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9日 星期四

2012年前中國六個龍年大事記

龍年往往是中國巨變之年 從1940至2012年間的六個龍年都是中國發生大變之年

龍年在中國人傳說中是變革之年,大變之年。讓我們來看看2012年之前的六個龍年中國發生的大事記。(攝影: 林伯東 / 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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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2年01月02日訊】(大紀元記者唐文、穆清綜合報導)龍年在中國人傳說中是變革之年,歷來都孕育着人間的大轉折,暗示和決定着人類社會的未來走向。讓我們看看中國2012年之前的六個龍年發生的大事。從中也許可以發現歷史的一些奧秘和軌跡,或許能受到一些啟發,把握2012龍年的巨大變遷與機遇。

1、皖南事變(1940年)

在中共黨史中,1941年1月6日(1940龍年12月9日)發生的「皖南事變」被描繪成是國民黨頑固派蓄意製造的震驚中外的反共陰謀事件,但越來越多的史料及專家研究顯示,該事件的起因和背景是因中共不抗日,偷襲屠殺抗日國軍所致。而中共藉此一事變,將反對合法國民政府的顛覆行動推向了高潮,並流毒至今。


新四軍自成立以來,就從來只圖發展和擴張,從來只打友軍,不打日軍。 (網絡圖片)

*「皖南事變」前 中共屠殺國軍6萬

1940年底,何應欽、白崇禧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名義,強令黃河以南的新四軍、八路軍在一個月內全部撤到江北,中共不聽指揮,在拖延了不少時日後,於1941年1月4日下令新四軍軍部及所屬的支隊9,000多人由雲嶺出發北移。6日,當部隊行至皖南涇縣茂林時,遭到國民黨軍8萬多人的伏擊,新四軍除2,000人突圍外大部份被俘或陣亡。軍長葉挺與國民黨軍隊談判時被扣押,項英、周子昆被中共內部叛徒殺害。

而在「皖南事變」之前10個月,1940年3月,盤踞於河北河南交界地帶的中共八路軍施展陰謀詭計,突襲全殲了三個軍共6萬多人,這些人準備從山西南部開往河北、穿過太行山打開一條通道、以便使後面的國軍能夠進入河北省向日本軍發動全面攻擊,但是他們卻沒有動不足50英里外的日軍。而蔣介石卻為了在盟國面前保全中國人沒內鬨的面子,對此事不予公佈。英國雷震遠、雷鳴遠神父所寫的書——《內在的敵人》,揭露了中共不抗日,卻偷襲屠殺抗戰國軍的罪行。

新四軍是打內戰先鋒 未與日本侵略者打過一仗

旅美著名歷史學家辛灝年揭露,近年來解放軍的一些軍史專家們在對新四軍軍史的深入研究中感到了深深的痛苦。因為他們發現,如果說八路軍還勉強配合國民黨軍隊打了一場平型關戰鬥和所謂百團大戰的話,那新四軍非但沒有與日本侵略者打過一仗,而且純粹是打內戰的先鋒、主力與禍水,甚至是中共通敵賣國的主要執行者。

早在1937年8月1日,即盧溝橋事變後不久,中共中央就發出了「關於對南方各游擊區的指示」。該指示明確指出,紅軍游擊隊在保存和改編革命武裝以及保證黨的絕對領導的原則下,可以與當地國民黨進行談判,改變番號,以取得合法地位。中共南方各地殘餘武裝和零散武裝人員,正是在這一指示下,開始接受國民政府改編而集結成為新四軍的,並「接受最高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

可是,拿著國民黨軍餉的新四軍卻聽命於延安的毛澤東和中共。據辛灝年先生的研究,中共一再指示,要保證中共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新四軍只圖擴張和發展,如有人妨礙和阻止新四軍的發展與擴張,能堅決消滅者則堅決的消滅之;新四軍只准相機襲擊偽軍和只在需要時才允許迎擊小股日軍。

