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方菲访谈】。
江苏徐州铁链女事件在过去的一个多月时间引发民怨沸腾，其热度和持久度都刷新了纪录。这件事让许多国人发现，他们距离铁链女只是“一闷棍的距离”。而官方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的多份通报，也使其公信力荡然无存。外界分析中共当局已经彻底陷入塔西佗陷阱。本期节目专访程晓农博士分析铁链女事件揭示出的制度之恶，以及社会的溃烂。
程晓农博士您好。
程晓农：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主持人：谢谢您再次上节目为我们解读热点事件。晓农博士这个铁链女事件它的发生离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想先请您很快地回顾一下这个事件的源起。另外，官方一开始的那几份通报为什么引发民众如此大的反弹？
铁链女事件官方4份通报将舆论逐层推高
程晓农：这个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是一场乌龙，就是一个当地的县委学生干部为了迎合中共当局那个多子女政策，就想制作一个典型，结果是引发了一场大地震。当时是丰县县委获悉说下边有个农家，家里生了8个孩子。然后他为了展示地方政府落实中央高层那个3个子女的政策的态度很积极，就组织县里面派人去村里为那几户人家送生活用品，用他们的话说是叫做所谓爱心活动，献爱心活动。
那么那户农家的男的叫董志民，他正在向县里来的干部讲什么自己生活多困难，这时候县里的来人听到旁边有间破屋子，连门都没有，里边有铁链声响，走过去一看吓一大跳。那破房子有一个女的，大冬天的时候被用狗链拴在屋里头。没有鞋，头发凌乱、脸色很黑，土炕上就扔两馒头，这女生就像一条狗那样被栓在那里，这就是这家8个小孩的妈。当时这场景就被县里来的一个女士就拍下来，然后1月28日放到了网上。
现在她放在网上的这个当初的视频，在维基百科上原来是有记录的，但被中共干预了，就删除了。这段视频很快在中国国内迅速地被转发关注，很多人就开始关注女性权益问题。很多民间人士开始挖掘相关线索，发现这个命运悲惨的女人，其实是被拐卖到这个村子来的，由那个姓董的人买下来，长期被当作性奴，受尽虐待。然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大量抨击徐州当地政府的文章。
然后这个事件就进一步变成了国际事件，像英国的BBC、德国之声、端传媒、台湾的《自由时报》和《联合报》《大纪元时报》《纽约时报》这些媒体都跟进报导。中南海本来想用冬奥会来宣传中共的成就，结果这件事完全就转移了社会的眼光，也就给对中共不满的中国民众提供了一个发泄不满的机会，就让中共非常狼狈。“铁链女”事件引起了国际关注以后，地方政府就开始想设法掩盖真相。
目的是为了维护政府的形象，扭曲事实，希望尽快淡化这个事件的负面影响，结果却是越描越黑，民众更加不相信当地政府的说法。下面我就引用2月21日中共的外宣官媒“多维新闻”的介绍，它有这么一篇文章叫做“从网红曝光到丑恶揭露，还原丰县八孩母亲案失控的20天”，我就用它这里面提供的资讯来说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地方政府是怎么样地接连撒谎然后穿帮的。
这篇文章承认，这起江苏徐州丰县的八孩母亲事件是关注度最高、持续时间最长、讨论范围最广泛的公共事件。那位已被忽视了二十余年的“八孩母亲”就成为刺痛社会的一根刺，并引发了一场全民侦探运动，以及对中国刑法修改妇女权益的呼吁。
在民间自发的社交媒体的舆论压力下，1月28号丰县县政府发了一份不到180字的通报，宣称说经过调查核实，这位女的姓杨，当地人，1998年8月与董某人合法结婚，不存在拐卖行为。结果这份经不起推敲的官方通报，就彻底激起了社会不满，又掀开了徐州郊区乡村里的黑幕。
这种情况下，1月30日丰县又发了第二份通报，声称说被锁“铁链女”是1998年6月流浪乞讨的时候，被董某人的父亲收留，以后就和董某人生活在一起，同时承认，两人办结婚登记时，镇政府的民政办工作人员没有对这个女的身份资讯严格核实，但是没发现有拐卖行为。这第2份通报关于这个女人从何而来的解释，和第一份通报是矛盾的。第2份通报退了一步，承认说这个女人不是本地人，是外地来的，但仍然否认说是拐卖来的。
那么这时候另一宗失踪案的女孩叫李莹，她的亲属也向公安提出了申请，要求采集杨某人，就是铁链女的DNA做对比。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铁链女有点像他们家失踪的叫李莹。为了堵住社会舆论的嘴，2月7日丰县的上级徐州市发了通报，这算是这起事件的第3份官方通报。这通报说，在云南核实了“铁链女”杨某来自云南，经DNA鉴定，8个小孩和董某、杨某均是亲子关系。
