没有归属感：
飞机从一个不存在点，向着另一个不存在点起飞。只有坟地静止不变。阶段性的稳定，替代的戏剧性，最终获得优越地位的儿戏，对这般类似的无聊，颇万罗?奥古都斯即使不用回归一词，也都可以给于回答。
美国再一次提供最合适的过度空间！我得到这样一种确信，起码有了这点。我用从那个波兰诗人那里学来的祈祷节奏，一节一节地，爬上飞机的阶梯。一节又一节，一字接一字“人们在天国里要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里过得好。那里的社会制度稳定，执政者讲理，人们在天国里要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过得好。”我结结巴巴地重复着所有外国人的信条，在天国大叔的腹腔里做窝。空洞的感觉不断增长，人离开地面时所经受的那种眩晕也随之增强。一个不确着的间歇，悬吊着，一种从自我中分离出来的优越感，那种晃荡，空洞，以及与空洞的认同。
然而，作者对这份存在的空洞虚无，采取了勇敢的接收和认可：“我将不会象卡夫卡的蟑螂那样，把脑袋坚实地插入土地里而消失，我将继续自己的朝圣，像蜗牛那样，平静地接受自己的命运。”面对后现代生存的危机，马内阿用自己为例加以揭示。他的文字不虚伪。
马内阿一直坚持用罗马尼亚文写作，尽管这意味着他的影响会在自己所生活的英语世界里受到一定的局限。但他认为：语言代表了人的根基，也是人的社会性归属的体现。罗马尼亚是他的出生地，是他的母土，他已经在那里起死回生过一次。若再放弃罗马尼亚文，那么，他将在整个地球上失去根基，而成为真正的流放者。显然，对于一个从纳粹集中营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对于一个不得以移居异国的作家，语言的意义非同一般。
马内阿的著作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在世界各国获得了无数种文学大奖，其中有意大利诺尼诺（Nonino）文学奖，西班牙2005年最佳外文著作奖(La Vanguardia)、美国的麦卡瑟天才奖(MacArthur ) 等。他的著作在美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高度受重视。
人问：“你为何人写作？”
马内阿说：“我的放逐境遇，反映了这个正在不断缩小的世界上的成千上万受排斥人的处境。我也代表了那些在自己本土上被驱逐的人们，这些人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他们讲的也是本社会的语言，但他们不幸失落在混沌的林丛里，他们在其中感到孤独。”
马内阿还说：“现代化意味着没有中心，而人们对此感到困惑。”他说：“你们难道没有看见教皇去世的事件是怎样变成了跟戴安娜公主亡于车祸同样性质的事件吗？在圣彼得教堂广场上的人并非都是信徒，但他们都要‘在’那里。当今 ，‘不在’要比‘在’ 更难。
在当今世界高度物质化、“全球化”面前——无论每一个人对这全球化有着怎样不同的解释，作为个体，人大都怕“失落”，因此要争先恐后地“入时”、“入行”。其实，“失落”已成为当生存现实的一个普遍现象，马内阿的叙述，也因此而更进一步地探索人作为个体的意义。与此同时，他的叙述，让人认识到：语言使人有了尊严，使历史成为可能；语言将泯灭再现，使失落有了重归。
马内阿常常被比作历史上的各位名作家，比如：果戈尔和布尔卡乔夫等，更有评论者将他比作卡夫卡的继承者。1983年，诺贝尔文学夺冠者海瑞希?波尔（Heinrich Boll）促成了他的作品在西欧的首次翻译和出版。波尔曾说：“我不知道当今在西方有谁比诺曼?马内阿更值得被翻译和了解的作家。”文学评论家卡拉乌蒂奥?马科瑞斯 (Claudio Magris) 这么描述马内阿：“他是那种能够在完全的沙漠中成长的伟大作家。在他杰出的篇章中，他叙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驱逐和流放，那里所有的人都懂得无望是什么，正如摩西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到达那许诺领地那样。这位伟大作家刻入肌肤和纸张的文字，形似庞然怪物的图腾，是一种巨型的伤疤。”
意大利评论界说：“马内阿的语言勇敢地保持了孤独。这是一个不再寻求同盟、舆论支持者的语言，是历史的见证。它无畏地代表了一个内在的宇宙—对恐怖的记忆，然而它并没有放弃希望，哪怕再微弱的希望。这份希望并非指‘皆大欢喜的结局’，这希望是语言本身，是一位纯真作家的无可比拟的语言。”马内阿被翻译成英文的主要著作有：《十月，八点钟》，短篇故事集（1992，1993）;《论小丑：独裁与艺术家》，论文集（1992，1993）；《必须幸福》，短篇小说集，（1993，1994）；《黑信封》，长篇小说，（1995，1996）；《流氓的归来》，故事性回忆录，（2003，2005）。在创作的同时，他还在世界各家重要杂志和报刊上发表大量的文章和评论。近年来马内阿在巴德学院（纽约州）任欧洲学基金教授，也是那里的驻校作家。