所謂著名的韋崗戰役、黃橋戰役,即七戰七捷,以及西路戰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內戰,即全部打的是國民黨正在抗日的「頑固派」,他們打贏了,便是打擊國民黨「頑固派」的勝利;打輸了,便是國民黨「頑固派」打擊了「抗日」的新四軍。

「皖南事變」後,周恩來在重慶國統區發行的《新華日報》上倒打一耙,將「千古奇冤、江南一葉」的天大謊言撒遍全國,並流毒至今。中共更藉此一事變,將反對合法國民政府的顛覆行動推向了高潮,將中共分裂、擴張和賣國的罪行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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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共「三反」「五反」運動(1952年)


三反五反」時期的街頭宣傳標語和宣傳畫 (網絡圖片)

1952年上半年,為應對「抗美援朝」戰爭引發的嚴重財政危機,中共發動針對城鄉民族資產階級的「五反」運動,資本家和業主被迫上交資產,甚至被逼自殺,拉開了中共從政治和經濟兩方面一舉消滅民族資產階級的序幕。

1950年10月25日,中共毛澤東發動「抗美援朝」戰爭,至1953年7月27日談判停戰,中國不只犧牲了百萬生命,全國人民還不得不節衣縮食,最大限度支援朝鮮前線。著名作家張戎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說:這場戰爭使中國當時每年60%以上的國民經濟總產值被吞噬,還背上了從蘇聯那裏貸款購買軍火的沉重包袱。

資料顯示,中共打韓戰共欠下蘇俄戰爭軍火款(本息)達20億美元。1951年冬天,中共為解決朝鮮戰爭帶來的財政困難,在全國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增產節約運動。1951年11月,增產節約運動上升為打擊黨政幹部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

1952年1月26日,中共發出《關於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鬥爭的指示》,發動針對城鄉民族資產階級的「五反運動」,即「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經濟情報」。


上海黃浦區國際貿易業的資本家排隊向「五反」委員會遞交坦白書(網絡圖片)

*民族資本家被逼自殺

1952年2月上旬,五反運動首先在各大城市開始,並且很快形成高潮,其中以有著眾多資本家的商業中心上海為第一目標。資本家或白天黑夜被叫去「交代問題」,或被帶到私設公堂審問,強迫「交代罪行」。在腥風血雨中,資本家、業主、商販被迫上交了他們的資產;更有不少資本家因不堪屈辱而自殺。自殺者的遺書有一個普遍的特點,為了死後不再給家屬以任何的麻煩,總是痛罵自己一頓,然後再歌頌一番中共當局。

上海工商界自殺的,以三月底四月初為最多,因為那時除「五反」之外,還要催逼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稅。自殺者多選擇跳樓而不是去跳黃浦江,因為如果去跳黃浦江,中共見不到屍體,就會說其去了香港,而繼續逼迫家屬,所以只能跳樓而死,讓中共看見屍體死了心。時任中共上海市長的陳毅,每天早上他讓部下匯報說「又有多少空降兵、降落傘」,這個「降落傘」和「空降兵」是陳毅以調侃的心態來形容資本家自殺的情況。

至1952年5月「五反」運動基本結束時,到底有多少資本家成為「空降兵」至今仍是個謎。根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數據,在「三反五反」中,有32萬3千1百多人被逮捕,280餘人自殺或失蹤。

*中共在經濟領域確立專制統治

學者李昌玉表示,名義上向違法的資本家開展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和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實質是中共當局要「把資產階級搞臭,邊緣化,反動化,從而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一舉達到『控制』資產階級的預期目的。」

緊隨「五反」運動,1953年中共又頒布「統購統銷政策」,強行毀滅歷經晚清和民國近百年的奮鬥才得以發展的市場經濟及其體制,強制架構專制權力型經濟、即無計劃的所謂中央計劃經濟。1954年,中共又發佈了「將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成公私合營的決定」。至此,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被徹底消滅,隨後開展的農村集體化運動,把剛分給農民的土地又奪回來,中共在經濟領域確立了專制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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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四清運動」預演「文革」(1964年)

