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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下旬，总部位于西班牙首府马德里的“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发表以《海外110：不受控的中国跨国犯罪打击》为题的报告，指出中国针对海外电信诈骗行为所采取的大规模全球追讨行动始于2018年，随着中国警侨“海外服务站”的成立，该行动已经逐渐扩大规模。据中国官方的声明指出，从2021年4月到2022年7月已经有23万名嫌疑人被成功“劝返”回中国。加拿大《国家邮报》（National Post）亦于9月27日报道了中国公安在加拿大境内开设了至少三个“警察局”的消息，称这是中国安全部门为了监视华裔加拿大侨民而采取的行动。两篇报道都是根据公开信息写出，绝对真实；但两条消息都未曾采访所在国警方，未提及所在国警方的态度。
跨境执法涉及到的国家遍布五洲
“保护卫士”的报告指出，中国警侨“海外服务站”遍布五大洲的数十个国家。这些海外服务站行动起源于地方政府，比如福建、浙江等。而这些海外服务站在境外“劝返”行动中发挥了直接作用。
根据“保护卫士”报告的统计，福州市和青田县的警侨海外服务站设立在了包括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和巴西、阿根廷等美洲国家，以及个别亚洲和非洲国家。
该报告还指出，中国当局锁定了九个国家为“欺诈和电信诈骗犯罪严重国家”，它们是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阿联酋和土耳其。中国公民除非有“正当理由”，否则不得在这些国家停留。
“保护卫士”认为，中国的这种“海外110”行动，使用不正规的手段去针对海外中国人或是其留在中国的家属，无论目标是异议人士、贪腐官员还是非重点目标的嫌疑人，都破坏了正当的法律程序和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同时也规避了双方的双边警务与司法合作，违反了国际法规。
“保护卫士”指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但这些国家当中有西方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相关国警方当然不会因为语言障碍，比如看不懂中文而处于信息隔绝状态。因为这种追逃还波及异议人士，肯定会有人向当地警方或者相关部门举报。因此，只有一个结论：所在国的警方知情，默许中国当局的海外110行动，因此形成了一条没有法律规定但却实际存在的灰色地带。
灰色地带存在从何时开始？
社会秩序依靠成文法与习惯（道德约束）维持，国际之间交往也基本如此。中国在他国大规模执法这事儿，就我所知，开启于“猎狐2014”全球追逃贪官行动。
“追逃”是全球范围内追缉携资出逃的各类官员及国企高管。中国从2014年7月就开始推出“猎狐2014”，大张旗鼓地开始在全世界追捕外逃贪官。到10月下旬，人民网推出《聚集中国打击外逃贪官行动》系列，至今共有8集，全方位地描述了全球追逃的各方面情况。在这个系列中讲得非常清楚：中国同意按国际惯例，与所在国分享境外追赃，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三国与中国之间虽然尚未签署“引渡协议”，但已有多种形式的司法执法合作，可协助完成追逃追赃。
中国外逃贪腐官员多在金融业、垄断性国有企业、交通、土地管理、建筑等行业以及税收、贸易、投资部门等任职。以前对抓获人数总是语焉不详，但在“猎狐2014”行动开始后，官方首次给出了具体数据：2008年至2013年五年间共抓获外逃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6694名，途径是引渡、遣返、劝返、异地追诉等。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传统的移民国家，生活条件好、教育质量高，是排名最靠前的几个贪官藏匿地，据说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贪官一条街”和“腐败子女村”。
据称，这是中国政府排除万难，与63个国家签定107项司法协助条约（包括已进行第一轮谈判的），并遵照国际惯例让协助国参与分享被没收的资产（分享比例按协助情况定为40-80%）。
基于上述情况，中国现在这种“海外110”行动，估计是当年司法合作的延续，与所在国商定的目标是贪腐官员等重点目标的嫌疑人，异议人士应该是中国当局挟带的“私货”。
中国政府海外执法的不确定性与时效性
近三年以来，围绕中美两国（今年则是俄乌战争），国际关系急剧变化重组，中国与前述63个国家签定的107项司法协助条约应该会有变化，只是不被媒体关注报道罢了。但以美国为例，变化极大。以下是今年发生的两件（类）大事。
据《华尔街日报》在9月24日发表《美中摩擦促使华人科学家离开美国大学》一文，引述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收集的数据，2021年，有1,400多名在美国接受培训的中国科学家放弃了在美国学术单位或企业的工作，回到中国，该人数比前一年增加22%。许多学者表示，美中日益敌对的政治情势和种族环境是导致这一趋势的原因之一。
据《华尔街日报》采访的中国科学家所述，中国对言论和学术自由的限制让他们感觉自己被困住了，他们经常要参加政治教育会议，而且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避免越过共产党的政治红线。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回中国？亚利桑那大学在2021年夏天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因为担心受到美国政府的监控，每10名华裔科学家中就有4名最近考虑离开美国。
毫无疑问，这些受监控的华裔科学家因自身研究的特殊性，或多或少与中国保持关系，有的甚至参与了“千人计划”。但这不是秘密，中美两国关系定位于合作伙伴甚至战略合作伙伴时，千人计划招聘计划在网上公开，不少参与者也知会了供职的大学或者研究所，有的甚至还为其服务机构谋求了多笔来自中国的资助。他们这种行为，直到2019年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后，才被正式列于违法。
另外一例就是纽约市的王书君五人间谍案。美国司法部网站在5月18日发布《一名美国公民和四名中国情报官员被控对著名的民运人士、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领袖进行间谍活动》，附于文中的起诉书（中文译文）详细列举了王书君案细节，主要是被告涉嫌密谋压制在美国和海外的抨击中国政府人士。据笔者所知，王本人在纽约民运圈活动的资本就是他与纽约领馆的密切关系，他本人也毫不隐瞒这种关系，还常自夸于人前。本人总共只见过这人两次，在一个十余人的公开场合就亲耳听到过他这种自夸。据一些知内情的人士说，因为华人圈吃这套，因此王书君挟此自重——我在此处提这案子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因为这是美国以此类罪名起诉中共特务的第一起；其二是在中美关系尚好的时期，美国并不真在意中共特务在异议人士当中的活动，因为那只会搞乱民运圈，对美国伤害不大。
综上所述，最后对本文阐述的内容做个概括：一、中共对外长期渗透，包括跨境执法在内。我在国内时对通过东南亚追逃就知晓一点，在东南亚邻国当中，只有新加坡特别在意并禁止中国这种活动。二、目前的“海外110”从2018年开始公然存在，疑似“猎狐2014”与各国司法协作的延续；三、中国这种跨境执法与跨境活动存在着不确定性与时效性，主要受中国与他国关系状态的影响，美国加强对华裔科学家的监控并起诉王书君就是一例，下一步也许就会波及中国的“海外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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