尽管马内阿在美国和西方各国得到盛大荣誉并待遇优越，但对他来说，自己在纽约市的居点象是个舒适便利的旅馆，仅此而已。他长期感到与周围的世界并没有根深蒂固的维系。然而，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了恐怖分子的袭击，他开始觉得自己与那个城市内在地连为一体了。这是因为：悲剧使人产生共鸣，悲剧将心灵连接起来。
愿马内阿成为中国读者的一位知己，让他的文字填充你求知的心
2009年04月16日 第331期
专访著名作家诺曼·马内阿
我已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文/河西 标签：我已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著名作家诺曼·马内阿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因利希·伯尔
他无情嘲讽残暴统治，用勇气唤醒道德的基本准则，他说任何形式的乌托邦都会让人感到挫折，而当乌托邦成为一种集体意识形态时，人们不久就将迎来恐怖和暴政。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如今已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
1983 年，当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因利希·伯尔无意间读到诺曼·马内阿（Norman Manea）的作品时，他吃了一惊，随后他给予这位东欧晚辈的作品极大的赞赏，他说：“我不知道如今在西方，有哪位作家比诺曼·马内阿更值得翻译和了解了。”经过伯尔的力荐，诺曼·马内阿的作品在西方的声誉水涨船高，这位来自罗马尼亚的集中营幸存者，屡屡将国际文学大奖收入囊中，如今已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
成熟、困苦，充满矛盾和反讽精神，马内阿就像是布尔加科夫和卡夫卡在艺术上的同胞兄弟，总是在揭露世界的荒诞性，虽然他强调说罗马尼亚文学对他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2006 年，《流氓的归来：一部回忆录》获得了该年度法国美第奇奖。在这部重要作品中，马内阿沉思着人生的无常，用自己的奇特风格见证着这个时代的历史：将国家变成了马戏团或“大幼儿园”，将艺术家和暴君转换为两个小丑—花脸小丑与白脸小丑，或傻瓜小丑与权力小丑—之间的对抗游戏。
私底下，诺曼·马内阿是个和蔼的老头，在美国纽约州巴德学院讲授东欧文学，只是一头怒狮般的白发和鹰隼般锐利的双目似乎还在表明，他仍然是一个充满力量的斗士，绝不会屈服于任何犬儒主义和政治力量的重压。1993 年获得美国全犹图书奖（National JewishBook Awards）的《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是对一切恶魔般的残暴统治的无情嘲讽，他用他的勇气唤醒道德的基本准则。当著名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读到马内阿的小说与随笔时，他的感受和伯尔差不多，讶异于自己缘何没有更早读到他的作品。只是可惜，魏斐德本人并没能亲自翻译马内阿的作品，在他逝世后，他的夫人梁禾女士接过丈夫的接力棒，参与了《流氓的归来》的翻译。
作为一个罗马尼亚人，马内阿的人生可谓一波三折。在纳粹集中营里，他的许多亲人死了，而他却幸存下来；在罗马尼亚，他的书籍无法正常出版，或被搁置，或被大段大段地删改，于是，他去了美国，在那儿一呆就是17 年，尽管他从来坚持自己是个罗马尼亚作家，用罗马尼亚语言来写作。
作为一个作家，他从未放弃自己写作的使命和职责，他相信，自己的写作会产生一定的效力，让人们看清什么是正义，什么又是邪恶。正如他自己所说：“现在，更多的时间已经流逝。你已经了解了自由的欢乐与忧愁。你已经接受了流亡者的荣耀。这正是你在那个距纽约不远的乡村中令人愉悦的地方对朋友们所说的。你告诉他们，你最终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B=《外滩画报》
M= 马内阿
纳粹集中营