由於50年代末毛澤東發起的「大躍進」運動,造成空前的大饑荒,毛的威望一落千丈。1964年,處於內外交困中的毛澤東通過鼓吹「反修防修」、重提階級鬥爭而發動「四清運動」。該運動從開始整肅農村基層幹部、平息農民對「大躍進」的怨氣,到將鬥爭矛頭對準對其威望和權力威脅最大的劉少奇; 「四清運動」在實踐上成為「文化大革命」的預演。

*毛澤東內外交困

1958至1960年的「大躍進」造成中國有史以來一場最大的持續了三年的饑荒,三、四千萬人無辜死亡,使下至老百姓,上至中共高級官員怨聲載道。毛澤東在黨內聲望遭遇嚴重挑戰。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毛澤東在會上被迫作自我批評,承認中共中央犯了主觀主義和脫離群眾的錯誤。劉少奇在大會上作口頭報告時,批評大躍進,「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關於造成困難局面的原因,劉少奇說有天災,也有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即人禍;「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七千人大會」之後,劉少奇還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另一方面,1963年7月中蘇兩黨會談後,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兩黨意識形態分歧已經從內部討論發展到公開論戰。毛澤東從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親自主持撰寫了9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同時中蘇邊界摩擦加劇,蘇聯在蘇中邊界地區加強了軍事部署和調動。

毛澤東擔心中共內部也會出現赫魯曉夫式的奪權者,1963年5月,他在杭州主持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集中討論國內防修和國際上反修問題。1964年4月毛接見日共代表庫田里見等人時說:中共黨內有赫魯曉夫的同志。

*四清運動 從整肅農村基層幹部開始

「大躍進」運動後,農民餓死無數,輿論怨聲載道,中共高層策劃把農民的怨氣轉到基層幹部身上。整肅農村基層幹部的四清運動也就應運而生。一般以1963年5月20日為正式起點。四清運動最初是「清工分,清賬目,清財物,清倉庫」,農村的四清運動與城市裡的五反運動合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四清」期間被看押的「四類分子」。 (網絡圖片)

1964年8月5日,中共成立「四清」指揮部,劉少奇親自掛帥,在「四清」運動前期,毛澤東和劉少奇幾乎完全一致,彼此呼應烘托相當默契。

但不久,1964年12月15~28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討論「四清」問題時,毛澤東開始透露出其矛頭所向。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對「四清」運動性質的評判上發生分歧,嚴厲批評劉少奇,並指責說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毛還對劉說:「你有甚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

*四清運動變身成針對劉少奇 文革的一次預演

在隨後召開的政治局生活會上,當劉少奇被勸檢討自己對「主席不夠尊重」時,毛當場頂了回去,說:「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來不讓步的。」

實際上,有報導稱,在「四清」運動期間,讓毛澤東不安的是,劉少奇在黨內各級幹部中的威望大有超過他之勢,這讓毛心裏很不是滋味。

1965年1月,中共中央把四清運動重新定義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這時四清運動已經從經濟清查轉變為意識形態運動,這一轉變持續不久就被文化大革命運動所替代。


四清運動中 「四類分子」 陪斗「四不清」幹部。(網絡圖片)

1970年12月18日,當毛澤東的老朋友、美國記者斯諾問他是在甚麼時候感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時,毛澤東答道:「那就早咯。1965年1 月,二十三條發表。二十三條中間第一條就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

大多數學者認為,「四清」運動最嚴重的是使毛澤東產生了對劉少奇的不信任,從而埋下了發動「革命的種子」,確立了主要的鬥爭目標和手段,在實踐上成為「文化大革命」的預演。

文革開始,時任中共國家主席的劉少奇被打倒,並被迫害致死。有學者表示,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矛盾的實質是劉少奇對毛澤東獨裁地位的挑戰與威脅和毛對這種挑戰與威脅的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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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澤東死 「四人幫」被捕成文革替罪羊(1976年)

