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文革”期间
“文革”期间发生的知识分子自杀现象达到了1949年以后的最高峰，反右后已基本消失的因政治运动而导致大量自杀的现象又开始集中出现。仅湖南省道县在1967年8月到10月之间被迫自杀的即达326人；文革期间，零陵地区的自杀人数达到1,397人[17]
在文革的发源地北京大学，据那里的教师叙述，当那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现后，全校被关被斗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多达500多人，有一个时期燕园天天都有跳楼和上吊的，有的教学楼女生晚上都不敢近前。笔者曾看过的一个材料说，仅在北京大学，“文革”初期和工宣队进驻期间，自杀的著名教授就有24名。[18] 北大历史系共青团总支书记、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办公室主任的吴伟能文革中曾经是“左派”，担任了历史系文革委员会主任。1968年11月4日晚，他悄悄离开了“学习班”，在圆明园东北角投水自杀。死后第二天，北大历史系召开了针对他的批判会，给死者扣上了“反革命”、”叛党”（指自杀）等六顶帽子。在吴伟能的尸体被发现时，圆明园的那个池塘里还有三具尸体，其中有一对夫妇是北京地质学院的，有一个是清华大学的老师。[19]
其实，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迫害遍及全国，岂止是北大一校。1966年6月，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清史专家、副系主任傅洛焕看到大字报和遭到“斗争会”攻击后在北京陶然亭跳湖自杀。文革时天津有一阵子自杀成了风，据说是由市委书记万晓塘、副书记王亢之的自杀开的头。一位天津的老大夫告诉笔者其亲自目睹之事：1966年8、9月间，在“红色风暴”刚刮起来的日子，他在市区海河上的解放桥上经常看见有尸体从河面上漂过，如果站立的时间长一些，还会见到两、三具。由于人们普遍见过投水自杀的尸体，以致于北京市民中流传着一种说法，不用看死者的面容，仅看尸体浮起时的状态就知道死者的性别，女的仰着，男的趴着。这种生活经验大概是中国人独有的。
“文革”中自杀现象与以往不同的一个特点是，随着政治运动向社会各阶层全面延伸，其残酷程度越来越高，自杀行为也蔓延到了社会各阶层，不再集中于某几个阶层。从大学到中央机关，从普通工人到中小学生，都有人遭到或惧于政治迫害而自杀。[20] 但迄今为止关于这一时期自杀的记录始终是零散的。[21] 那时的自杀还有个奇怪的特点，即为数不少的夫妻结伴走上黄泉路。笔者居住的大院里“文革”一开始就死了好几对，来自延安、拍摄“开国大典”的著名摄影记者陈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是走得最早的一对。文革中的自杀行为一直延续了几年，根据一份”内部”的统计材料，仅上海市在1968年到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饱受侮辱和折磨后自杀的人即达一万多人。由于关于文革的资料和回忆录比较多，读者可以从许多出版物中找到类似叙述，这里就不再进一步说明了。
二、知识分子自杀现象的分析与评价
在已收集到的1949至1976年间自杀者的案例中，以知识分子的自杀最引人注意。下面的分析以笔者选择的部份知名知识分子的案例为基础[22]，这一名单与上一节注[21]的自杀名单基本不重复。在这一名单中的知识分子多数是本世纪上半叶的大学毕业生，不少人曾留学国外，多半学有专攻，是各自学科或领域内的骨干，也可以说是民族的知识精英。他们在中共建立政权时都留在大陆或在中共建政后特地从海外回国，投身祖国的科学文化建设事业。他们是爱国的，并非中共的政敌，不少人甚至就是中共早年的党员和重要干部。但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这样的知识分子却变成了政治打击的对象，使得他们走上了绝路。
1. 39例自杀案例的归类分析
为找出自杀现象的共性特徵以研究其成因，笔者曾按下列项目分析对比过名单中的案例资料：1.自杀的具体时间和地点。2.自杀的具体方式（如跳河、跳楼、跳烟囱、跳海、跳井、跳粪坑；自缢；打开煤气；服过量安眠药；触电；切断动脉；卧轨等）。3.自杀的直接动机。4.生前工作单位。5.生前经济状况(主要指收入)。6.自杀前的身体状况(是否患有疾病)。7.自杀时的婚姻状况(主要指是否与配偶不和)。8.自杀时与子女的关系。9.自杀时的年龄。10.自杀后单位的结论。11.自杀者家族成员中有无自杀史。12.其它特殊情况。
经过归纳分析后，发现了如下特徵：
第一，在诸种自杀方式中死者通常选用最简单、成功率较高的方式，如跳楼、自缢，这表明知识分子自杀时的绝望程度和必死的决心。他们选择的自杀方式还受制于物质条件的制约。例如，只有少数人选择打开煤气的方式，且集中在家庭煤气使用率较高的上海；自杀的高级官员中多采用服安眠药的方式；而其它自杀者则往往选择自缢和跳楼等痛苦或惨烈的方式。[23]
