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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喜欢邓丽君的观众朋友，对这首歌应该不陌生。在1980年代初，虽然当时的中共主旋律把邓丽君的歌批判成“靡靡之音”，但是民间却掀起了听邓丽君唱歌的热潮。那时，中国大陆市面上充斥着邓丽君的盗版磁带，她的很多金曲都在大街小巷中传唱，而这首情意浓浓的《何日君再来》就是最受欢迎的歌之一。不过大家知道吗，这首《何日君再来》的背后却有一段曲折辛酸的故事。怎么回事呢？我们先从这首歌的诞生说起。
刘雪庵的《何日君再来》暴红
1936年，位于上海的艺华电影公司准备拍摄一部电影《三星伴月》，导演方沛霖想为电影配一首优美的插曲，于是他找到了刘雪庵。
刘雪庵是谁呢？他是当时响当当的“学贯中西，习通古今”的青年作曲家。刘雪庵出生在四川，自幼受到良好的音乐启蒙和传统文化熏陶，长大后又跟随名师学习钢琴、琵琶、指挥、韵文，并有幸成为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黄自的高徒，得到西洋作曲理论的真传。
刘雪庵非常善于在乐曲中融合中西方音乐的技法。无论是为中国古诗词配曲，还是以深厚的古文功底创作诗一般的歌词，甚至是独立创作歌曲，他都展现出惊人的天分与才华。那么这次受导演方沛霖所托，刘雪庵拿出的是什么曲子呢？
话说刘雪庵从上海音专毕业后，有一次应邀参加校内同学举行的联欢会，席间大家相约作曲留念，刘雪庵就写了一首没有填词的探戈舞曲。这次刘雪庵就把它拿了出来。于是方沛霖便请人根据情节需要填词，就是今天大家所看到的《何日君再来》。当时，刘雪庵绝没有想到，这首歌，竟然成为左右他一生的一颗“定时炸弹”。
《何日君再来》旋律优美带有流动性，歌词也颇有意境且朗朗上口，经过金嗓子周璇的一番演绎，立刻在国内的街头巷尾流行起来。当时和周璇齐名的，上海滩七大歌后之一，日籍歌手李香兰也多次翻唱过这首《何日君再来》，让这首歌也红到了日本。
中共掌权 这首歌惹来麻烦
然而等到中共掌权时，这首歌就惹来了麻烦。怎么回事呢？
中共占领大陆没多久，就要给中国人改造思想，把传统的是非善恶、美丑好坏的标准给颠覆了。这首《何日君再来》作为风靡上海滩的情歌，又被日本人唱过，还深受日本人喜欢，不正好拿来大作文章吗？于是，别有用心的人硬是说《何日君再来》中君子的“君”暗指日本王军的“军”。就这样，《何日君再来》被诬陷成了“黄色歌曲”、“汉奸歌曲”，被批斗、封杀。可想而知，作为曲作者，刘雪庵受了多少牵连。
1957年，中共搞起了“大鸣大放”，不知是计的刘雪庵在中共音乐协会组织的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他批评音乐协会几乎是“清一色的党员领导”，有宗派主义。而且，音协机构“政治性太强，学术性太差”，对艺术创作的理解有偏差。并要求为老师黄自和自己的作品申冤，呼吁重新进行艺术批评。
那么刘雪庵的“鸣放”等来的是什么呢？
1958年3月刘雪庵被划为“大右派”、“资产阶级反动学者”。《何日君再来》又被拎了出来，成为刘雪庵的罪证之一。当时，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中共文化部与音协，接连召开会议，说刘雪庵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暗藏在革命队伍的毒蛇”，批判他的艺术理念及“反党阴谋”。《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喉舌媒体，也连篇累牍地报导各界人士对他的抨击。
在极端恐怖的氛围中，刘雪庵战战兢兢，为此竟然写出数百万字的检讨材料。他的待遇也从一级教授降为六级，之后更被贬到图书馆当数据员，从此失去了创作权利。
刘雪庵从青年时期就“跟党走”
不过，说起来让人觉得荒唐滑稽的是，这个被中共打成“音乐界最大反派”的刘雪庵，不仅没有任何“反党”言论，而且从青年时期就听信了中共的谎言宣传，一直为中共尽心卖力。
这里稍微举几个例子。“七七事变”后，刘雪庵先后加入“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和“上海文艺界救国联合会”，与田汉、穆木天等“左翼人士”利用艺术形式宣传中共抗日。后来，他还自费成立“中国作曲协会”，社址就设在自家，作为中共隐藏于上海音乐界的地下据点。他创作了近百首抗战歌曲，宣传“国民党不抗战，只有中共才抗日”的思想。
可能有不少观众朋友都知道中共御用文人郭沫若和他创作的话剧《屈原》。那大家知道《屈原》中的配乐和插曲都是谁创作的吗？我这么一问，可能大家都想到了，就是刘雪庵。
当时“皖南事变”后，中共在重庆对抗国民党，想用话剧《屈原》来挑起民众仇视国民党、偏信中共的情绪。于是，刘雪庵一个人没日没夜地作曲，最后仅仅用三天，就把所有的配乐和插曲都创作出来了，并亲自指挥演出。以音乐为武器宣传中共的主张，刘雪庵真可谓不遗余力啊。
抗战胜利后，刘雪庵继续帮助中共，与国民党为敌。据大陆作家铁流撰文记载，刘雪庵在苏州社教学院教书时，不仅阻挠学校随国民党迁往台湾的计划，他还私藏学校仅有的七根金条，上交中共军管会。