1976年,中共「三巨頭」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去世,自然界也異象頻出。毛澤東9月9日死後不到一個月,包括毛澤東遺孀江青在內的「四人幫」在懷仁堂事變中被抓捕,成為中共十年文革浩劫的替罪羊,被指控「篡黨奪權」。


1980年11月27日,「四人幫」成員被特別法庭審判、定罪,成中共「文革」替罪羊。(AFP ImageForum)

毛澤東去世 死前異兆

1976年9月9日凌晨,毛澤東在北京去世,終年83歲。據張戎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中透露,毛澤東臨死前數天,床邊有以華國鋒為首的中共政治局成員晝夜值班,江青最後也參加,但站在毛的床後,因為毛一清醒看見她,就顯得煩躁反感。毛的兒女一個也不在身邊。

9月8日,毛曾從昏睡中醒來,聲音微弱地說:「我很難受,叫醫生來。」這是毛說的最後一句話。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時十分,毛澤東死了。他的腦子直到臨終都保持清晰,清晰地轉動著一個念頭:他自己和他的權力。

1976年3月8日,東北吉林地區降落了一次世界罕見的隕石雨,也是中國迄今最大的一次。其中最大的一塊隕石重達1770千克,是世界上已知最重的石隕石。7月28日凌晨,河北唐山發生了7.8級強烈地震,導致24萬2千多人死亡、16萬4千多人受傷。

毛澤東聽聞隕石雨消息後曾若有所思地說,「中國有一派學說,叫做天人感應。說的是人間有甚麼大變動,大自然就會有所表示,給人們預報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天搖地動,天上掉下大石頭,就是要死人哩。」而聽到唐山大地震消息後,毛澤東曾號啕大哭。民間解讀隕石雨已預兆毛死亡,而唐山大地震24萬多死者被指是為毛陪葬。

據毛澤東的管家吳連登揭露,1975年12月26日,毛澤東82歲生日時,廚師為他特別制的壽麵,在下鍋的時候一節節斷碎在鍋裡,沒有一根是整的。這一幕驚呆了所有廚師。而毛澤東至死都不知道他最後一個生日吃到嘴裡的是廚師應急所用的普通掛麵。

懷仁堂事變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死亡。不到一個月,1976年10月6日,時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聯同中共元老葉劍英、李先念,以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名義,把「四人幫」哄騙到中南海懷仁堂,並由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中央警衛局局長汪東興協助把 「四人幫」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一一拘留,繼 而隔離審查。10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的通知》,列舉「四人幫」的罪狀以及對他們實行隔離審查 的原因。

一般以「四人幫」被抓事件作為「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標誌。懷仁堂事變由於整個過程沒有經過法律程序而是靠軍隊(警衛部隊)完成,被認為是一種政變。

「四人幫」成中共文革替罪羊

「四人幫」被捕後不久,1977年,鄧小平在「永不翻案」保證下和部份中共元老支持下復出。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鄧小平逐漸成為中共實際的最高領導人。在他的倡導下,1980年中共對四人幫和林彪兩個集團進行審判和定罪。

1981年6月27日,鄧小平主導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將「文革」定性為「由領導者(毛澤東)錯誤發動,被江青(「四人幫」)和林彪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有學者稱,以鄧小平為代表的新一代中共領導人之所以要顛倒黑白,硬說林彪、「四人幫」利用了毛澤東發動的「文革」,目的是為了讓林彪、「四人幫」充當「文革」的「替罪羊」,從而推卸毛和共產黨的罪責,讓中共的獨裁統治繼續苟延殘喘下去,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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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物價闖關」失敗、搶購潮(1988年)

1988年秋季爆發的物價暴漲和搶購潮,被認為是中國自1978年改革以來最大的一次經濟失控。中共國家物價局的《中國物價年鑑》記載:「1988年是我國自1950年以來物價上漲幅度最大、通貨膨脹明顯加劇的一年。」這一年也成為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命運的轉折點、中共走向全面腐敗的關鍵點,從此經濟改革成為服務於中共權勢集團利益的工具。