第二，自杀者中，除少数人外（老舍67岁、饶毓泰77岁、卢作孚69岁、王重民73岁、周瘦鹃67岁），其余35人的年龄约在45岁至55岁之间。自杀者的这一年龄特徵说明，自杀的知识分子中以年富力强、正处在事业高峰期的中年人为主。例如，其中有张宗燧、饶毓泰，谢家荣、汤非凡四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饶、谢两位还是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还有熊十力、周予同等国学大师。这个年龄段的人一般也都上有父母、下有儿女。既然处于这一年龄段的知识分子有较多自杀者，说明社会生活是极不正常的，这些人如果不是被逼到绝路上，一般情况下其自杀动机本来可能会比其他年龄段的人低。
第三，自杀者集中分布在高等院校、作协文联、艺术团体，这些职业恰恰是“思想改造运动”、“反右”和“文革”的矛头所向。
第四，自杀者中有不少是夫妻双方同时自杀，如翦伯赞夫妇、傅雷夫妇、吴晗夫妇、闻捷夫妇、刘盼遂夫妇、刘绶松夫妇、杨嘉仁夫妇、田保生夫妇、李绂夫妇、张宗颖夫妇。这种现象说明，这些自杀者的婚姻状况良好，他们选择这种方式反映了夫妻双方对自杀身死有高度认同。
第五，绝大多数自杀者的家族中都没有自杀记录，从自杀者的性格、年龄、经济、婚姻状况里，都找不到明显的自杀理由。由此可以推测，这些自杀现象的原因与社会学通常对常态社会里自杀现象的假设不同。
2. 自杀现象的原因解析
著名社会学家爱米尔·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曾对自杀现象做过系统的研究[24]，他从对宗教活动、婚姻家庭以及政治、民族群体的研究中，将自杀的类型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利己型(egoistic)，这类自杀的根源在于个人未与社会融为一体；第二种为利他型自杀(altruistic)，即自杀者出于高尚的信念，如为宗教信仰或义无反顾的政治忠诚而贡献自己的生命；第三种为动乱型自杀(anomic)，它的产生是由于个人缺乏社会约束的调节，个人需求和欲望的实现受到了社会的制约。杜尔凯姆将自杀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因素的思路，给人们很大的启发。他认为，自杀与社会环境有关；正是从自杀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才能找到某人自杀的根源和背景。
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杀状况，恰好能从它们发生的社会环境中找出根源。但是，导致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自杀的原因与杜尔凯姆的分析并不吻合。因为，杜尔凯姆所描述的是常态社会中自杀现象的一般规律，而笔者在本文中所考察的却是一个非常态社会中知识分子自杀的奇异现象。杜尔凯姆有关自杀的理论难以解释中国的这种自杀现象。仅在分析某些个案时，杜氏的理论或许有参考价值。
在1949年至1976年间自杀的大批著名知识分子与他们所处的社会之间，本来并不存在特别的紧张和冲突，但是，在当局有意识地引导操纵下，形成了一种对知识分子强加政治压力的社会政治环境，这种压力在1952年、1957年和1966年达到了高峰，而知识分子的自杀率则与这几年政治运动中的政治压力高低完全成正比例。在已知案例中，自杀的时间集中在1952年、1957年和1966年这三次高峰，这些自杀高峰与当时的三次几次政治运动的高潮期完全重合，恰好揭示了这些政治运动的实质。
这一时期出现的知识分子自杀现象还带有明显的突发性和传染性。当许多人处于几乎相同的政治压力之下时，个别自杀者的行为具有对其他社会成员的某种暗示性，而别的正感到恐惧的知识分子很容易接受这一暗示，而选择相同的结局。例如，1966年9月3日著名音乐家傅雷夫妇自杀后，仅过了三天，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和夫人程卓如副教授也一起自杀；又隔了三天，傅雷生前的好友、该音乐学院钢琴系系主任李翠贞教授也自杀身亡[25]；随后，该院的音乐理论家沈知白、管弦系主任陈又新也相继自杀。
在这二十多年里，有这么多的知识分子选择自杀的道路，确实是令人吃惊的。从这些案例中，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自杀的原因。
首先，这个时代的政治社会制度产生了一种严重威胁知识分子生存的气氛。在自杀者中以早年信奉自由主义理想、并有留学和国外生活背景的知识分子为多。这些知识分子曾经感受过自由社会的生活方式，他们回国前或者对中共的制度不了解，或者是对这一制度抱有不少美好的幻想，结果国内现实的政治环境与他们所期待和愿意接受的显现出巨大的差异。发现受骗上当后，他们的内心可能长期处于复杂的矛盾状态下而无法自拔，再遭遇突然降临的政治打击，就很可能导致他们的精神崩溃。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当年从香港回到中国的三个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姜永宁、容国团和傅其芳，最后全都选择了自杀的道路。另一方面，在中共建政之初，有不少知识分子本来是可以选择离开中国大陆的，由于对新政权抱有幻想而留了下来。当后来他们面临政治高压时，或许会对自己当年的选择有一种追悔莫及之感，这也是令他们走上自杀之路的可能原因之一。