B：你的家庭成为了纳粹暴行的牺牲品：在1941年，你的父母和祖父母被送到了位于乌克兰的集中营。你在那儿待了4 年，亲眼目睹了自己亲人的死亡。这段生活无法抹去地在你日后的人生中打下了深刻印记吧。
M：这绝对是场噩梦。这段经历对于一个5 岁大的孩子来说首先是个大创伤，这对于所有的被流放者都是如此。如你所知，我在《流氓的回归》一书中，将其称为“开端”—这是晦暗人生的凄凉开始，在这里，人类对他人所犯下的罪行，表明了一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政权对普通、无辜的公民来说是多么可怕。这当然使我对受难、对人类的团结极为敏感，同时也对自由和宽容充满了渴望。
B：《十月，八点》（Octombrie，oraopt）是一本让人揪心的短篇小说集，它们的故事背景被置于流放犹太人的乌克兰荒原上，这部小说集间接地反映出当时犹太人赤裸裸的生存状况和感情上的痛苦。但是你是否认为，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民族身份认同的产物，而不仅仅是人类的残暴本性的结果？
M：我很感动，你对我这部尚未翻译成中文的小说也很熟悉。这些短篇小说由同一个主人公串联起来，这本书也许也可以视作是一部长篇小说，由一种更自由的叙述结构而成。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并在此基础上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极权主义政权。是的，在一定程度上，它的核心是民族国家（一个“纯粹的”并且是被纯化的民族）、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在这个国家中有一群信徒热衷于集体死亡和牺牲，他们“英雄式地”迫害其他民族和人民的主要武器是标语口号。它是一种世俗的意识形态，但是它的狂热不同于我们在世界上常见的宗教式狂热。纳粹们说，不相信我们的标语口号，不遵循我们的行为规则的人是“异端”的敌人，必须被处死，以便理想化地“纯化”种族，他们的纯化事实上是“成功”的。
在当时，要出一本书是很困难的
B：你开始写作是在毕业之后，1966年，你的散文处女作发表在一本很小的先锋杂志《叙事传奇》（PovesteaVorbei）上，这本杂志的主编是米隆·拉度·帕拉斯切维楚先生（Miron RaduParaschivescu）。帕拉斯切维楚先生有没有影响到你之后现代派的写作风格？他是一位古怪的异端的共产主义诗人吗？
M：是的，我的处女作发表在罗马尼亚所谓的“自由化时期”，那本很小但是非常精彩的文学杂志由米隆·拉度·帕拉斯切维楚先生主编，他被认为是新天才最好的伯乐。现代派风格—或者毋宁说是现代风格—在当时非常流行。经历了非常专制武断的审查时期之后，这种写作被认为是开放和重新赋予文学环境以活力的一种方式。帕拉斯切维楚先生确实是个迷人、古怪、异端的共产主义诗人—你对他的描述很准确—他也是一位具有自由精神的反叛者，不可能长期忍受威权和教条。他的小杂志（月刊）只存在了6 期就被禁止了，但是他在这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成功，他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印杂志，帮助提携年轻的无名作家。不久，这些他所提携的无名作家都在罗马尼亚当代文坛上绽放异彩。我对他有着非常美好的回忆。
B：你关于迫害犹太人的文章触怒了罗马尼亚当局，他们对你充满了猜疑。他们有没有干涉你的作品的出版？
M：触怒当局的不仅是我公开揭露他们的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而且，我和当时的罗马尼亚文学界的政治立场和美学观念格格不入。当然， “犹太人问题”令齐奥塞斯库当局感到愤慨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在当时，公开这样说会令他们丢脸。
当然，审查制度无处不在，我的书自然不能幸免。甚至是报纸上的一则讣告，或者是一则婚礼公告都要接受审查。我手稿上的词和句子遭受了删改，他们甚至整页整页地删，一个完整的故事就变得七零八落。有些书—比如《黑信封》—则几次因审查员反对出版而搁浅。在当时，我要出一本书是很困难的。
B：1979 年，你获得了布加勒斯特作协文学奖，这是你获得的第一个文学奖吗？
M：是的，对于像我这样独立写作的人来说这是不容易的。我不是任何阵营中的成员，日复一日，我在文学世界的中心像个工程师一样努力工作着，我和这样的奖项有着正义的联系（而不是我所说的“拜占廷式的”玩弄阴谋诡计的联系）。我是个孤独的写作者；对于统治当局来说，我是个嫌疑犯，和文化组织不能有真正的联系。
