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个记忆深刻的春节是上世纪60年代中叶，应该是我9岁那年的春节，因为一直记得那年过年时穿的一件新灯芯绒外套。这两天把老照片找出来翻翻，证实了我的记忆。虽然那时我家的经济条件不算差，但是新衣服也只有过年过节才有得穿。看那时的照片，这件衣服穿了好两年，几年后的照片里还是穿着这件衣服，衣服已经短得下摆飘在肚子上了，说明这件灯芯绒外套应该是当时唯一一件比较像样的冬季服装。
对那年春节记忆深刻的还有另两件事。一个是记得大年夜时家里灯光明亮，厨房里奶奶妈妈忙着烧煮，爸爸在客厅正中天花板上挂了个大红灯笼，显得特别喜庆洋洋。上海不像北方农村，过年没有贴对联剪窗花挂灯笼的习俗，那是自我记事以来唯一一次家里过年挂红灯笼等装饰的。那个灯笼不是自家做的，是从店里买来的。
记忆顶顶深刻的是吃完年夜饭后父母给每个孩子发了一大堆爆竹（上海人叫炮仗）和花炮。哥哥们都高兴得上窜下跳，跑出跑进，有的拿着香，有的拿着纸捻子，有的干脆就拿一根爸爸的香烟来点炮仗和花炮。那时那种一串一百个的小炮仗舍不得一下子放完，拆散了放口袋里，一个一个掏出来慢慢放，啪的响一下，啪的又响一下，听着就心满意足。有一种细细的像一根香似的烟花，拿在手里点着了，磁磁磁地火花四射，很好看。还有一种冲天炮，像火箭一样，在屁股后面点着，它脱手后刷刷刷冒着火花往高空窜。我那时胆子小，不敢把爆竹和烟花拿在手里放，胆战心惊地点上引信后不管着没着就赶快扔出去，结果好多没点着都浪费了。
哥哥们都有自己的爆竹，顾不了理我。我口袋里揣着小炮仗，手里拿着冲天炮，跟在哥哥们后面，我后面则跟了一堆邻居男孩，都抢着要帮我放炮仗，其实是借我的炮仗过他们自己的瘾。最后的高潮是大家围在一起看放花炮。爸爸拿出一堆花炮，有在地上转圈的，有像夜明珠升空的，有像礼花四射的。现在想来那年算是在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动乱之间一个政治上相对平静，物质上相对富足的年代，父母工作相对顺利心情好，这些都从过年上体现出来。唯一的遗憾是，我那件新外套不小心被爆竹炸了一个小洞，不过后来经妈妈巧手修补好，看不出痕迹了。
(二)
如果说对童年时春节的回忆大都是有关玩乐和吃喝的，那么一想起少年时代的春节，脑海里跳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干活”。上世纪70年代初，家里四个哥哥都被上山下乡去了农村和边疆，我已上中学，能够帮助奶奶干活了。春节总是在寒假期间，所以节前要做的各种杂事，比如打扫卫生，置办年货等等，就理所当然地落在我的头上了。
过年前的大扫除，我的第一任务是擦玻璃窗。先用抹布蘸水擦去积灰，然后用旧报纸把玻璃两面打光擦亮。上海的冬天阴冷，我每年手上都要生冻疮，手在冷水中洗抹布觉得像上刑罚一样。在寒冷的空气中用报纸擦玻璃窗的滋味也好不到哪里去。好不容易把前前后后的玻璃窗都擦干净了，赶紧到奶奶生的火盆边上烤手取暖。过年还有一项活儿是给地板打蜡，这事的困难程度也不小。记得好像房管所一年就在春节前发一次蜡，排队领来蜡后，找合适的一天开始打蜡。打蜡前先要把家里的家具主要是桌椅板凳啥的移来挪去，空出地方来，用回丝或旧布把蜡在地板上薄薄地抹一层，然后等几个时辰，蜡干了以后用一个很沉很沉的蜡拖把在地板上来回拖，让地板光亮。