1988年9月10日,湖北武漢青山友誼商店,人們隔著鐵柵欄搶購黃金首飾 (網絡圖片)

鄧小平力促「物價闖關」政策出台

1985年1月,中共當局取消了工業品生產資料超產部份最多只能加價20%的限制,價格「雙軌制」(是指同一產品計劃內部份實行國家定價,計劃外部份實行市場調節價的制度。)全面鋪開。隨即,工業品生產資料市場價節節上漲,與計劃價的差距越來越大。中共官員紛紛「停薪留職」、「下海」。憑藉權力和關係「下海」,官員把計劃內的「平價」貨弄到手,再「議價」賣出去,大賺差價。一時間,中國社會貪腐猖獗,物價逐年上漲,貧富懸殊,民怨沸騰。

自鄧小平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由於只改經濟不改政治,1988年,中共經濟改革進入了膠著階段,無論是企業改革還是宏觀調控體系的改革都停滯不前,通貨膨脹蠢蠢欲動。

中共高層把制度性通貨膨脹簡單化地理解為「雙軌價」的產物,以為儘快實行價格體系改革,把「雙軌價」合而為一,就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通貨膨脹問題。

1988年5月初,時任中共軍委主席的鄧小平直接干預具體經濟政策,要求政治局常委會研究,在三到五年內完成價格改革。5月16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主持中共政治局常委會決定,價格改革基本設想是:價格連漲5年,年漲10%,工資也連漲5年,年漲10%以上。

但鄧小平不滿意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認為求穩有餘、「衝勁」不足,從5月19日到6月3日利用會見外賓的機會,鄧小平連續放話,宣佈中共政府已經決定實行「價格改革」。

中共當局要「價格闖關」的消息不脛而走,立即在社會上引發心理恐慌,全國範圍內出現銀行擠兌和商品搶購潮,物價迅速上漲。1988年7月,中共統計局公佈的物價上漲幅度為19.3%,為1978年以來的最高記錄。

1988年8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式通過價格、工資改革方案。8月19日清晨,價格闖關的消息被公佈後,當天爆發更大搶購潮。

*瘋狂搶購潮

據中共官方統計,1988年8月,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商品零售總額增加了13%,其中糧食增銷30.9%,電視機增銷56%,電冰箱增銷 82.8%,洗衣機增銷130%。8月份城鄉儲蓄存款減少26.1億元。


1988年《商業週刊》上刊登的照片,這一年的上海由於通貨膨脹,市民開始瘋狂搶購金銀首飾等硬通貨 (網絡圖片)

中國價格協會會長王永治描述當時情形說,「人們都瘋了,見東西就買,不管需要不需要,也不在意質量好壞,冰箱有冷氣就要,電視機出圖像就抱。」

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商店開門後兩三個小時,原計劃賣一天的名煙名酒即被掃蕩一空;盛夏時節,杭州的毛衣毛褲櫃檯前排起了長龍;武漢有人買回 200公斤食鹽……。與商店一樣人滿為患的還有銀行,儲戶蜂擁而來,致使多家銀行紛紛告急。湖北某縣銀行因拿不出錢,櫃檯被憤怒的人群掀翻在地。

8月下旬,搶購達到高潮時,上海等地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恢復憑票供應生活必需品的老辦法。

*經濟失控 趙紫陽替鄧小平揹黑鍋

全國性的恐慌性搶購潮造成的經濟失控嚴重動搖了國民經濟,中共當局於1988年9月不得不宣佈放棄「物價闖關」決策,同時決定嚴格控制物價,實行「治理整頓」,八十年代的經濟改革就此停頓。

