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有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当年，列宁和俄共搞的那场以所谓“十月革命”为标志的共产主义试验，确实赢得了相当一部分中国青年精英的关注、好感和向往，其中不仅有后来成为中共创始人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还包括胡适、鲁迅和徐志摩等文化名人，甚至连蒋介石也在这份名单上，可见所谓“俄国革命”、“俄国道路”的迷惑性与蛊惑力。
其实，当年受迷惑和蛊惑的不止是中国的精英人物，在西方，许多知识精英同样也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心向往之。
据个例子说，20世纪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是西方世界当时的公知领袖、才子班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刚爆发时，他既兴奋又期待，他不断向英国驻彼得格勒的大使打听俄国的近况，却因为隔得太远不得要领。
1920年，罗素甚至亲自去了一趟俄国，与列宁等人做了长谈。就在这之后，他对“俄国革命”的看法改变了。
亲自了解到俄国情况的罗素认为，列宁的理论有两大谬误：一个是人性上的，一个是理论上的。
人性上的谬误，是幻想通过宣扬仇恨，以斗争的形式促成美好结果，以天下大乱带来天下大治——却不去想，那些养成仇恨习惯的人，一旦得逞，就会马不停蹄寻找新的仇恨目标。
理论上的谬误，则在于他们坚信，经济力量是唯一起支配作用的权力形式，如果国家成为唯一的资本家，就能马上消除剥削和压迫。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只是造出了更加可怖的结果。
后来罗素写了“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对在俄国发生的一些事情公开进行了否定的判断。罗素认为，古今中外的人们总在幻想“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革命”，这样的想法很不错，但只能是痴人说梦。因为事实恰恰证明，给人类带来了最多、最大灾难的，正是那些高尚的野蛮和狂热的信仰。
当年，罗素这种不与时俱进的反对态度惹恼了很多人，罗素成了当时舆论的靶子，左右两派都给他起了外号。
罗素还因为自己的观点，引发了不小的家庭内部矛盾，夫妻关系也搞得很狼狈。
罗素《论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甫一出版，徐志摩就找来读了，他还针对俄国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俄国人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与那天堂中间隔着一座血海，人类得渡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于是，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胡适当时还没弄明白，也不遗余力地为苏联鼓掌，他认为苏联人是理想主义的政治家，正在做一个空前伟大的政治实验。
为此，徐志摩曾经专门与胡适展开讨论，胡适后来的转变和认识应该也与徐志摩的影响有关。
离开俄国后，罗素应梁启超邀请来华讲学，对俄国模式提出批评，罗素对俄国的态度影响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罗素的态度。
罗素来中国后，力挺俄国的鲁迅先生率先发难，写文章讽刺罗素。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陈望道、邵力子、蔡和森等人火力全开，讥评四起。
今年是中共建党一百年。了解中共的人都知道，中共发动的所谓“中国革命”，抄的就是“俄国革命”的作业。如果说“俄国革命”带给俄国的巨大灾难，为罗素当年对这场所谓革命的洞见提供了注脚，那么“中国革命”带给中华民族长达一百年的巨大灾难则再次印证了罗素的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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