说这事困难程度不小倒不是因为蜡拖把相对于我那时矮小的身躯来说很沉重，说找合适的一天也不是等黄道吉日，而是因为整个大楼几十户人家只有两个蜡拖把供各家轮流使用，为了争抢这个拖把邻居之间没少闹矛盾。后来爸爸到旧货店和单位里找来材料自己做了一个才算解决了问题。记得那个蜡拖把的柄是爸爸单位下属一个剧团的道具-孙悟空的金箍棒，反正文革了，那些“四旧”戏也不演了，道具也没用了，做了拖把柄算是物尽其用了吧。
过年前办年货是千家万户的头等大事。那时全中国都处于疯狂的非正常状态，“革命”一直在抓，“生产”基本瘫痪，结果就是物资极度匮乏。那时的上海基本上所有的生活必须品都是按人头凭票证供应，保证饿不死，活不好。过年时政府按惯例要增配各类食品，鸡鸭鱼肉豆制品，白糖鸡蛋什锦糖，并供应一些平时不供应的货物比如年糕，粉丝，赤豆，干果等等。
哥哥们离开上海时户口都被注销了，我家从8人的大户变成了4人的小户(奶奶，父母和我)，各类票证一下子缩水好多，比如本来大户可以买一只大公鸡三斤带鱼的，现在成了小户只能买一只小母鸡两斤带鱼了。不过好在哥哥们回家探亲时都会想法设法竭尽所能带些当地的土特产，记得在淮北的大哥二哥带回麻油红枣花生米，山芋粉丝黑芝麻，甲鱼猪肚老母鸡等等，在黑龙江的三哥四哥带过带黄豆白糖葵花籽，金针木耳猴头菇等等。得益于几个哥哥当搬运工，我家的物质供应在当时的上海和大多数邻居相比算是相当丰富的。
过年前除了打扫卫生，绝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准备吃上面。清晨三四点被奶奶拖起来睡眼朦胧地跟着去小菜场排队买鸡鸭鱼肉豆制品，白天去南货店(不知为啥叫南货店)买各种凭票还要排队的年货 – 糯米芝麻年糕粉丝赤豆和炒货(所谓炒货是指花生或花生米，葵花籽或南瓜子，香榧子或核桃等等，都是只能挑一种买)。买回家后，炒瓜子炒花生都是我的任务，炒花生要用沙炒，炒瓜子火不能大怕炒焦了。好像是无穷无尽地炒呀炒呀，炒了一锅又一锅，炒完后奶奶把花生装在一个大蓝花瓷瓶里，把瓜子用个大铁桶装上，春节有客人来时拿出来招待用。
还有更多要吃的要准备。买来的年糕三根一排横竖交叉叠着，要把它们一根一根掰开，放水里泡软，然后切成薄片，再晒干以供今后一年享用。切年糕片比炒瓜子花生更单调更吃力，因为年糕即使泡过水还是很硬，切时要用力操刀才行，每每切到虎口发红爆裂。上海人年初一早晨要吃汤圆，汤圆是用水磨糯米粉包黑洋沙猪油馅做成的。这些都是要从原始材料开始准备起的。磨水磨粉有专门的小石磨，我家没有，要到妈妈的同事家借用。
跟着妈妈提着糯米和锅子等一应物件去她同事家，花一下午一勺米一杯水的慢慢把糯米磨成粉浆盛在锅里，拿回家来后滤去水，把粉摊开在竹匾上晾干，这样保存的时间可以稍微长点。做汤圆是比较轻松开心的事。妈妈已经把馅心用猪板油黑芝麻和糖搓成一个个小圆子，只要掐一小团水磨粉，用拇指揿成小碗状，把馅心放进去后合拢搓圆就成了。
另外一个非我莫属的任务是做蛋饺。上海人年夜饭的饭桌上一定有一道菜叫全家福，基本食材是肉圆肉皮蛋饺粉丝笋片熏鱼等。虽然每家人家可能放不同的东西，蛋饺一定是必不可少的。蛋饺型似金元宝，讨个来年财源滚滚的吉利意思。好像每个上海小姑娘都学过做蛋饺。拿一个钢宗(铝)汤勺在火上烧热，倒一点点油在勺子里荡一荡，倒一勺蛋液进去，把勺子一转，一张蛋皮就摊好了，放上一撮拌好的肉馅，把蛋皮一角折过来盖住肉馅，一个半圆形的蛋饺就做好了。做蛋饺通常是节前我该干的活中的最后一项，在大年三十做完后就开开心心等过年了。
（三）