其次，五十年代初期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产生了一种媚上卖友、不择手段打击同事甚至亲友的极为恶劣的政治文化，而且这种政治文化被冠上“革命”的旗号而受到政府鼓励。社会当中充满了对立，中国社会中传统的友情被无条件对党和干部的效忠所替代，正常的社会人际关系受到很大的破坏。这样的政治文化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也是这些知识分子难以认同的。从以往早已习惯了的比较自由的社会环境落入这样恶劣的社会环境，并且毫无选择地不得不在其中生存下去，使许多知识分子的身心受到摧残，个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无法通过任何渠道释放出来。人际关系的普遍恶化，甚至使家庭、亲戚、甚至长幼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异化。知识分子自守的个人道德和人格，无法对抗这种由政权强加给整个社会的无道德化，因而他们会有孤立无援之感。长期生活在这样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气氛中，让许多正直而洁身自好的知识分子产生厌世的社会心理，这是自杀现象大量出现的重要原因。
再次，五十年代以降，社会生活的高度政治化日益取代、甚至消灭了传统的日常文化生活；人为地制造阶级对立，使整个社会普遍缺少人道主义精神；由于取消了教会，使一切与教会相关的博爱观念都淡化了。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人都自顾不暇，甚至人人自危，充满了对未来的恐惧，社会成员也普遍失去了人类本应有的同情心。在这种情况下，绝望而有可能走上绝路的人们以及已经自杀的死者，不但得不到别人的关心和爱护，反而受到更严酷的打击。从本文列举的自杀案例中可以发现，某人自杀后，其所在单位往往不会放弃对他们的批判，他们的多数在“畏罪自杀的”名义下而被罪加一等。巴金曾说过：“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词功击死者。”[26] 不仅在社会基层如此，党政高层也毫不关心绝望者的命运。毛泽东就曾对他的医生李志绥说过这样轻松的话：“这次恐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对自杀现象缺少起码的人道关怀，也是加剧自杀现象激增的原因。
第四，中国知识分子的高自杀率，与1952年、1957年和1966年间政治运动中对他们人格的恶意侮辱有关。从已知的自杀案例中发现，自杀者往往相对地集中在这样几个社会群体，即大学教授（学者）、作家、大学生、名演员。有研究表明，在西方和日本，作家自杀的情况比较为人熟知，而历史上中国作家却很少自杀。[27] 为什么在特定历史时期在这些知识分子中却集中出现了一个自杀的高峰呢？其原因只能从那一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去寻找。从案例中发现，当时对知识分子的人格污辱有时甚至超过了政治迫害。比如，当年武汉大学教授刘绶松夫妇就是在被人当面扇了耳光之后自杀的，其它诸如老舍、傅雷、翦伯赞等都有类似情况。知识分子是高度自尊传统上也受到社会充份尊重的社会群体，只是到了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才史无前例地受到了自上而下的、有系统、刻意的政治迫害和人格侮辱，这是许多知识分子自杀的直接原因。
最后，自中共建政以来，除了连续不断的政治高压外，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也迅速缩小，他们一旦受到打压就只有死路一条。知识分子以传播思想文化为职业，但1949年后完全取消了新闻和出版自由，逼着知识分子只能依赖现存体制生存。同时，政府垄断了几乎一切知识分子可能就业的场所。如果知识分子被这个体制所排斥，他们将再也无法以自己的知识技能谋生，而只能去从事体力劳动；而对一些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来说，失去了原来的职业，他们的生存能力是很低的。多数知识分子受迫害后的绝望正是由此而生的。这种为了明确的政治目而塑造的严酷的生存环境，是导致这一期间知识分子自杀现象急剧上升的根本原因。在这一时期，受到政治迫害的知识分子的处境，既不同于帝俄时代的流放，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谪贬。在那样的时代里，在皇权之外还有民间社会，被正统贬斥并不意味着在民间无法生存。而在1949年至1976年间，民间社会基本上消失了，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受到政治迫害后根本就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当时对受迫害的知识分子的处理方式通常是两种，一种是将其下放到最为贫困的地区，另一种是将其遣返回乡。两种方式都以急剧改变知识分子的生存条件为特点，从肉体和物质上进行双重折磨。前一种方式把原来生活状况尚属中上的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习惯于南方气候）送到新疆、青海、山西、北大荒等地最偏僻的乡间，故意从物质条件和精神状态两方面长期折磨他们，目的是要让思想上比较独立的知识分子臣服。后一种方式对知识分子的打击则是双重的，中国有荣归故里、衣锦还乡的文化传统，但把来自农村的、好不容易才从乡间挣扎出去的读书人遣返回老家，让他们戴着右派、历史反革命、特嫌、阶级异己分子等帽子，在故乡的前辈、亲戚、朋友面前认罪，是对他们的尊严的最后的严酷打击。在1949年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打击方式已经成为一种受到主政者鼓励的政治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里，这无形中对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时考虑最终出路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