「物價闖關」失敗後,鄧小平不願出面承擔本應由他來承擔的政治責任,而是讓趙紫陽出面在1988年9月中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檢討承認「價格闖關」決策考慮不周。趙紫陽的政治形象和實際地位因此大受傷害,並為日後「六四」期間鄧小平與趙紫陽的衝突埋下了伏筆;而反對經濟改革的陳雲、姚依林等人隨後在經濟決策方面佔了上風。

「價格闖關」失敗 醞釀「六四」危機

「價格闖關」錯誤決策的失敗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不滿,此後不久,1989年以學生為主要力量的民主運動爆發,趙紫陽因反對鄧小平用野戰軍鎮壓和平示威的學生和市民的決定,被迫離開中共政治舞台,並被剝奪人身自由。

時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現為美國《當代中國研究》雜誌主編的程曉農博士表示,1988年是趙紫陽命運的一個轉折點,也是中共走向全面腐敗、中國兩極分化快速加劇等局面的一個關鍵點。從此,經濟改革在中國變成服務於中共權勢集團利益的工具,中共領導集團越來越露骨地把剝奪壓制民眾當成維持統治的基本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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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世紀偽案-天安門「自焚」(2000年)

2001年1月23日(2000龍年12月29日除夕)中共炮製了震驚中外旨在誣陷法輪功的「天安門自焚」事件,成為它在國際上無法擺脫的夢魘。在此之前的1999年7月,前中共黨魁江澤民出於妒忌,發起鎮壓法輪功的運動,但法輪功的「真善忍」理念深入人心,江鎮壓不下去,因而挑起「天安門自焚」事件,煽動民眾對法輪功的仇恨,強行繼續鎮壓,然而反助法輪功弘揚到全世界,十年來國內外廣大民眾越來越認清中共的邪惡,中共政權岌岌可危。


法輪功自1992年傳出後,以其「真善忍」的道德理念和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在海內外民間迅速傳播。圖為上千名來自全球的法輪功學員在紐約曼哈頓中央公園集體煉功。(攝影﹕戴兵/大紀元)

法輪功自1992年傳出 獲一千六百多項褒獎

法輪功自1992年傳出後,以其「真善忍」的道德理念和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在海內外民間迅速傳播。近二十年來已經弘揚110多個國家和地區,廣獲各國政府與議會一千六百多項褒獎。

據中共公安部調查,1999年初,中國大陸至少有7,000萬人學練法輪功,其人數超過中共黨員數目。法輪功學員中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家人、部長級高官、軍隊實力派人物,還有教授、名人、富商及社會各界民眾。

江澤民1999年發動鎮壓受抵制

前中共黨魁江澤民出於妒忌之心,認為「法輪功在跟中共爭奪群眾」,他利用中共歷年來練就的邪惡手段,在1999年7月20日,不顧政治局其他常委的反對,悍然發動了對法輪功學員的鎮壓。

中共利用一切手段誣陷迫害法輪功,從「不讓吃藥」到「自殺」「殺人」等,電視、廣播、報紙、雜誌,鋪天蓋地搞「大批判」,人們被逼表態與法輪功「劃清界限」。不過讓江澤民大失所望的是,儘管動用了黨、政、軍、文教、外交、經濟等一切手段,「三個月消滅法輪功」的狂言徹底落空,民眾對鎮壓法輪功並不感興趣,很多地方中共的迫害政策受到各方或明或暗的抵制。

*為強行維持迫害 中共編造自焚偽案


央視天安門自焚鏡頭的慢動作重放證實劉春玲是被警察打死,天安門自焚是中共策劃的一場騙局。

為了強行繼續推行對法輪功的鎮壓,煽動中國民眾對法輪功的仇恨,羅干與專門鎮壓法輪功而成立的610辦公室,河南公安廳、中央電視台等部門,在2001年1月23日((2000龍年12月29日(除夕日))下午,炮製了「天安門自焚事件」,中共喉舌第一時間報導此案誣陷法輪功,但漏洞百出。