结果第三份通报又被发现漏洞了，很多民众质疑说，8个小孩中当中的长子叫董香港，不是“铁链女”生的，因为他名字中的“香港”两字很奇怪，怀疑是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出生的，当时他已经长到23岁了。多年来对“铁链女”所受的长期虐待完全不介意，所以他的妈可能不是铁链女。因为铁链女1998年才结婚，如果这是实情的话，那徐州市那份所谓亲子鉴定又是假的。
在民间舆论的进一步压力下，徐州市在2月10日又发了这次事件的第4份通报，这次通报承认说，“铁链女”杨某是被拐卖到徐州的，她在云南原籍的名字叫“小花梅”，而且已经在云南做过DNA检验了，确认杨某人是云南的原籍，她这个身份。但这份通报又暴露出漏洞了，因为有民间人士自己去云南查证，结果发现官方通报，徐州市的第4份通报讲的小花梅所在的村的村民，看过铁链女的视频以后，觉得不是小花梅。
这样的话徐州市第4份通报欲盖弥彰，造假骗人的痕迹又露出来了。然后，民间还有人挖出了铁链女的结婚证，从中又发现不少漏洞，因为这个证件属于伪造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它填写的日期是休假日，在休假日办证，乡一级的政府的办证机构是不上班，所以这一天不可能办这个证件，所以它是假的。其次，照片上的女生不是铁链女。再一个，结婚证上女生的出生日期是1969年，今年52岁，比铁链女大十几岁。因此，铁链女的真实身份再次存疑。
在丰县和徐州市的解释接连穿帮之后，2月17号江苏省委、省政府又宣布成立调查组，对丰县生八孩的母亲她的事件进行全面调查。
江苏省调查结果官方仍然跳不出“塔西佗陷阱”
主持人：我觉得这4份通告完全不能服众，之后江苏省就不得不介入了，而且称要一槌定音。结果这个调查报告在7天之内又火速出炉，那您怎么看江苏省这个调查报告的结果呢？
程晓农：因为现在中国很多民众相信说，那个铁链女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李莹。李莹的父亲是个军人，1979年从四川入伍，是在西藏服役，然后官至上尉。转业以后，回到四川省南充市，就安排在当地粮食局工作。李莹是12岁的时候，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失踪的，这是25年前的事。李莹的家人自从女儿失踪以后，25年来一直在找她。现在既然徐州的铁链女有可能是李莹，那么家人当然希望找到她，确认是自家的女儿。
但这个事又成了中共政治上的难题了，因为她的父亲是为共军服务的，对女儿被拐走这么多年都找不回来，一旦真的确认徐州铁链女就是李莹，而且长期饱受虐待，会对中共的军心造成很大的负面冲击。所以，中共宁可不让李莹与家人见面，这样来避免军心动摇。
前面主持人讲到塔西佗陷阱，这个话习近平也讲。2014年的时候习近平在一次大会上公开表示说，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那么现在中共的官媒已经承认，在徐州铁链女事件中，中共确实陷入了塔西佗陷阱。
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徐州地方当局把铁链女以体检为借口，把她从当地转移到南京。然后把董某以虐待罪逮捕，再把这个村子用铁皮墙给封了起来，派人站上岗，外面的人再想进去访问村民，就已经完全不可能了，这叫做现场封锁。同时中共不去抓大量存在的人贩子，却去抓那些调查人口拐卖的记者。现在去云南查“小花梅”的那个调查记者已经被警方传唤，显然当局要封住民间志愿调查人员的嘴。
同时，中共为了试图统一舆论，2月23号江苏省的，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调查报告出笼了。内容主要是这样说的，首先它回避存在大范围的人口拐卖，把铁链女事件简化成一个孤立个案。然后用承认徐州市通报的方法，否定了丰县的两次通报。最后是在省政府的通报，处理一批县级、科级，科级就是县政府的局级和乡镇级的干部，还有乡干部，希望这样就封住民众的嘴。
但是，网民们又挖出了江苏省调查报告的痛脚了。他们发现，江苏省委省政府2月17日成立调查组，4天里头，除去路程1天，前后跨越河南、云南两个省，官方江苏省政府说他们走访了4,600人次。调查组如果是按8个成员来计算的话，平均每人每天要走访143个人次，按走访每人10分钟来推算，调查组每人每天工作时间是23个小时。这一天一夜只睡一小时，那如果确实他们在这段时间里查阅了资料1,000多份，那每天要看166份资料，这显然是做不到。
因此江苏省的报告，无非就是用省政府的铁口硬断，把他们事先编好的结论硬塞给民众，当然民众不会轻易相信，所以铁链女事件虽然被当局压下去了，但民众的负面评价和怀疑，依然存在。中共其实它爬不出“塔西佗陷阱”。
中共治下大规模人口拐卖存在多年铁链女案揭开黑暗一角