三、结论
在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出现的大批知识分子自杀的现象是人类的耻辱。对这一现象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了解毛时代给民族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这一时期其它阶层的生活状况。在一个没有自杀传统的国家里，突然出现异常的知识分子自杀高峰，这个现象从反面证明，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不仅具有摧毁社会传统的能力，而且对知识分子怀有特殊的敌意。本文所研究的自杀现象对中国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极为明显的，而且为祸之久，至今仍未消失。知识分子的大批自杀与打击知识精英的其他结果一起，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科学技术和人文艺术的正常发展，造成了学术文化发展的断层，进而妨碍了现代化的进程。这些损失可能是永远也补不回来的了，何况这一政治文化至今仍然束缚着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由此就更可以体会到坚持类似研究的意义。
【注释】
[1] 华明，《三反五反的剖析》，第66页，友联出版社，1952年，香港。
[2] 出处同上，第68页。
[3] 上海解放后，殷纪常第一个把大西路他家私有的中国最大的脚踏车零件厂送给政府“合营”，在银行界他也是最早去请范长江到行里向职工演讲的，这种人他自不想死，但终于受尽折磨还是不免跳楼一死。见华明的《三反五反的剖析》第70页，出处同上。
[4] 何济翔，《沪上法治梦》，第3页，北京出版社，2001年2月，北京。岳骞在“我亲见的土改镇反杀人”中也说过：所谓反对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谁也无力还债，于是纷纷跳楼自杀。当时上海马路上无人敢行走，担心突然自空中飞下一人将自己压死。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听完汇报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少降落伞部队？”即是指跳楼商人。（见金钟主编的《共产中国五十年》，第17页，开放杂志社，1999年10月，香港）
[5]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北京。
[6] 周鲸文，《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貌》，第224至225页、235页、258至259页，时代批评社，中华民国五十一年六月，香港。周鲸文在书中曾提到，在“三反”“五反”时期，北京东四一个区在运动高潮时，就有26个老板自杀。天津中国实业银行副经理就是自己吃安眠药自杀的。当时自杀者不下二三十万人，在北京什刹海解冻之后，一个冰孔处就捞起十几具尸体。天津矿业学院的一位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受不了人格污辱，在自己的卧室里悬梁自杀了。在北京大学，1952年“五月上旬，工学院两名职员自杀身亡。被解除隔离的工程科一名职员和其妻子（总办事处职员）投什刹海自杀身亡。校医室一名医生在家中自杀身亡。”（《北京大学纪事》上册页45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北京）巫宁坤的“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提到：因为一位资深的教授受不了运动的压力，在图书馆前的水塘中自沉。（《共产中国五十年》页72）1949年以后，对各种政治运动中发生的自杀事件通常是不报导的，这也是延安时代的传统。1942年4月以后，延安《解放日报》在整风运动的高潮中分别报导了中央党校一男学员自杀和延安大学一女学员自杀的消息，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有些消息如党校学生自杀是不应该登的”。（转引自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页37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香港）
[7] 李真真，“中国科学院学部的筹备与建立”，《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年第4期，第46页，北京。
[8] 丁抒，《阳谋──“反右”前后》，第350至353页，《九十年代》杂志社，1995年，香港。
[9] 当时曾发过一则内参“右派分子石挥不知去向”，其中写道：“有人怀疑石挥是否会跳海自杀，但经查对上海码头售出的船票和宁波收回的船票数字相等，估计石挥已在宁波登岸，但目前尚未找到他”。《内部参考》，新华社编，1957年2372期，第16页。