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在邮局当投递员，送信送报。上海的邮局一年365天都开门营业，送信送报也是保证每天两次不脱班，所以邮局职工是轮休制，休息日是错开的。那时是工作六天休息一天。我刚进邮局时轮到每星期四休息，这样碰到节假日不是星期四时我就不能休息，所以在邮局工作期间过的春节大多数时候是在上班。春节三天(初一至初三)是国定假日，上班算加班，每天发三倍的工资。虽然过年上班每天有三倍的工资，但作为小青年的我，钱不是主要关心的东西，过年可以和亲人相聚，放假可以和朋友一起玩耍才是更有吸引力的事。进邮局后过的第一个春节也是这辈子忘不了的。
我进邮局工作是在10月下旬，被分配到一个主要是棚户区的地段送信报。那个地方当时属于城郊结合部(现在已经是内环以内的好地段了)，棚户区里的房子大多是乱搭建的，不像传统的里弄或工人新村那么整齐，门牌号码杂乱无章的程度旁人无法想象，比如一个号码可以有好几家住着，有的前门后门分开互不搭界，有的号码还派生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等，但却又不是按这个顺序排列的。所以送了一两个月信报，我还没把地界上的门牌号码搞清楚，更别说记熟在心。
那时上海几乎每家都有人(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等)在外地生活工作,过年前习惯要写信寄钱寄物品给上海的亲人，所以信件汇款包裹比平常日子要翻几番。还有一个稀罕物件叫年历片，现在人可能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当时可是非常流行的过年赠送佳品。年历片像信用卡这么大小，一套几张至十几张，正面印有各种美女花卉风景等图案，背面印有当年的年历。这种年历片花钱还买不到，全靠单位发或有门路搞来。很多人怕丢失，会用挂号信寄送给亲友。这些汇款包裹单挂号信都是要收件人盖章签收的，遇到家里没人，还要第二次第三次投送。
随着冬天的日头越来越短，手上的邮件越来越多，可我对投送地段还没有完全熟悉，每次出班投递所需时间也越来越长。每每天已经漆黑了，可我还有好多邮件没送完，借着昏暗的路灯看看手上待送的邮件(有的地方连路灯都没有，要敲门借住户家里的灯看地址)，再看看乱七八糟的巷子，不知道要找的门牌在哪里，那时可真是想哭啊。还好我们的投递班长，一位老复员军人，常来帮助我，好几次他送完自己的信件，看到天黑了我还没回局交差就来地界上找我，帮我送完剩余的邮件。幸亏有他的帮助，那年的大年三十我得以在7点之前送完所有邮件，赶在年夜团圆饭开席之前回到家中。
棚户区里的小孩淘气的比较多，欺负我是新手，不知道他们是哪家的孩子，经常来给我捣蛋。最常见的是我送完一份邮件刚要偏腿上车前行时，忽然钻出几个小孩来拉住我的自行车后架不让我走，等我停下来，他们就一哄而散逃走了，这样反复的拉锯战最后是以某一位大人出来喝住小孩才告结束。过年前后，又是寒假期间，这些淘气孩子整天在外面玩耍，对我的骚扰有增无减。有一日，又看见那几个常常给我捣乱的小孩在我必经之路上，我硬着头皮骑车过去，就听见鞭炮声大作，忽然感到脖子后面一热，同时闻到一股焦毛味道。原来有一个炮仗扔到我脑后脖子处，把那里的头发烧焦了。这回我再也没忍住，回到邮局就哭开了。(一直想写写投递生涯的酸甜苦辣，这可以算是“辣”的一部分。)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