主持人：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件揭示出的一些黑幕，徐州它被称为拐卖妇女的黑窝，80年代后期有一个纪实文学报告就谈的是这个事情。但是从这个事件以来，我们听到许许多多这种恐怖的故事，绝不仅仅限于徐州。那么到底在中国这个拐卖妇女的黑幕有多深有多广？请您谈一谈。
程晓农：中共在这个案件当中，千方百计地想要回避的就是大规模人口拐卖，那么我们也就可以在这方面进一步深入分析一下。徐州丰县的这个苦命女人并不是孤例，也不是只在这个村子里才发现这样的悲剧。
这一次的“铁链女”事件，它只是偶然地掀开了中共统治之下黑暗底层社会的一角，从这个案例追下去，我们就可以发现大量可怕的中国表面繁荣掩盖之下，阴暗不堪的社会现实。这种事情不是现在才发生的，而是过去几十年一直都存在的社会现象，只是长期以来都被中共掩藏起来。现在是因为“铁链女”这件事，把相关问题揭露出来了，那中共恼火的不是那个苦命女人的遭遇，而是中国社会的真实现状被曝光了。
拐卖妇女、劫持小孩，在中国是到处都存在的事。劫持小孩，不仅仅发生在穷乡僻壤，也同样发生在大城市。所以中国的小学放学以后，你会发现说在校门口都聚集一大群家长，各自要接走自家小孩，这就是怕小孩单独行走，可能被劫持。那从北京、上海、深圳这些特大的城市，到小城市，其实都一样，那么拐卖妇女就更普遍了。
这个被铁链栓着的妇女，并不是住在深山僻壤的地方，别人找不到那样。她是在一片大平原上的中等城市徐州市郊区的丰县欢口镇董集村，这个村位于徐州市的西北方，离徐州市100公里。这个村子西面离济南到徐州的高速公路还不到10公里，所以它是一个交通十分便利的平原地带。发生的这个案子，它的案情是20年前就开始的，一直拖到今天才因为偶然的原因被揭露出来。那其中的背景我们可以想像得出来，它有多黑暗。
其实，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有过关于大规模人口拐卖的资料和数据被披露出来。
1989年5月浙江文艺出版社曾经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古老的罪恶——全国妇女大拐卖纪实”。这本书介绍说，从1986年到1989年，人贩子从全国各地拐卖到徐州这6个县的妇女一共是48,100名。当年整个徐州地区出租车的半数司机都参与拐卖妇女，只要是从火车站拉到一个单身的女孩，这个司机就会把她转手，开到人民贩子那儿卖掉。
另外，据徐州市有一份当时的调查报告，80年代末期，当时外地妇女被哄骗、劫持、拐卖到江苏省徐州市所辖各县的具体数字，这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官方数字。具体数字如下：徐州市所属的铜山县12,000人，睢宁县8,700人，邳县9,400人，丰县8,100人，沛县5,300人，新沂县4,600人。那这份官方报告说：这是一组骇人听闻的数字，也是一组充满血和泪的数字。
那这些数字合起来就是我前面提到的48,100人。这份报告就被当时江苏省作协主办的《雨花》杂志，1988年第10期刊登的一篇报告文学叫“黑色漩涡”特地引用了。那这份报告文学举例子说：被犯罪集团劫持、拐卖的妇女，多人被强奸、轮奸，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受害者绝大多数是未婚女青年，有农民、干部、待业青年、精神病患者。
那么是不是说被拐卖的都是女性，都是文化程度低的农村妇女呢？事实上，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女生，照样会被拐卖。1988年9月3日中共官媒《光明日报》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一篇报导叫做“沉重的思考——对11位女研究生被骗案的追踪采访”，这篇报导当时轰动全国，因为它曝光了11位女研究生被拐卖的案件。其中最著名的引起大家记忆很深的，就是上海同济大学一个女研究生的案例。
当时《光明日报》有位女记者叫武勤英，她翻阅了1988年6月7日《河南日报》，看到一篇短文引起她的注意。这篇《河南日报》的短文说：拐卖女研究生的骗子叫李敏，是1988年6月6日在郑州落网的，那么被拐卖的女研究生和这个骗子李敏，是两个女子相遇于郑州的一个小旅社，那这个女研究生的年龄比这个女孩大七八岁，这女孩是农村的半文盲小姑娘，她居然就把这个女研究生给拐卖了。那么这个事件呢，它的情节就促使武勤英去当地采访。
《光明日报》武勤英后来写的报导说：这个我们把同济大学女研究生称为A，就是A呢是被一个16岁的农村小姑娘拐卖到了山东郓城县农村，作价是2,480元，买主是农民宫长恩。那么被拐卖的71天当中，A是遭到宫长恩的强奸，并被严加看护。A曾经想自杀，但是没能成功。后来买主宫长恩被判了5年徒刑。