1949年中共篡政后，刘雪庵的境遇又是如何呢？可以说，刘雪庵确实风光一时，先后在无锡、江苏、上海等多个院校任职。还曾担任无锡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刘雪庵调往北京，在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也就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前身，担任教授和副院长。
文化大革命 刘雪庵被下放劳动
不过，没过多久，中共就发动了“反右斗争”。而刘雪庵的遭遇，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若干年后“反右运动”结束了，就在刘雪庵满心期盼中共能对他“开恩”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红卫兵小将们的战鼓擂得“咚咚”响，刘雪庵的心也紧张得“砰砰”跳。果不其然，《何日君再来》再次成为众矢之的，刘雪庵作为“老右派”也再次被揪斗。然而，本来就已经境遇凄惨的刘雪庵却又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给自己和家人招来了更大的灾难。他做了什么呢？
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刘雪庵已经年过花甲，再加上他本来就是个2,700度的大近视，所以看东西就不是那么太清楚。有一次他抄歌词时，不小心将“反帝”写成“美帝”，这一下可麻烦了，他立刻成了“现行反革命”。之后，刘雪庵被赶进“牛棚”，经常被红卫兵打得趴在地上。游街时，他的脖子上还挂着三十多斤重的铁牌子。倍受屈辱的刘雪庵欲求一死，屡次出现反常举动，都被细心的妻子乔景云发现并及时劝阻。
然而，这对患难夫妻却无缘携手走完一生。作家铁流透露，乔景云的同事在她脚边放了一张毛泽东像，然后诬陷她“践踏毛主席像”。就这样，乔景云也成了“现行反革命”，遭到红卫兵毒打，以致子宫脱垂。
1969年，刘雪庵被下放到天津军垦农场参加劳动改造，乔景云拖着病体和他一起去，后来因身体实在不行了，才被孩子背上火车回到北京。可是，因为她是“现行反革命”，医院拒绝救治，乔景云在家中饱受病痛折磨后，于1971年11月离世。等1975年，刘雪庵因双目几乎失明被天津军垦农场遣送回家时，家里就只剩他一人了。
太迟的右派“纠正” 刘雪庵一身是病
1979年3月，刘雪庵的右派问题得到了“纠正”，此时他的境遇是不是应该改善了呢？没有。因为当时《何日君再来》与《红豆词》仍然被定性为黄色歌曲。由于没有彻底平反，刘雪庵在社会上仍然抬不起头来，一些人甚至还不敢和他往来。
据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倪瑞霖回忆：“他每天坐在特制的椅子上，椅子上挖了一个洞下面放马桶，椅子两个扶手中间用一根木棍挡着以免他摔下来。扶手上挂着几个馒头，饿了就啃两口……”
到了80年代，随着台湾歌星邓丽君再次把《何日君再来》唱红，新一轮批判又开始了。此时，经历无数次打击的刘雪庵已是全身瘫痪、风烛残年的老人了。当他因为身上长了褥疮，需要住院治疗时，院方以他是《何日君再来》的曲作者为由，把他留在观察室里，拖延住院时间。
经过一个多月的煎熬，刘雪庵终于等来了一间病房，可是这病房是什么样的呢？
狭小的房间中，放了两张床。一张床上躺着一位感染绿霉杆菌的病患。什么是绿霉杆菌？它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病毒，易传染、难医治，对身体有创面的人来说，几乎是致命伤害。刘雪庵长着褥疮的身体，很快感染了这种病菌，致使病情迅速恶化，最终在1985年3月15日，他带着一生的痛苦与悲愤，永远地离开人间。
死后 《何日君再来》被解禁
到了90年代，《何日君再来》逐渐被解禁，出现在大陆出版物中。1999年，音乐家田青编写《老歌》，把《何日君再来》收录其中，并为刘雪庵赋诗一首：
“曹操说‘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没人怪他栖惶。/东坡说‘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没人骂他颓唐。/可为什么你唱了一句/‘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便被赶下歌堂？/荒唐，荒唐，笑罢似觉悲凉。”
是啊，人们可能很难理解，中共怎么仅仅因为一首抒情歌，就能把一位曾经效忠自己的文弱书生，残害到孤独终老、含恨而终的境地。其实，中共如此赶尽杀绝，为的就是破坏中华文明的传承，折断中华民族的脊梁啊。
如今，人们重听《何日君再来》，除了陶醉于动人的旋律，或许更会为它背后的故事而蓦然警醒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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