流亡生涯
B：为什么1986 年， 你首先受到Berliner-Künstlerprogramm 学术基金会的邀请去了西德，然后又去了美国？
M：我不想离开我的祖国，我在罗马尼亚坚持了几十年。罗马尼亚是我的祖国，她带给了我母语、我的人生和我的写作。但在20 世纪80 年代，那里的情况较之前变得更加让人难以忍受，我们的耐心和希望都已消耗殆尽。痛苦和恐怖以一种残酷而野蛮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使得我们每天的生活就像是地狱。离开罗马尼亚是很不容易的，离开之后我也犹豫了很长时间，直到1992 年，我才决定留在西方。
B：你是位于哈德逊河上安南达尔的巴德学院教授。1989 年起，你成为了巴德学院国际研究院的研究员，教授东欧写作和“大屠杀与文学”，之后，则被授予巴德学院Francis Flourney讲席教授，研究欧洲文化。我不知道你在美国是否也以罗马尼亚语来讲课，正如你用罗马尼亚语来写作一样？为什么你在西方仍然坚持用你的母语写作？你本人参与了你的作品的翻译吗？
M：在巴德学院之前，我从来也不是教授。巴德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可以了解全世界的新一代学生和文学爱好者。虽然这里地方不大，学费也非常高昂，但这里有来自世界30 多个国家的学生。近几年来，巴德学院也成为了一所艺术院校，许多有天分的中国学生也在这里求学……
我内心的语言仍然是罗马尼亚语，这是我写作的语言，要改变我的写作语言、创造性的语言、思考和感觉的核心以及我内心的词汇现在太迟了（我到美国的时候已经52 岁）。我会检查我懂的译文——比如德文、法文、英文，特别是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的质量。不幸的是，我不懂中文！我的作品的中文版是从英译本翻译过来的，而不是罗马尼亚原文，我很遗憾，我无法阅读中文译本。
我是一个罗马尼亚作家
B：你的写作经常被置于中欧的传统之中，这也是布鲁诺·舒尔兹、弗朗茨·卡夫卡、罗伯特·穆齐尔的传统。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舒尔兹、卡夫卡和穆齐尔的著作？你发展了一种高度原创性的写作模式，它们由一组组的散文片断组成，在这里，抒情诗、随笔、政治论文和意识形态论辩交织在一起。你认为你的写作风格是舒尔兹、卡夫卡和穆齐尔的融合吗？那么，你又是如何来看待罗马尼亚和俄罗斯的文学传统的？
M：是的，我感觉自己和这些作家非常接近，但我不知道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我读的舒尔兹和卡夫卡都是罗马尼亚文译本，穆齐尔读的是德文。他们是中欧的作家，我的故乡在罗马尼亚东北部的布科维纳，它曾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也是中欧文学传统的继承者。
与此同时，对于伟大的俄罗斯文学，我的心中也充满了崇敬之情。我常常阅读俄罗斯文学，如果戈理、陀斯妥耶夫斯基、冈察洛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巴别尔、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纳博科夫、茨维塔耶娃……但当然，作为一个读者和作者，我主要的还是罗马尼亚文学和文化的产物，是由罗马尼亚文学发展史决定和塑形的。我是一个罗马尼亚作家。
B：在《论小丑》一书中，你探讨了不同形式的极权社会压迫下，人的思想的危险和脆弱。你如何看待乌托邦？你是否认为乌托邦思想在当今世界中已经走向了死亡？
M：当今，在某些地方，宗教狂热仍在形成某种形式的乌托邦。通常而言，任何形式的乌托邦都会让人感到挫折，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每天这种无聊的生活很压抑，限制了他们的自由，是不能让人满意的。这些喜欢梦想的人需要一些“其他的东西”，去补足他们的生活，去梦想。当这种需求保持在一个私人领域内时，当每个人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就处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形态之中，但当它成为一种集体意识形态时，特别是当它支配了一个政权时，我们不久就将迎来恐怖和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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