[10] 出处同注[8]。
[11] 出处同注[8]。
[12] 黄秋耘，《风雨年华》，第1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北京。
[13] 冰心在谈到肃反时曾说：“这太过了。许多做法是违反宪法的。有些人自杀了。这不是平常的损失，这是我们队伍，向科学进军的队伍中少了几个人。”见《内部参考》1957年2212期，第24页。民盟中央的陈新桂在“对过去几阵暴风雨的批评和建议”一文中也谈到了对历次政治运动中自杀者的评价：“在运动中自杀的人，当时都被说成是‘畏罪自杀’，这是很不公平的，应深入调查，如是畏罪，应指出罪在那里，如是畏逼、畏斗自杀的人，政府应恢复其名誉，照顾其家属生活。”为此，陈新桂后来成了著名的右派。见《内部参考》1957年2225期，第57页。
[14] 出处同注[8]。
[15] “鸣放”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的秘书吉世林奉谢之命写信给中国人民大学女生林希翎，说谢欲在家中见她。后来接见时吉也在场陪同。林被定为“大右派”后，吉也受累落网。老婆离婚带走了孩子，他被遣送老家农村监督劳动。老母见此，愤而上吊自杀。又如，1957年80多岁的学者蒋维乔听其子回家诉说被打成“右派”，蒋当即说“我不想活了”，不久即死。出处同注[8]。
[16] 从维熙，《走向混沌》，第6页，作家出版社，1989年，北京。
[17] 见《疯狂岁月──“文革”酷刑实录》，转引自《大时代文摘》，1997年7月10日第8版（广州）。丁抒认为，“文革”初期自杀者约有20万人，他提供了几个具体数字：湖南大学在文革期间的“清队”中有18人自杀；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有4人自杀，包括从美国回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9人自杀获救未死；国防科委第九研究院自杀的达59人；上海市南汇县在清查“五一六分子”和“一打三反”中有41人自杀；青海省贵德县“一打三反”中有14人自杀；陕西省安康县“一打三反”中有12人自杀。（金钟主编的《共产中国五十年》第216、222、223、225页，开放杂志社，1999年，香港）。目前关于“文革”中自杀人数的估计都是不准确的，因为官方不开放相关的档案。
[18] 北大教授季羡林在回忆“文革”时，对于这个时期的自杀现象曾有特别的感慨。他写道：“我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北大自杀的教授和干部。第一个就是历史系教授汪某人。‘文化大革命’开始没有几天，革命小将大概找上门去，问了他若干问题，不知道是否动手动脚了。我猜想，这还不大可能。因为‘造反’经验是逐步总结、完善起来的。折磨人的手段也是逐步‘去粗取精’地‘完善’起来的。我总的印象是，开始是‘革命者’的思想还没有完全开放，一般是比较温和的。然而我们这一位汪教授脸皮太薄，太遵守‘士可杀，不可辱’的教条，连温和的手段也不能忍受，服安眠药，离开人间了。他一死就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打倒‘反革命分子汪某’的大标语，赫然贴在大饭厅的东墙上，引起了极大震惊和震动。汪教授我是非常熟悉的。他在解放前夕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了地下党，为人治学都是好的。然而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我实在不理解。但是我同情他。第二个我想到的人是中文系总支书记程贤策。对他我也是非常熟悉的。他是解放前夕地下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后来担任过北大学生会的主席。年纪虽不大，也算是一个老革命了。然而他也自杀了。他的罪名按逻辑推断应该是‘走资派’，他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这个杠杠。他挨过批斗，六一八斗‘鬼’时当过‘鬼’，在校园里颈悬木牌劳动也有他的份。大概所有这些‘待遇’他实在无法忍受，一时想不开，听说是带着一瓶白酒和一瓶敌敌畏，离家到了西山一个树林子里。恐怕是先喝了白酒，麻痹了一下自己的神智，然后再把敌敌畏灌下去，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我想到他喝了毒药以后，胃内像火烧一般，一定是满地乱滚的情况，浑身就汗毛直竖，不寒而栗。我还想到了一些别的人，他们有的从很高的楼上跳下来，粉身碎骨而死；有的到铁道上去卧轨，身首异外而死。这都是听说的，没有亲眼见到。类似的事情还听到不少，人数太多，我无法一一想到了。每个人在自杀前，都会有极其剧烈的思想斗争，这是血淋淋的思想斗争，我无法想下去了。我的思绪在时间上又转了回去。我想到了很多年前的五十年代，当时两位教授投未名湖自尽。湖水是并不深的。他们是怎样淹死的呢？现在想来，莫非是他们志在必死，在水深只达到腰部的水中，把自己的头硬埋入水里生生地憋死的吗？差不多同时，一位哲学系姓方的教授用刮胡刀切断了自己的动脉，血流如注，无论怎能样抢救也无济于事，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慢慢地痛苦地死去。......我从来没研究过自杀学，可现在非考虑不行了。我原以为离开自己很远很远、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现在就出现在自己眼前了。我决无意于创建一门新的‘边缘科学’，自杀学或比较自杀学。现在是箭在弦上，非创建不行了。凡是一门新兴学科，必有自己的理论基础。我在别的方面理论水平也很低，对于这一门新的比较自杀学，我更没有高深的理论。但是想法当然是有一点的。我不敢敝帚自珍，现在就公开出来。”见季羡林的《牛棚杂忆》第74、7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北京。