这时候武勤英还在采访当中，记下了郓城县公安局办公室主任讲的一件事，他说：贵州省有一位妇联主任是要到当地去解救一位，从贵州被贩卖到山东郓城的妇女。结果这个妇联主任走在街上，就被几个山东的当地人绑架。然后是在倒卖贵州的妇联主任的过程当中，这个妇联主任才乘机逃脱的。
在中国人口贩卖这个古老产业，从1980年代到现在，中国媒体不缺少这类报导和纪实片、还有大案要案的纪录片。比方讲，2007年有电影《盲山》；2016年有湖北的巫山地区“巫山童养媳”事件也是类似的；然后2018年9月21日中央电视台“乡村法制剧场”播放一个报导叫做“被拐卖的女大学生”；还有中国有一部电影名字叫做“嫁给大山的女人”，这个电影宣传是说，这部片子是根据河南襄城姑娘郜艳敏的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
那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18岁的打工妹被人贩子拐卖到大山里头，多次自杀未遂，然后就支撑起风雨飘摇的家。其实现实中的郜艳敏的命运完全不同，她是被转卖、被强奸，再以2,700元的价格卖到太行山深处的河北保定市曲阳县灵山镇下岸村，丈夫经常喝醉酒打她。影片与真实事件中完全不符，美化了拐卖妇女的社会现象。
那有人说这是不是徐州地区，这个被拐卖妇女都上个世纪80年的旧事吗？现在是不是人口拐卖的资料很少公开了，也许没了。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其它线索来观察，就像“铁链女”是来自云南一样。江苏省和徐州市，就江苏省北部，还有徐州市地区的大批被拐卖女性都是来自于云南、贵州这西南省份，从那儿到江苏的。她们都是祖居西南山区的少数民族。
然后我们从徐州地区的少数民族种类和人口，我们就会发现，后来从1980年的末期以后，过去这几十年，徐州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反常的大规模增加。
比方讲：1982年徐州地区一共只有18个少数民族，一共九千人；但是到了2000年徐州的少数民族种类增加到了47个，就凭空的多出了三十几个民族，都是外地过去的，人数达到2万多人。这段时间徐州市人口一共增加了30%，但少数民族的人口增加1倍多，而且多半增加的都是西南省份的少数民族。
那少数民族在西南山区，她不可能有机会认识几千公里之外的徐州农民啊，她更不可能自己从山村跑那么远的路，主动什么到徐州来谈恋爱，嫁给徐州这个汉族地方的农民。所以她们从西南山区消失了，然后就突然出现在徐州，基本上就是妇女拐卖的结果，是人贩子把她们远途拐卖来，然后当然是要从下家收钱的。
那么从本世纪初到现在，情况又有哪些变化？根据2020年全国的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江苏省全省常住人口当中，汉族人口比2010年的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增加7.47%；但是江苏省少数民族人口已经从2010年的236,000人增长到621,000人，增长了61%。
那么江苏省这种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速度，显然不是少数民族的生育率高能够自然增长达到的，它只可能是说，从2011年到2020年，又有24万少数民族人口被拐卖到了江苏，其中多少是年轻女子，多少是被拐卖的，这正是中共要隐瞒的事儿。
贩卖人口背后有一个从官方到乡村的共犯结构
主持人：就这种事情发生之后，我觉得人们通常的问题一开始都会说，说这种长期存在的犯罪行为地方政府为什么不管，这样大规模的。但是，我觉得铁链女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很多知情人士的爆料，他们的这个曝光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地方政府和地方的执法机构他们是整个犯罪链条的一部分。所以您怎么看地方政府在这其中扮演的角色？
程晓农：这个角色非常值得分析。我看到2017年时候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报告当中说，说中国是贩卖人口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因为它没有采取严肃的措施，结束中国在贩卖人口问题上的共谋。这个共谋指的是官和民间的共谋。那中共当然是对此矢口否认。实际上，中国的人口贩卖从邓小平时代到习近平任内从来没有少过，这说明有一种宽纵人口拐卖的共犯结构一直在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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