*「自焚」騙局漏洞百出

如果把中央電視台的「天安門自焚事件」錄像畫面進行慢鏡頭分析,以及觀察整個事件,便會發現很多疑點,證明這場「自焚」事件完全是一個精心設置的陰謀與騙局。

一、在「自焚」事件中被大面積燒傷的小女孩劉思影氣管被切開後,四天就能接受採訪並能唱歌。

二、「焦點訪談」錄影證實,劉春玲沒被火燒死,卻被警察用重物擊打頭部倒下。

三、天安門巡邏的警察幾分鐘內從兩輛警車裡拿出二十多個滅火器和滅火毯「應付」「自焚」突發事件。

四、北京積水潭醫院治療「自焚」大面積燒傷者,不作任何防護。允許記者近距離採訪,所有被嚴重燒傷的人都被緊緊的用紗布包裹,完全違反醫學常識。

五、王進東在自焚時衣服已被「燒」焦,但是最易燃燒的頭髮還在頭上,他腿間的盛滿汽油的雪碧瓶卻完好無損。在他喊出那句似是而非的口號之前,警察手中的滅火毯卻在他頭上悠閒的搖晃很久,沒有絲毫滅火的急迫。

六、在央視和新華社的「自焚」報導中,先後出現了三個不同的「王進東」。台灣大學語音識別實驗室受「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委託,對王進東的聲音作了語音鑑定,得出明確結論:《焦點訪談》第一集中的王進東與後來的王進東不是同一人。「追查國際」經可靠途徑查獲:參與「自焚」的「王進東」是由一名現役軍人扮演。


2001年1月23日,中共江、羅集團在天安門導演了震驚世界的「自焚」偽案,用來構陷法輪功。中共先後披露的三個「王進東」,根本不是同一個人。(大紀元資料圖)(攝影: / 大紀元)

不僅上述造假鑿痕太過明顯,《華盛頓郵報》在二零零一年二月四日頭版頭條發表了調查報告《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國的黑幕——當自焚的動機乃是加強對法輪功的鬥爭》。郵報記者菲力蒲.潘親自到自焚身亡的劉春玲的家鄉開封實地調查,鄰居們說從來沒有人看見過劉春玲煉法輪功。

*國際揭露騙局 中共醜行曝光

2001年8月14日在聯合國會議上,「國際教育發展組織」就「天安門自焚事件」,強烈譴責中共當局的「國家恐怖主義行徑」:所謂「天安門自焚事件」是對法輪功的構陷,涉及驚人的陰謀與謀殺。聲明指出:錄影分析表明,整個事件是「政府一手導演的」。中共代表團面對確鑿的證據,沒有辯詞。該聲明已被聯合國備案。

2002年1月北美中文電視台「新唐人」製作了揭露2001年「天安門自焚真相」的記錄片《偽火》(False Fire),該片從各國參賽的六百多部影片中脫穎而出,於2003年11月8日榮獲第51屆哥倫布國際電影電視節榮譽獎。該獎項在記錄片領域享有盛譽,其歷史僅次於「奧斯卡」。

*自焚偽案製片人陳虻遭惡報

被「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列入追查名單的陳虻是中共央視《焦點訪談》欄目《天安門自焚》記錄片的製片人。陳虻積極主動參與製作了這毒害億萬人的謊言。2001年他在加州一個研討會上所說,「新聞在我看來並沒有甚麼真實性」,「誰給我飯吃,我就給誰賣命。」

2008年12月23日,49歲的中共副處級幹部陳虻,在發現胃癌的9個月後痛苦的死在北京腫瘤醫院。

另一個央視主播羅京2009年6月5日由於淋巴結癌不治死亡,死時僅48歲。據報導,羅京在患病期間,口腔嚴重潰瘍,舌頭潰爛,疼痛難忍,不能說話。羅京自中共鎮壓法輪功以來,播報了大量誣蔑法輪功的假新聞,特別是「天安門自焚」,配合江氏集團栽贓、陷害法輪功,掀起廣大民眾對法輪功的仇恨,使中共發起了更大規模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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