[19] 据美国芝加哥大学教师王友琴的回忆。
[20] 例如，外交部干部凌其翰叙述道：“田保生是我在国民党外交部同事多年的老友。…….不幸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十年浩劫初期，又遭受严重的冲击，1966年8月28日，他因不堪‘造反派’的百般凌辱，与夫人双双含冤而死。”（凌其翰，《我的外交官生涯》，第202至20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北京）又如，1966年夏天，北京市第三中学的语文老师石之宗在龙潭湖投水自杀，北京市第八中学历史老师申先哲也在被殴打后自杀；两年后，在新一轮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历史老师梁希孔、北京市第六中学的历史老师焦庭训，相继自杀；吴晗的女儿吴小彦在文革的迫害中于1973年神经错乱，1975秋天“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她又被捕入狱，1976年9月23日自杀。（据美国芝加哥大学教师王友琴的回忆）。
[21] 笔者整理的文革时期部份自杀者的名单、自杀时间、自杀方式及部份相关记录之出处如下：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1966年12月26日，服安眠药）、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1966年7月10日）、公安部长李震（自缢于公安部大院的防空洞里，见高建国的《顾准全传》页724，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徐冰（1968年）、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1969年1月7日，服安眠药）、纺织部副部长张琴秋（茅盾弟媳，沈泽民遗孀，跳楼）、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和南京师院党委副书记李敬仪夫妇（1966年8月3日）、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俞大因（1966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副秘书长余心清（1966年9月4日，切断动脉）、天津市委副书记王亢之（1968年2月）、学者熊十力（1968年5月24日）、南开大学党委书记高仰云（1966年，跳河）、哲学家李达（1966年8月24日）、电影剧作家海默（1967年）、电影艺术家应云卫（1967年1月26日）、复旦大学教授周予同、华东师大教授姚启钧（1966年8月4日）、电影演员舒绣文（1968年，在狱中）、著名民主人士黄绍宏（1966年8月）、物理学家赵九章（1967年）、作家孔厥（1966年，投水）、名演员赵慧深（1967年12月）、王达仁（见《吴宓日记》，第9册，页464，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黄操良（见蓝翎，《龙卷风》，页121、124，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经济学家沉志远（见《徐铸成回忆录》，页303，三联书店，1999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沉乃璋（1966年10月6日，服毒，见《北京大学纪事》下册）、北京大学中文系62级学生沈达力（生前被打成“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动学生，1966年3月17日，见《北京大学纪事》下册）、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1966年10月18日，见《北京大学纪事》下册）、中共新北大领导小组负责人崔雄昆（1968年，投水）、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杨复明（1966年9月14日）、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陈同庆（1968年8月28日，服毒）、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1966年12月16日）、作家马寒冰（服毒）、作曲家李劫夫（1976年）、郭世英（1968年4月22日，跳楼）、郭民英（1968年）、钢琴家顾圣婴（与母亲、弟弟一起，开煤气，见顾训中的“想起了顾圣婴”，1998年3月23日上海《文汇报·笔会》第8版）、良卿法师（见“良卿法师自杀之谜”，1997年4月18日《作家文摘》15版）、上海市北郊中学体育教师薜寿虎（1967年，与其妻及4岁、6岁的儿子一起，开煤气，据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袁进先生回忆）、《大公报》记者刘克林（1966年8月，见刘自立的“父亲──“堂堂之鼓，正正之旗”：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幻灭》，《北京文学》1999年6期）、施济美（自缢，见黄世瑜的“记忆中的施济美先生”，1998年4月13日上海《文汇报·笔会》12版）、乒乓球运动员姜永宁（自缢，见者永年主编的《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远方出版社 1998年）、复旦大学副校长陈传纲（1966年，服大量安眠药，见陈四益的“传纲之死”，1999年2期《随笔》杂志页80）、教师蒋荫恩（自缢，见唐振常的“旧稿旧事──忆往事之二”，1999年4月24日《文汇读书周报》3版）、学者阎简弼（倒入卡车轮底，见赵俪生的《篱槿堂自叙》页15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学者黄少荃（自缢，见赵俪生的《篱槿堂自叙》页15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汪璧（顾准的妻子，吞服大量消毒用的“来沙尔”药水，见高建国的《顾准全传》页588，上海文艺出版社）、佟霭成（自缢，见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页193，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珠江电影制片厂编剧孙笑林（1967年，自缢，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刘纳女士回忆）、珠江电影厂演员黄玉中（1968年，跳楼，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刘纳女士回忆）、武汉大学教授杨端六（1966年）、天津河北梆子剧院著名青衣演员韩俊卿（服毒）、复旦大学哲学系总支副书记郭仁杰（1967年，见葛剑雄的《悠悠长水──谭基骧后传》页1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南开大学外语系教授吴恕求（1966年7月9日，服毒，据南开大学张汉如教授回忆）、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陈天池（1968年12月20日，自缢，据南开大学张汉如教授回忆）、南开大学经济系讲师孙兆禄（1969年1月24日，跳楼，据南开大学张汉如教授回忆）、南开大学数学系讲师孙凤池（1971年4月25日，自缢，据南开大学张汉如教授回忆）、北京大学西语系教师吴兴华（1966年，斯坦福大学教师王友琴回忆）、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教师徐月如和程远（1968年，斯坦福大学教师王友琴回忆）、北京大学西语系西班牙语教师蒙复地（1968年，斯坦福大学教师王友琴女士回忆）、上海市北郊中学高中学生李大申（1975年，跳楼，斯坦福大学教师王友琴女士回忆）、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王祖华（撞向汽车，见谢蔚明的“早期的《文汇月刊》和他的作者们”，《山西文学》，2001年2期）、其母张启行（服毒）、其父王熊飞（1969年，自缢）、小说《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1967年，自缢）、留美归国博士肖光琰（一家三口被迫相继自杀）、作家白辛（1966年9月，服毒）。
[22] 翦伯赞（1989年生，武昌商专毕业，留学美国，生前工作单位北京大学，死于1968年）、傅雷（1908年生，留学法国，生前工作单位上海文联，死于1966年，自缢）、老舍（生于1899年，北京师范毕业，留学英国，生前工作单位北京文联，死于1966年，投水）、储安平（生于1909年，光华大学毕业，留学英国，生前工作单位九三学社，死于1966年，投水）、李广田（生于1906年，北京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云南大学、死于1968年，跳池）、陈梦家（生于1911年，燕京大学毕业，留学美国，生前工作单位中科院考古所，死于1966年，自缢）、邓拓（生于1912年，光华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北京市委，死于1966年，自缢）、范长江（生于1909年，北京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新华社，死于1970年，跳井）、许政扬（生于1926年，燕京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南开大学，死于1967年，投水）、汪钱（生于1916年，西南联大毕业，生前工作单位北京大学，死于1966年）、赵宗复（生于1915年，燕京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太原工大，死于1966年，跳楼）、姚溱（生于1921年，大同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中宣部，死于1966年，自缢）、李平心（生于 1907年，上海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华东师大，死于1966年）、杨刚（生于1905年，燕京大学毕业，留学美国，生前工作单位《人民日报》社，死于1957年，自缢）、闻捷（生于1923年，生前工作单位上海作协，死于1971年，煤气中毒）、田家英（生于1922年，生前工作单位中共中央办公厅，死于1966年，自缢）、张宗燧（生于1915年，西南联大毕业，生前工作单位中科院物理所，死于1969年，自缢）、张宗颖（生于1917年，西南联大毕业，生前工作单位中科院社会所，死于1957年，自缢）、陈笑雨（生于1917年，生前工作单位人民日报社，死于1966年，投水）、饶毓泰（生于1891年，中国公学毕业，留学美国，生前工作单位南开大学，死于1968年，自缢）、谢家荣（生于1898年，留学美国，生前工作单位中科院地质所，死于1966年）、卢作孚（生于1893年，生前工作单位四川省政协，死于1952年）、言慧珠（生于1919年，生前工作单位上海戏校，死于1966年，自缢）、上官云珠（生于1920年，生前工作单位上影，死于1968年，跳楼）、叶以群（生于1920年，留学日本，生前工作单位上海文联，死于1966年，跳楼）、郑思群（生于1912年，留学日本，生前工作单位重庆大学，死于1966年，割腕）、杨朔（生于 1913年，生前工作单位全国总工会，死于1968年）、刘盼遂（生于1896年，山西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北师大，死于1966年）、田羽翔（生于 1900年，北京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山西大学，死于1957年，自缢）、王重民（生于1903年，生前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死于1975年，自缢）、顾而已（生于1915年，生前工作单位上影，死于1970年，自缢）、刘绶松（生于 1912年，西南联大毕业，生前工作单位武汉大学，死于1969年，自缢）、陈琏（生于1919年，西南联大毕业，生前工作单位华东局宣传部，死于1967年，跳楼）、张若名（生于 1902年，天津女子师范毕业，留学法国，生前工作单位云南大学，死于1958年，投河）、方书春（生于1916年，中山大学毕业，留学美国，生前工作单位北京大学，死于1957年，自缢）、罗广斌（生于1924年，西南联大毕业，生前工作单位四川文联，死于1967年，跳楼）、周瘦鹃（生于1894年，生前工作单位苏州博物馆，死于1968年，投井）、冯大海（生于1927年，北京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中国作协，死于1967年，投河）、孟秋江（生于1910年，生前工作单位天津市委统战部，死于1967年）。
[23] 季羡林曾说：“我用不着把历史上和当前的自杀案例一一都搜集齐全，然后再从中抽绎出理论来。仅就我上面提到的一些案例，就能抽绎出不少的理论来。使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我能够把历史上出现的自杀方式按社会发展的程序分成不同的类型。悬梁、跳井，大概是最古老的方式，也是生命力最强的方式，从原始社会，经过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能使用。今天也还没有绝迹。可谓数千年一贯制了。氰化钾是科学发达国家法西斯头子的专用品。剖腹或跳入火山口恐怕只限于日本，别国人是学不来的。这方式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同样可以使用。至于切开动脉仅限于懂点生理学的知识分子，一般老百姓是不懂得的。不过，我想，这也恐怕仅限于由于脑力劳动过度而患神经衰弱的知识分子，终日锄地的农民是不懂得服安眠药的。我为什么说它是资本主义方式呢？中药也有镇静剂；但药力微弱，催眠则可，自杀不行。现在世纪上流行的安眠药多半出自资本主义国家。所以说它是资本主义方式。服安眠药自杀最保险，最无痛苦。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优越性之一吧。”出处同注[18]。
[24] 爱米尔·杜尔凯姆，《自杀论》，第128、174、20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25] 陈丹晨，《在历史的边缘》，第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北京。
[26] 见丁抒的文章，载金钟主编的《共产中国五十年》，第216页，开放杂志社，1999年10月，香港。
[27] 陈丹晨在一篇比较中西作家自杀现象的文章中认为：“在古代历史上，这种社会动乱，政治黑暗，专制迫害等等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诗人作家处境十分艰难，一般却并不选择自尽方法，而寻找了另一出路。”他认为，这与中国文人的生死观有关。“中国传统文人中，包括儒、佛、道各家在生死问题上有一点绝对相似的是重生轻死。”出处同注[25]，第27、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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